保持长久合伙制，从培训继承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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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彼此之间非常信任，甚至在21世纪初就拟定了一份股东协议。拟定该协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持未来各自的继承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他们都十分重视建立能指导后代维持合作伙伴的规则——这三个人一共有11个孩子。

雷曼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在1966年，他的首任妻子玛丽亚·德·桑·蒂亚戈·丹塔斯·肯塔尔（Maria de San Tiago Dantas Quental，简称托蒂）来自里约热内卢的上流社会，是一位迷人、优雅的心理分析学家。他们有3个孩子，分别是安娜·维多利亚（Anna Victoria）、豪尔赫·保罗（Jorge Paulo）和豪尔赫·费利佩（Jorge Felipe）。1986年，两人离婚。2005年，托蒂不幸死于癌症。根据雷曼制定的规则，他的孩子不能在任何一家由他掌控的公司里工作。保罗和费利佩决定以自己的方式进入金融市场。保罗拥有波利克斯（Pollux）投资管理公司，费利佩则在2012年将自己的弗洛（Flow）经纪公司出售给复数（Plural）银行。（费利佩仍是复数银行的合伙人。）安娜则对金融市场没有一点兴趣，喜欢研究心理学。

离婚五年后，雷曼娶了苏珊娜。苏珊娜来自苏黎世，当时在瑞士-巴西学校当老师。她刚到巴西时几乎一个人也不认识，因此没多久就拨通了雷曼的电话，号码来自雷曼的堂兄弟。苏珊娜在瑞士时曾与后者住在同一个镇上。

雷曼被她深深吸引了。苏珊娜和他一样浑身散发着“爱运动、爱生活”的热情。她热爱跑步、骑自行车，每天都早睡早起。她还喜欢到偏远的地方旅行，特别是那些适合运动锻炼的地方。几年后，她开了一家名为马多埃特（Matuete）的旅行社。他们有3个孩子，分别是马克（Marc）、劳拉（Lara）和吉姆（Kim）。到2013年时，雷曼已经有了8个孙子和孙女。

马塞尔有两个儿子，分别是克里斯蒂安（Christian）和马克斯（Max）。这两个孩子都是马塞尔的第二任妻子比安卡（Bianka）所生。然而，这段婚姻只维持到2009年。2012年末，他与自己结识了三十多年的朋友法布莉西亚·戈维亚（Fabrizzia Gouveia）步入婚姻的殿堂。虽然他的孩子知道自己不能在父亲的公司工作，但要使他们理解加兰蒂亚合伙人所定的规则并不容易。多年前，马塞尔在哈佛大学学习一门课程时，他决定把克里斯蒂安带在身边。这个11岁的男孩对眼前的美国大学兴致勃勃，而且还听说了美洲饮料公司。他说，将来在这家啤酒公司工作肯定很棒。这时，马塞尔告诉他，根据公司的规定，这种情况是明令禁止的。所有合伙人的孩子最多只能在公司里实习一年，然后就得离开公司。男孩听了父亲的解释后很失望，但也很安静。

“如果合伙人的亲属能进到公司工作，那么像薄睿拓和若昂·卡斯特罗·内维斯（Joao Castro Neves）[17]这样的家族以外的优秀年轻人就很难脱颖而出，”马塞尔曾这么评价这一政策，“我们每年会收到7万份实习申请。那么，我的基因真有这么强大，就因为是我的孩子，就比从7万人里层层筛选出来的人才更优秀？我不仅不相信这样的遗传奇迹，而且我认为这还会导致加兰蒂亚的企业文化的消逝。”

贝托是“三剑客”当中唯一只结过一次婚的人。他与塞西莉亚·保拉·马查多（Cecilia de Paula Machado）于1979年结婚。塞西莉亚来自著名的甘勒·保拉·马查多（Guinle de Paula Machado）家族。该家族曾拥有强大的商业实力，从桑托斯港的建设和经营，到瓦西钢铁公司（Companhia Siderurgica Nacional）及科帕卡瓦纳皇宫酒店的创建，都能看到该家族的身影。然而，随着辉煌岁月的逝去，马查多家族逐渐没落，并开始出售其所有的资产。1997年，该家族仅剩的博阿维斯塔银行（Banco Boavista）也被卖掉了。贝托与妻子育有3个女儿，分别是塞西莉亚（Cecilia）、海伦娜（Helena）和海萝薇莎（Heloisa）。

尽管雷曼、马塞尔及贝托的孩子不在其父亲的公司里工作，但他们也必须承担起作为继承者的角色。他们从很早就开始接受一系列培训。所有女性都要上会计课。年轻人必须学习理财的知识，并且还得在由经济学家丹尼·拉帕波特（Dany Rappaport）协助经营的小型投资基金上进行实操。此外，三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每年都会聚集一次，共度周末。这些聚会不仅是为了让他们更了解彼此，也是为了让他们了解自己未来的角色。伊塔乌联合银行（Itau Unibanco）的CEO罗伯托·塞图巴尔和若热·盖尔道曾受邀参加过这些聚会，并分享了各自在管理家族企业中积累的经验。大人们经常会鼓励孩子们描述在生活中为接受教育，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在2011年的聚会上，海萝薇莎讲述了她在美洲饮料实习的经历。在整个实习期里，她所受到的待遇与其他项目成员毫无二致，而且还要承担搬运啤酒箱的任务。作为接班人，他们唯一能享受的特权，就是无须经过选拔过程。

接着，继承人陆续开始在董事会中露面了。例如，保罗就进入了美洲饮料和美洲商店董事会。2014年，他又接替父亲雷曼的位置，加入了百威英博的董事会。当然，雷曼还有权在百威英博董事会占第二个席位，而该席位目前暂时由罗伯托·汤普森占据。费利佩是圣卡洛斯（Sao Carlos）及由美洲商店掌控的电商公司B2W董事会的董事。塞西莉亚则进入了美洲商店的董事会，同时也是圣卡洛斯董事会的候补成员。

对于自己这一辈人所创立的公司，合伙人们希望继承人经过充分准备后能保持其长期可持续发展。雷曼及其合伙人的资产，会根据不同的公司情况，在他们之中按一定比例分配。例如，在百威英博，他们共有18.62%的股权，其中雷曼分得10.31%（其股份又平均分给了他的两个家庭），马塞尔分得4.6%，而贝托则分得3.71%。另外，他们共有43.99%的美洲商店的股份，雷曼分得19.89%，贝托分得14.67%，马塞尔分得9.43%。圣卡洛斯是唯一马塞尔和贝托分得相同股份的公司，两人各有16.86%，而雷曼则分得20.13%，加起来共占总股份的53.85%。

“我们的投资合在一起会比分散开来更值钱，”雷曼曾说，“所有这些针对下一代的培训都是为了让继承人们能团结在一起，为他们的财富感到自豪，并保卫它。”

假如说费尔南德斯离开加兰蒂亚意味着雷曼、马塞尔和贝托三人帝国的确立与形成，那么这个转变也给费尔南德斯带来了从头创立一家公司，并大展“鸿鹄之志”的机会。他的选择是让加兰蒂亚的历史重演。

作为百达的舵手，费尔南德斯将他从雷曼身上学到的一切都用到了这家新银行。精英体制、合作关系、竞争环境、半年考核、激励人心的奖金，所有这一切都被这家新银行所采用。百达一直保留着这种模式，直到其在2006年被瑞士联合银行收购。作为该银行的管理层，吉尔伯托·赛沃（Gilberto Sayao）很了解这种工作方式。1991年，从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毕业后不久，他便进入了百达实习。三年后，他便被晋升为这家银行的合伙人。2012年，已经41岁的吉尔伯托掌管着芬奇资产管理公司（Vinci Partners）。在谈及加兰蒂亚和他工作了近二十年的百达银行时，他这样评价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合作伙伴关系及精英体制的理念，是加兰蒂亚和百达的支柱。在巴西，几乎没有企业像这样让你成为合伙人；没有企业那么重视变动收入，给你激动人心的奖金和较低的固定工资；也没有公司会要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甚至给他机会，就如我在百达的情况一样。百达像加兰蒂亚一样，你从一开始就有资格获得奖金。如果有人问及我当时的薪水，我甚至都不记得了。最主要的还是奖金。接着，你会成为准合伙人，然后是合伙人。直到那时，你就可以向本公司贷款来购买公司的股票，并用将来的奖金偿还。这样的模式与加兰蒂亚一模一样。此外，其他任何的福利都将与你无缘。汽车？俱乐部会员？算了吧，这都是钱，明白吗？你只能用自己的钱来做你想做的事情。”

应该说，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不稳定，为加兰蒂亚和百达这样新创立的银行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一系列动真格的经济计划，比如1986年的克鲁扎多计划（Cruzado），1987年的布雷塞尔计划（Bresser），1989年的夏日计划（Summer），1990年的科洛尔计划（Collor）；货币上的覆雨翻云，从克鲁塞罗（Cruzeiro）到克鲁扎多，然后到克鲁扎多诺（Cruzado novo），最后回到克鲁塞罗；还有到1989年时已达到不可思议的1 973%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些都为银行提供了大量生意。尽管在这一时期，巴西人民的平均收入原地踏步，但银行却赚得盆满钵满。这一切主要归功于为政府债务融资。

乘着这股春风，百达开始腾飞。前10年，其年平均增长率为33%，而费尔南德斯拥有的个人资产也水涨船高，差不多有6亿美元。一切都表明，他离开加兰蒂亚并创立百达绝对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在他的新银行中，费尔南德斯用自己富有创造力的才华及勇敢无畏的心，向整个金融市场展现了什么是真正的银行家。

另外，费尔南德斯也曾有机会报复贝托。当初，正是贝托在他退出加兰蒂亚的问题上不依不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