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离，费尔南德斯被百达踢出了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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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德斯创立了一家成功的银行，他还从加兰蒂亚那里“偷”来了一位重要的CEO。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旁观者而言，他似乎意气风发、所向披靡。然而，在百达内部，情况截然不同。

百达未来究竟要走向何方，是否该将它转型为零售银行？它的合伙人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自成立以来的15年里，百达作为一家充满进取精神的投资银行，已经积累了不少声誉和财富。费尔南德斯准备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推动百达走上另一条路，如销售优质债券和保险、私人退休金计划等业务，而这一切的前提当然是说服合伙人认同自己的想法。当时，他计划的第一步是从银行家佩德罗·孔德（Pedro Conde）手里买下BCN。然而，其合伙人中没有一个对他的这个想法感兴趣。涉足太多的业务种类显然是有风险的，而费尔南德斯自己本应清楚这一点。

1993年，费尔南德斯用自己150万美元的资金买下了贝纳通公司在巴西的业务。然而，其实他对自己买的东西一窍不通。

“无论是银行界还是时尚界，你总是在推销想法。”费尔南德斯在1994年这样说道，试图以此证明两个不相干的行业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然而，在经历了两年的亏损后，他不得不把公司这些业务又卖给了意大利人。此外，他还用自己的钱收购了纺织公司特巴（Teba）。不过，这笔投资也失败了。这家公司在1996年和1997年累计共亏损4 300万巴西雷亚尔。

无论是百达还是加兰蒂亚，尽量在个人生活中表现低调是大家都会追求的价值观。然而，费尔南德斯后来越来越偏离了这种价值观。不过，他对于各式宴会的痴迷，并没能帮助自己改善与合伙人之间的关系。1993年，他组织了两场迄今仍被里约热内卢上流社会津津乐道的活动。第一场是庆祝百达成立10周年的大型聚会，他想要向5 000位宾客，尤其是雷曼，展现离开加兰蒂亚后自己有多么成功。雷曼一直以来都认为费尔南德斯在加兰蒂亚银行经营初期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当天他仍以一如继往地以朴素装扮到场。另一场大型聚会是在那年的新年前夜，费尔南德斯向近600位宾客打开了玛兰姆拜亚（Fazenda Marambaia）的大门。这是彼得罗波利斯（Petropolis）外的一座宏伟的建筑，其花园由布雷·马克斯（Burle Marx）设计。整座庄园当时到处都涌动着香槟酒的气味。

保罗·格德斯和安德烈·贾科斯基对百达转型为零售银行这种浮夸的计划十分不满，从而成为第一批因此而离开公司的人。1998年，他们拂袖而去。而在此两年前，雷纳托·布朗夫曼其实就已先走了。这些元老的离开，无疑给年轻的合伙人提供了增持股份的空间。他们是安德烈·埃斯特韦斯（Andre Esteves）、吉尔伯托·赛沃、马塞洛·塞尔法蒂（Marcelo Serfaty）和爱德华多·普拉斯（Eduardo Plass）。费尔南德斯面临的最大麻烦是，这四个人竟然比之前的那些“老顽固”更加敌视他的计划。而且，他们还趁着费尔南德斯个人投资失败的时机向他发难，迫使财力紧张的他出售自己在百达的部分股份。

这些年轻人提议，愿意出钱为费尔南德斯的亏损埋单，但作为交换，银行将由他们来管控，尽管费尔南德斯仍将持有51%的百达股份。费尔南德斯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这4个人。1998年8月，一篇刊登在《Veja》杂志上的文章写到，费尔南德斯在听取年轻合伙人们的提议后，便找了个借口去洗手间，然后就消失了，直到3天后才回到办公室。他深深地陷入了困境中，并感到孤立无援。除了要面对财务困难外，他还被背叛感折磨着，这样年轻人能到达今天的地位，显然离不开自己一直以来对他们的信任和提携。他会失去一切权力，这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的股份将逐渐缩减，直到他被迫将CEO一职让给爱德华多。1999年年中，在与4位年轻合伙人的角力中费尔南德斯感到身心俱疲，于是他将自己持有的最后的股份都卖给了自己口中的“男孩们”。他以9%的股份拿到了5 500万巴西雷亚尔，并带着某种精神挫败感离开了百达银行。

赶走费尔南德斯之后，这些年轻的合伙人保持了自加兰蒂亚引入的精英文化。和雷曼的银行一样，百达逐渐被那些有才华、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视为赚钱的跳板。无论这些人是来自高贵之家，还是来自于普通寒门，百达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快捷通道。2006年，瑞士联合银行以26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百达。这一交易造就了两位亿万富翁：吉尔伯托和安德烈。费尔南德斯离开百达银行后，他们成为主要合伙人，各持有30%的股份。这笔交易也让安德烈开始在世界级的平台上大显身手。安德烈是来自蒂茹卡的数学硕士，他出身于里约热内卢的中产阶级，曾干过交易员。交易结束后，他与家人搬到伦敦，开始负责瑞士联合银行的固定收益部门。

安德烈刚涉足世界金融市场，便开始规划起下一步动作来。瑞士联合银行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了沉痛打击，安德烈因此看到了买下这家银行的机会。为了达成这个交易，他向雷曼提出了融资请求。然而，雷曼在通盘考虑后拒绝了他。这次失败的收购尝试让安德烈与这家瑞士企业的关系陷入了僵局。2008年，他不得不回到巴西，创立了银行与贸易集团（BTG）。这个名称在巴西金融市场拥有了一个更具象征性的解读：重返赛场（Back to the Game）。BTG成立一年后，安德烈就以比他当年卖给瑞士人时低得多的价格回购了百达。

精英体制和合作伙伴关系，是BTG的企业文化精髓，而这显然是安德烈借用来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喜欢与人争辩，做事非常大胆。令人羡慕的是，他与巴西政府存在着绝佳的关系。在不到4年时间里，安德烈就将BTG百达打造成了巴西最大的投资银行。它经营的业务非常广泛，比如私募股权、财富管理和零售。最后面的这项业务购自深陷债务泥潭的泛美银行（Panamericano）。许多跟随BTG百达一起飞黄腾达的人认为，安德烈可能加速得太快了。

吉尔伯托的风格则完全不同。他无意离开一直居住的里约热内卢，并继续领导着百达资本合伙公司（Pactual Capital Partners，简称PCP）。这是一家管理银行合伙人财产的私募股权基金公司。与瑞士联合银行签署协议中规定的限制期限过去后，吉尔伯托成立了芬奇合伙公司。这家资产管理公司目前掌管的资金总额超过了150亿巴西雷亚尔。这笔资金被分散地投在了不同行业的公司，从时尚企业到农业综合企业。吉尔伯托称，他再也不打算拥有任何一家银行了。

1989年，在30年没有直接选举的情况下，巴西正筹备新总统大选。其中，有两位候选人很出众。第一位是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Fernando Collor de Mello）。他是一位很年轻的政治家，曾因在担任阿拉戈阿斯州（Alogoas）州长期间，公开谴责特权而声名远播。另一位是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卢拉出生于伯南布哥州，是前工会成员，代表巴西劳工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简称PT）。选民们对这两人都不了解，但卢拉让巴西的各商界领袖不寒而栗。他们担心卢拉上台后会采取一系列左倾政策，比如冻结价格，增加额外的所得税，强化政府权威，引入农业改革从而打击农业企业，等等。圣保罗州商业联合会（Fiesp）主席马里奥·阿马托（Mario Amato）甚至公开宣称，如果这位劳工党的候选人获胜，80万商业领袖将会离开这个国家。

雷曼并不想与任何一位候选人走得太近。尽管他也认识巴西政府里的一些重要人物，但混迹于巴西利亚政治圈并不是他的风格。据1994年《访谈》（Interview）杂志报道，在那之前，他只偶然私下见过科洛尔一次。那是一个雨天，在里约热内卢市中心，科洛尔拦下了雷曼叫的同一辆出租车。经过讨论谁乘坐这辆车后，他们决定一起乘车，因为他们是往同一个方向走的。科洛尔没有认出这位银行家，但雷曼认出了这位来自东北部并开始闻名于全巴西的年轻政治家。

科洛尔和他的女伴坐在后排，并用英语聊天。雷曼则坐在前排副驾驶的位子上。科洛尔当时一直在抱怨，对一些商人的行为很不满，特别提到了雷曼。雷曼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直到他实在听不下去了，他告诉后排的两位自己会说英语。科洛尔则继续他的批判，不过改用了法语。当雷曼到达目的地准备下车时，他看着科洛尔说：“你的法语和你的英语一样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