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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尕娃的老汤让人难忘,今日之陕西,不也正是那锅老汤吗?千年的凋敝反而让这锅老汤浓缩到了极致,随便舀出一勺,都能震惊世界:十多年前我们舀出一勺,变成曲江新区、大唐芙蓉园、皇城复兴计划,打造了闻名天下的曲江模式;四五年前咸阳市礼泉县的村民舀出一勺,成了风行全国的袁家村美食;今天抖音舀出一勺,一场“西安年·最中国”的活动,让西安一夜间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网红城市……
如今,西安人口正式突破千万,西安已经晋升为超大型城市。它是“一带一路”的起点与枢纽,也是大西部战略的支点,无数机会纷至沓来。国家中心城市、“一带一路”等利好政策,正是国家对西安的无限期待。
与此同时,西安强大的虹吸效应使其他市相形见绌,这当然也正常,西安作为省会、西北的中心城市,一城独大是其历史地理发展的必然;但是,如何让满天星斗不至于淹没在一轮明月的光辉之中,既是西安引领、带动陕西发展的责任,也同样是值得其他地市乃至省里思考的课题。
尽管已经多面开花,但一个区域的发展还是要讲究唯一性、权威性、排他性。陕西真正的长板还是文化。
所谓阅古而通今,最能代表昨天中国辉煌成就的,绝不是文化灿烂但弱不禁风的宋,也不是市民生活丰富、经济发达但宦官专权、党争纷起的明,更不是蒙满政权入主中原的元和清。
能代表昨天中国成就的到底是谁呢?很简单,就是周礼、秦制、汉习、唐风。多少年来,陕西一直是灰头土脸的代表。今天的中国聚焦了全世界的眼光,但谁也说不清中国到底是什么,从哪里来?又要到哪去?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千百年周、秦、汉、唐的积淀,压得陕西人喘不过气来。但越是沉重,越要推陈出新。
2019年国庆期间,西部三市——西安、成都、重庆——均受到热捧,游客人次均有上千万,旅游收入也创新高。其中,西安接待游客1736.74万人次,收入151.87亿元。
我们有幸深度参与过这三座城市的战略策划,也对于这种火爆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个现象再鲜明不过地宣告着大消费时代的到来,也标志了中国经济强大的内生性。
今天西安的火爆,更是陕西的缩影。这片黄土之上,有写不完的文章,做不完的课题。皇城复兴,不再是昔日自娱自乐的过家家,也不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而是明天的奶酪。
陕西这锅沉淀千年的老汤,还有太多故事可以挖掘,随便舀一勺,就足够生猛鲜活,震惊世界。关键在于,陕西,究竟准备好了吗?
发现山西
四十年看深圳,一百年看上海,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陕西,五千年看山西,看的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亭台楼阁,而是文明的生发。小则来看,山西是民族融合的熔炉;中则来看,山西是中国人文的重要孵化器;大则来看,伴随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世界急需重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最好途径,就是发现山西。
落魄山西
在今天中国的舞台上,山西的身影很模糊,既不是龙头,也不是枢纽,甚至算不上网红。如果说江西是南方的山西,山西就是北方的江西。两者均有过极为辉煌的光荣岁月,并且经历了漫长坠落,成为“无所谓中国”(在《寂寞安徽》中有详细论述)的典范。
仔细来看,江西和山西的失落还不大一样:江西是失魂,山西是落魄。失魂是小透明,落魄是老封建;失魂是没头绪,落魄是不好搞;失魂是乏善可陈,落魄是灰头土脸……总之略有不同。
与山西相比,江西前景显然更好一些。夹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两个世界级城市群之间的江西,是“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周围都是富亲戚,它们强大的溢出效应决定了江西未来不可能差到哪里去。
反观山西,西望陕西,东邻河北,南接河南,北连内蒙古,拔剑四顾,兄弟们日子都挺难。这也就罢了,偏偏山西还几乎完美避开了所有的国家重大战略。每每念及此事,不免让人叹息。
国家重大战略是地方发展的助推器。历数各大国家战略,从“东部开放”“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崛起”,到十八大以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与山西基本关系不大。即使在包含山西的“中部崛起”战略中,山西也没什么存在感。
更何况细究起来,“中部崛起”本身就是硬捏起来的概念,其内部发展严重分化。其中,安徽投靠长三角,已经被国务院接入“长三角城市群”规划中。湖南、湖北、江西则构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且已经成为国家级城市群。飞速扩张的大郑州,将来甚至可能成为全北方仅次于北京的枢纽级中心城市。唯有山西,顶着“家里有矿”的名头,东张西望,一脸迷茫。
山西印象
小时候,山西给我的印象很美妙。
1966年前后,社会的管制已经趋严,各类书籍大多被当成毒草收缴,当时十来岁的我,只好偷偷翻窗户跑到被尘封的图书馆读书,间或偷出来几张木胶唱片听。其中一大盘《小二黑结婚》的唱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郭兰英银铃般的歌声,像流水一样,清澈甘甜,响遏行云。之后我又听了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到现在我都会唱: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
在这些歌谣的熏陶下,山西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一副很清纯的形象:高天流云,溪水清冽,民风淳朴善良。日后接触多了以后,虽然觉得山西的清纯形象不再,但对山西在艺术领域的地位却认识得更加深刻。从编成于春秋时期的《诗经》中的“唐风”“魏风”十九篇——包括极负盛名的《伐檀》《硕鼠》等,到今天山西籍音乐家辈出,如郭兰英、关贵敏、阎维文、谭晶等,还有无数的民间艺人,山西可谓弦歌不绝,尤其晋北更是民歌的海洋。
关于山西的第二印象,就是“农业学大寨”。那时候全国上下一盘棋,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我的家乡贵州山区同样在轰轰烈烈学大寨,“三战狼窝掌”等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因此我对山西的印象又多了一条:极度贫瘠。
在当时,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衬,以至于后来我到山西,第一愿望就是拜访大寨,也曾与大寨时任掌门人郭凤莲有过两面之缘。当时大寨想往工业化的路子上走,我很诚恳地提了一些建议,可惜没能深入合作下去。
这些模糊的印象,是一个贵州大山深处的孩子对远方的遥遥一瞥。令我遗憾的是,在十年新华社记者生涯中,我长期从事宏观经济报道,可以说是几乎走遍全国,但竟一次都没有到过山西。最接近的一次是,我从陕西采访归来,站在壶口瀑布上眺望,黄河滔滔,山峦起伏,随行者说对岸就是山西,可惜始终缘悭一面。
我真正踏足山西,是下海从事策划行业几年之后了。20世纪90年代末,山西当地一位生意做得很大的金融业老板,辗转邀请我前往考察。我去的时候,发现他麻衣素履,居士打扮,一副看破红尘的模样,合作自然无从谈起,但对方还是很尊重我。在这位居士老板的陪同下,我仔细地走了一遍山西,从阎锡山故居,到五台山,再到平遥古城,也看了名噪一时的话剧《立秋》。
在和话剧创作人员交流的过程中,我非常感慨:在野心时代里,人心往往被物欲驱使,山西的能源经济更是典型,但偏偏是山西这片土地上出现了《立秋》。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
这种对传统与变革、国运与人运的深切反思,除了山西我还想不出中国哪里能演绎得这么到位。
彼时的山西,小煤窑已经兴起,一路上灰尘漫天,两边拥塞着一辆辆拉煤的卡车,路面凹凸不平,空气中弥漫着煤灰味,文化也压抑得厉害。但就在这晦涩沉闷中零星闪现的一点火花,让我意识到:山西绝非某个无足轻重的省份;某种深埋于煤层之下的璀璨,有待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