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质量管理，贯彻PDCA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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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砍掉成本、招贤纳士、为所有人设立目标、给优秀人才以非凡报酬，在推进这些改革措施期间，巴塞尔还得到了一位工程教授的及时帮助。20世纪90年代初期，巴西企业必须在巴西部际价格委员会（当地称为CIP）的密切监督下开展业务。这是一个隶属于巴西联邦政府的机构，负责21类产品（包括啤酒）的价格监管。这个机构的工作量显然是很疯狂的，300多名工作人员每月要分析1 200份提价申请。当然，这个机构也严重制约了企业的效率。这是因为价格是否能调整，取决于产品的成本计算表（成本越高，被允许涨价的机会越大）。马塞尔就深受这种管控措施所害。
当一群联邦警察出现在博浪啤酒总部，并要抓捕负责价格上调的人时，马塞尔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公司律师建议马塞尔藏在浴室里，但他没有听取这个建议。于是，博浪啤酒高管们开始花时间向警察解释，公司并未违反价格冻结规定，只是在价格上加上了工业产品税，即IPI。
马塞尔显然被惊吓到了，并从这次插曲中吸取了教训。他决定当自己想再次提高啤酒价格时，一定要通过正常的程序。他还在巴西利亚安排了一次与巴西经济部长多拉西亚·韦尔内克（DoratheaWerneck）的会谈。在会谈中，部长问他博浪啤酒为何只提高价格，而不是加大投入以提高其生产力。部长还建议他去见一下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州克里斯蒂诺奥拓尼基金会（Christinao Ottoni Foundation）的文森特·法尔科尼（Vicente Falconi）教授。法尔科尼过去10年间一直在对日本企业进行实地调研。这使得他成为巴西顶尖的管理方法专家。法尔科尼毕业于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还在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现在是一位冶金工程师。尽管马塞尔没听说过这位教授，但他还是认为谨遵部长的建议是明智之举。当然，这与讨好部长以便获得她对涨价的许可，绝没有一点儿关系。
“巴西当时在管理方面就像野蛮的西部世界（Wild West）[23]。”法尔科尼说。
法尔科尼所使用的管理模型被简称为PDCA，意即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纠正（Act）。[24]将这个看似简单的管理模型应用于当时组织混乱的巴西企业，多少有些不切实际，而且困难极大。博浪啤酒尽管经历过加兰蒂亚团队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但在实施PDCA时，依然麻烦不断。法尔科尼在20年后仍记得当他第一次来到这家啤酒公司时的场景：
“那时博浪啤酒和巴西所有的企业一样，像是一座疯人院……没有标准可言，每个工厂都是不同的，每天也都是不同的……啤酒很不一样，品牌之间没有差异……刚开始我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甚至很难做出诊断。所有人都像是在盲人摸象。于是我们请来了一些日本人才帮助我们，并且所有博浪啤酒的总监及经理都被派到日本考察学习质量管理的意义……马塞尔对啤酒生产的过程很不满意，并邀请我去参观一家工厂。早上7点，我们到了那里，随后跟着酿酒大师在厂房里转了转。他来到一个酒罐旁，往玻璃杯里倒了点酒，嗅了嗅，便命令将温度升高。然后，他又走到另一个酒罐旁，往玻璃杯里再加了点酒，随即要求将pH值降低。一切全凭眼睛，没有任何测量……”
对于法尔科尼这种痴迷于量化管理的人来说，这种过于随性的办法是绝不能接受的。他需要证明酿酒大师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于是，他要求，从每一家自有工厂取来一瓶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段生产的啤酒。为了比较，他还从博浪拥有自建工厂的城镇上，买回了竞争对手的啤酒，并且为它们独立分类。结果令人震惊：每家工厂最终都在生产着不同的产品。在被公认为全公司最有效率的工厂所进行的测试，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该测试要求在一天中，每隔一小时从生产线上取一瓶啤酒，对其进行对比分析。同一天从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瓶装啤酒，其特性居然差别很大。当马塞尔得知调查结果时，他非常困惑。“我该怎么处理这种混乱？”他问法尔科尼。这位顾问于是建议为每家工厂的生产环节制定标准，并量化所有能量化的要素，只有符合标准的产品才能进入市场。
马塞尔很快意识到，很多人会反对这些改变。为了说服管理层接受法尔科尼的指令，他决定将质量指数与他们的钱包挂钩。
“上到总监，下到车间员工，马塞尔给所有在工厂工作的人员设立了目标：如果工厂在第一年没有达到50%的质量目标，所有人都不会有奖金，”法尔科尼说道，“第二年他把目标提高到75%，第三年到95%。这足以消除我们工作的任何阻力。”这位教授的方法开始逐渐移植到公司的其他部门，不管是销售、行政还是物流，所有部门都包括在内。百威英博遍及全球的11.6万名员工如今都有个人的目标，这是按照公司的主要指导原则细分下来的。这位工程教授后来被马塞尔聘请为顾问。1997年，他还成为在公司董事会上获得席位的第一个外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尔科尼的身影也出现在由“三剑客”控制的其他公司。例如，他于1992年开始在美洲商店工作。
“在费尔南多·科洛尔总统被弹劾的当天，我穿上西装前往贝洛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费尔森回忆道，应马塞尔的要求，他前往米纳斯吉拉斯为美洲商店聘请这位顾问，“法尔科尼要参加那里的一个活动，礼堂坐满了人。当巴西国歌奏起时，这个举止如日本人般恭敬得体的人出现了。当我看到所有这些礼节时，我想‘我这是在哪儿呢？’”
接下来的几年里，几乎所有GP的项目法尔科尼以及他的团队都会介入。
如今，已经72岁的法尔科尼仍会参与他为“三剑客”负责咨询的项目。尤其是美洲饮料，他在该公司的董事会有一个席位。法尔科尼冷静的风格和苍白的头发，很容易被初次见他的人误认为是一位安静年迈的绅士。然而，他仍以铁拳掌控着数据、数字和结果，而且除非达到他自己设定的目标，否则他不会满意。2011年中期，他与美洲饮料的高管组成了一个工作组，以降低工厂员工的流失率。2010年，这一比例约为20%，而法尔科尼的目标是在5年内将这一比例降低至6%。
“我们正在创造新的方式，让工人们感觉他们得到了更好的赏识，因为只靠报酬本身是不够的，”他说，“现在我们会做一切去庆祝。如果这个人已经在公司工作10年了，你必须用某种方式来庆祝这一时刻，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庆祝。”
经济学家爱德华多·詹内蒂·德·丰塞卡（Eduardo Giannetti da Fonseca）写过好几本书。他是圣保罗英士博（Insper）商学院的教授，并在加兰蒂亚工作过一周。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
“1994年，我受哈达德邀请到加兰蒂亚做演讲。当时我刚出版了自己的书《利益均沾》（Viciosprivados, benefciospublicos）[25]，并结束了在英国剑桥大学的7年之旅，返回巴西。演讲后几天，哈达德邀请我到银行共进午餐。当我到那里时，雷曼及阿方索·塞尔索·帕斯托雷（Affonso Celso Pastore）也在，他们突然邀请我到投资银行来担任经济学家。于是我动心了。我刚过30岁，之前一直待在学术的象牙塔里。我很好奇地想拥有经营投资银行的实践经验，而且这个提议在金钱方面也很有吸引力。
我答应试试，但很快发现这是一个与我格格不入的世界。我习惯于学术界的象牙之旅，而加兰蒂亚的节奏则是疯狂的。没有人有时间解释每个区域的运作，这让我很受困扰，因为我对金融市场的运作模式了解得不深。公司里每个人对工作的热情近乎疯狂。早上7点开始开会决定银行的策略，下午5点当我很想回家和家人在一起时，我发现还没有人走，而我不想做第一个走的人。直到近七八点时大家才开始离开银行。我记得自己身心俱疲地走上保利斯塔大街（Avenida Paulista），感觉像被一辆大卡车撞倒了。然而，每名员工都接受了这种节奏，因为一种令人兴奋的感觉以及可以赚很多钱的机会。我记得有一位交易员利用他的午餐时间去上直升机飞行课。想象一下，这是他找到的放松的方式！”
“我父亲曾在圣保罗一家非常传统的银行担任总监，他的生活方式与这里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有一间办公室、一个秘书和一个戴着手套给他递咖啡的服务生，这与加兰蒂亚完全不同。一次在工作日间隙，股市正全力上涨时，我斗胆打开一本书学习了一下。大家惊讶地盯着我，好像我是外星人似的，于是我想离开。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银行并不适合自己，我没有坚持完一周。当我告诉他们我不会留下来时，雷曼给出了一个幽默的回复。‘我以为你会给这些人带来一点文化。’他说。”
“这群聚集在雷曼身边的人，可能是20世纪下半叶巴西企业史上最重要的一群人。但那种生活绝对不属于我。”
如果詹内蒂适应了加兰蒂亚的企业文化，他本来也可以赚很多钱。该银行那几年非常成功，尤其是1994年，其业绩创了纪录。所有大型交易都由加兰蒂亚经手，它成为外国投资者的主要选择，而后者之所以想把钱投在巴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合伙人弗莱德·帕卡德。多年来，他一直不遗余力地设法吸引国际资本。加兰蒂亚的经纪业务是全巴西最强大的，其所负责的交易几乎占到那年圣保罗股票市场总交易额的7%，而且这并没有算入这家银行外包给其他经纪公司的交易数额。公司净收入高达近10亿美元，其中90%分配给了322名员工。
在雷曼所推崇的精英体制下，一些人赚得比其他人多。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埃里克·伊梅是一位不到30岁的出色交易员，可能没人比他更开心了。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以及前加兰蒂亚员工所说，他赚了2 000万美元。即便在今天，这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那么想象一下近二十年前它是怎样的一笔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