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页
《大国大民：王志纲话说中国人》第9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马尕娃的老汤让人难忘，今日之陕西，不也正是那锅老汤吗？千年的凋敝反而让这锅老汤浓缩到了极致，随便舀出一勺，都能震惊世界：十多年前我们舀出一勺，变成曲江新区、大唐芙蓉园、皇城复兴计划，打造了闻名天下的曲江模式；四五年前咸阳市礼泉县的村民舀出一勺，成了风行全国的袁家村美食；今天抖音舀出一勺，一场“西安年·最中国”的活动，让西安一夜间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网红城市……
如今，西安人口正式突破千万，西安已经晋升为超大型城市。它是“一带一路”的起点与枢纽，也是大西部战略的支点，无数机会纷至沓来。国家中心城市、“一带一路”等利好政策，正是国家对西安的无限期待。
与此同时，西安强大的虹吸效应使其他市相形见绌，这当然也正常，西安作为省会、西北的中心城市，一城独大是其历史地理发展的必然；但是，如何让满天星斗不至于淹没在一轮明月的光辉之中，既是西安引领、带动陕西发展的责任，也同样是值得其他地市乃至省里思考的课题。
尽管已经多面开花，但一个区域的发展还是要讲究唯一性、权威性、排他性。陕西真正的长板还是文化。
所谓阅古而通今，最能代表昨天中国辉煌成就的，绝不是文化灿烂但弱不禁风的宋，也不是市民生活丰富、经济发达但宦官专权、党争纷起的明，更不是蒙满政权入主中原的元和清。
能代表昨天中国成就的到底是谁呢？很简单，就是周礼、秦制、汉习、唐风。多少年来，陕西一直是灰头土脸的代表。今天的中国聚焦了全世界的眼光，但谁也说不清中国到底是什么，从哪里来？又要到哪去？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千百年周、秦、汉、唐的积淀，压得陕西人喘不过气来。但越是沉重，越要推陈出新。
2019年国庆期间，西部三市——西安、成都、重庆——均受到热捧，游客人次均有上千万，旅游收入也创新高。其中，西安接待游客1736.74万人次，收入151.87亿元。
我们有幸深度参与过这三座城市的战略策划，也对于这种火爆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个现象再鲜明不过地宣告着大消费时代的到来，也标志了中国经济强大的内生性。
今天西安的火爆，更是陕西的缩影。这片黄土之上，有写不完的文章，做不完的课题。皇城复兴，不再是昔日自娱自乐的过家家，也不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而是明天的奶酪。
陕西这锅沉淀千年的老汤，还有太多故事可以挖掘，随便舀一勺，就足够生猛鲜活，震惊世界。关键在于，陕西，究竟准备好了吗？
发现山西
四十年看深圳，一百年看上海，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陕西，五千年看山西，看的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亭台楼阁，而是文明的生发。小则来看，山西是民族融合的熔炉；中则来看，山西是中国人文的重要孵化器；大则来看，伴随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世界急需重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最好途径，就是发现山西。
落魄山西
在今天中国的舞台上，山西的身影很模糊，既不是龙头，也不是枢纽，甚至算不上网红。如果说江西是南方的山西，山西就是北方的江西。两者均有过极为辉煌的光荣岁月，并且经历了漫长坠落，成为“无所谓中国”（在《寂寞安徽》中有详细论述）的典范。
仔细来看，江西和山西的失落还不大一样：江西是失魂，山西是落魄。失魂是小透明，落魄是老封建；失魂是没头绪，落魄是不好搞；失魂是乏善可陈，落魄是灰头土脸……总之略有不同。
与山西相比，江西前景显然更好一些。夹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两个世界级城市群之间的江西，是“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周围都是富亲戚，它们强大的溢出效应决定了江西未来不可能差到哪里去。
反观山西，西望陕西，东邻河北，南接河南，北连内蒙古，拔剑四顾，兄弟们日子都挺难。这也就罢了，偏偏山西还几乎完美避开了所有的国家重大战略。每每念及此事，不免让人叹息。
国家重大战略是地方发展的助推器。历数各大国家战略，从“东部开放”“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崛起”，到十八大以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与山西基本关系不大。即使在包含山西的“中部崛起”战略中，山西也没什么存在感。
更何况细究起来，“中部崛起”本身就是硬捏起来的概念，其内部发展严重分化。其中，安徽投靠长三角，已经被国务院接入“长三角城市群”规划中。湖南、湖北、江西则构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且已经成为国家级城市群。飞速扩张的大郑州，将来甚至可能成为全北方仅次于北京的枢纽级中心城市。唯有山西，顶着“家里有矿”的名头，东张西望，一脸迷茫。
山西印象
小时候，山西给我的印象很美妙。
1966年前后，社会的管制已经趋严，各类书籍大多被当成毒草收缴，当时十来岁的我，只好偷偷翻窗户跑到被尘封的图书馆读书，间或偷出来几张木胶唱片听。其中一大盘《小二黑结婚》的唱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郭兰英银铃般的歌声，像流水一样，清澈甘甜，响遏行云。之后我又听了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到现在我都会唱：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
在这些歌谣的熏陶下，山西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一副很清纯的形象：高天流云，溪水清冽，民风淳朴善良。日后接触多了以后，虽然觉得山西的清纯形象不再，但对山西在艺术领域的地位却认识得更加深刻。从编成于春秋时期的《诗经》中的“唐风”“魏风”十九篇——包括极负盛名的《伐檀》《硕鼠》等，到今天山西籍音乐家辈出，如郭兰英、关贵敏、阎维文、谭晶等，还有无数的民间艺人，山西可谓弦歌不绝，尤其晋北更是民歌的海洋。
关于山西的第二印象，就是“农业学大寨”。那时候全国上下一盘棋，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我的家乡贵州山区同样在轰轰烈烈学大寨，“三战狼窝掌”等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因此我对山西的印象又多了一条：极度贫瘠。
在当时，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衬，以至于后来我到山西，第一愿望就是拜访大寨，也曾与大寨时任掌门人郭凤莲有过两面之缘。当时大寨想往工业化的路子上走，我很诚恳地提了一些建议，可惜没能深入合作下去。
这些模糊的印象，是一个贵州大山深处的孩子对远方的遥遥一瞥。令我遗憾的是，在十年新华社记者生涯中，我长期从事宏观经济报道，可以说是几乎走遍全国，但竟一次都没有到过山西。最接近的一次是，我从陕西采访归来，站在壶口瀑布上眺望，黄河滔滔，山峦起伏，随行者说对岸就是山西，可惜始终缘悭一面。
我真正踏足山西，是下海从事策划行业几年之后了。20世纪90年代末，山西当地一位生意做得很大的金融业老板，辗转邀请我前往考察。我去的时候，发现他麻衣素履，居士打扮，一副看破红尘的模样，合作自然无从谈起，但对方还是很尊重我。在这位居士老板的陪同下，我仔细地走了一遍山西，从阎锡山故居，到五台山，再到平遥古城，也看了名噪一时的话剧《立秋》。
在和话剧创作人员交流的过程中，我非常感慨：在野心时代里，人心往往被物欲驱使，山西的能源经济更是典型，但偏偏是山西这片土地上出现了《立秋》。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
这种对传统与变革、国运与人运的深切反思，除了山西我还想不出中国哪里能演绎得这么到位。
彼时的山西，小煤窑已经兴起，一路上灰尘漫天，两边拥塞着一辆辆拉煤的卡车，路面凹凸不平，空气中弥漫着煤灰味，文化也压抑得厉害。但就在这晦涩沉闷中零星闪现的一点火花，让我意识到：山西绝非某个无足轻重的省份；某种深埋于煤层之下的璀璨，有待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