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金会中贯彻自身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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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雷曼来说，重要的是他的公司及慈善项目的可持续性，而且随着他从所控股公司的日常管理中退下，他开始专注于教育项目。

他大约1/3的时间会花在艾斯特达教育基金会及雷曼基金会上，两者都遵循严谨的文化并追求卓越，这符合他一直提倡的企业文化。除了精益的结构，两个基金会联合聘用的员工不到25人，所有员工都有目标需要达成。三位合伙人于1991年创立的艾斯特达基金会已向529位海内外巴西学生提供了研究生学业资助，每一个获得批准的人都会经由这三人进行评估。其中一个经历过这种漏斗式筛选过程的学生是来自巴西南部班内苏尔银行（Banrisul）的前CEO马蒂斯·班代拉（Mateus Bandeira）。班代拉目前负责法尔科尼创办的一家咨询公司。其他曾在这三位合伙人掌控的公司里担任高级职位并获得过资助的人包括若昂和希斯。

雷曼就像艾斯特达教育基金会的国际大使一样到处跑。有赖于他与国外大学的紧密联系，艾斯特达基金会会定期邀请全球顶级大学的教授到巴西来给学生们做演讲。例如，基金会在2011年年初邀请了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后者讲述在自己哈佛大学学习的经历。哈佛大学的校友及大捐赠家雷曼担任了她的演讲主持，并陪同她参加了与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的会面。

雷曼在雷曼基金会上也排了满满的活动日程，该基金由雷曼创立于2002年，旨在帮助提高巴西公共教育的质量。第一个项目便是为公立学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提供培训。

近年来，雷曼基金会已经引起了更多的国际关注。2012年，它与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创建了巴西教育领域的创业与创新研究中心；同时它还与哈佛大学及伊利诺伊大学建立了另外两个国际合作关系，向专注研究巴西的学生、学者提供资助。2013年1月，被称为“比尔·盖茨的老师”的美国人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53]到访巴西，介绍其独特的教育方法，该方法已经给世界各地的教育带来革命性变化，这些讲座的视频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雷曼基金会于2012年与可汗学院（Khan Academy）达成协议，将其课程翻译成葡萄牙语。

马塞尔和贝托不仅参与艾斯特达基金会，同时还拥有自己的慈善项目。马塞尔的项目是伊斯马特基金（Ismart），一个向低收入背景的学生提供资助，从而让其进入高等私立学府的非政府组织。他是这个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也参与遴选最终获得资助的学生。至今已有超过1 000名学生受惠。贝托则将其时间分别用在两个基金会上。第一个是奉献基金（Endeavor），这是一个为企业家提供支持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多亏贝托的援助，它才能于2000年开始在巴西运作。从那时起，奉献基金在巴西已发展成为强大的机器，其帮助的巴西创业企业的数量倍增。除了在财务上以及通过培训、社交网络、辅导向56位商业领袖提供直接支持，奉献基金还通过在全国各地的现场及互联网向所有对创业感兴趣的人提供相关课程。奉献基金预估已直接帮助巴西创造了两万个工作岗位。2012年，贝托将奉献基金会主席一职移交给托特维斯（Totvs）的所有者拉埃西奥·科森蒂诺（LaercioCosentino），贝托则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

即使创始人已经离开，这些基金会仍然遵循三个合伙人的策略，开始靠自己的双脚行走并保持可持续性。“贝托曾告诉我，你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重要的事，都需要制度化，”若热·盖尔道回忆说，“如果不这样，就好像你什么都没做成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句话。”

贝托和盖尔道自加兰蒂亚时期便认识，而在过去10年中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贝托在慈善行业的第二个项目是旨在改善巴西政府治理的布拉瓦基金会，而盖尔道则在2000年开始了一场帮助巴西各州政府和市政府提高效率的运动。两位商人平行的路径直到2007年才开始产生交集，由盖尔道给巴西政府公共部门带来管理冲击的得力干将法尔科尼牵线。这两个人对于更高效的政府治理的追求已经触及米纳斯吉拉斯州、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伯南布哥州及里约热内卢州。2011年5月，该项目上升到联邦级别，成立了由盖尔道协调的巴西联邦政府管理和规划厅。

贝托保持着他实干的风格，不满足于只是参加与州长和政府代表的会议。

“他在里约热内卢会乔装打扮与警官会面，”一个亲近的熟人说，“因为他想亲自看看安全项目进展如何，所以他戴着棒球帽坐在房间后面，这样他就不会被认出来。”

贝托在里约热内卢州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多，为的就是改善它的政府治理。该州州长塞尔希奥·卡布拉尔（Sergio Cabral）这样表达了他对贝托所带来的“干预”的意见：

“我很荣幸能拥有贝托这样的长期顾问……我知道他在各部门之间游走并和我的工作人员谈话……他穿着破旧牛仔裤、背着背包来，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家伙，尽管他有那么多的经历，但仍表现得就像我的助理一样……我会说，他对我的政府最大的鼓励是创造精英治理。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巴西几十年来充满了与公职人员相关的虚假的平等主义立法，我们必须在现行法律中找到建立精英治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