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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与江苏之间,真称得上“剪不断,理还乱”。
模糊皖中
和皖南、皖北相比,皖中平原可以说是面目最模糊的一块,甚至之前很少有皖中这个说法。
历史上往往以长江为界,把安徽分成皖南、皖北。1952年合肥取代安庆成了安徽省会以后,合肥及周边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省会总要有个说法,皖中才慢慢提得多了起来。
无名不代表不重要。在天下分裂时,如三国两晋、南北朝分立、五代十国,这片大别山以东、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都是偏安南方王朝的西北大门,甚至成为南北博弈的胜负手,乃至于诞生了一个专属战略词语叫作“守江必守淮”。三国魏、吴便在此对峙。由于合肥长期在魏国手中,对东吴国都建业(今南京)造成了巨大的战略威胁,魏、吴双方多次交战,不少名将都殒命于此。
今天的安徽,皖中天然是条拉锯战线,一省之内打得战火连天。从这个角度看,皖南人和皖北人互相看不顺眼简直是天经地义。有个笑话这样讲:一个皖南人和一个皖北人在一起,几乎没有共同话题,但当提起合肥时就有了共同话题。
如果说南京作为省会有些微妙,那么合肥作为省会多少有些尴尬。尽管合肥这些年来发展飞速,但安徽人民对合肥还是意见颇多:
合肥合肥,合而肥之。
安徽人甚至给合肥取了个外号——霸都,即霸占一省资源为己用之意。说句公道话,合肥的城市首位度在全国来看也不见得真有多高,关键是镇不住场子。
虽然今天的合肥是省会,但在清朝近三百年间,安徽省的中心一直在安庆。那时候的合肥(古庐州)仅仅是个小县城。20世纪中期,国民政府把省会由安庆迁到合肥,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考虑:无论是安庆还是芜湖都在长江边上,合肥则相对居中。作为战时中心,合肥迅速发展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发展经济角度考虑,安徽省几次提出动议,要把省会从合肥迁往安庆或芜湖,但这个方案最终还是被毛泽东否决。正所谓“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陆面临着严重边患,如果台湾在美国海军的支持下反攻大陆,长江流域极易失守,无论是安庆还是芜湖,都有陷落的危险,而合肥在安徽中部,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是战时省会的最佳选择。
时过境迁,合肥的战时使命早已完成,但陆路交通的崛起让合肥再度占据优势。而且,合肥位于安徽省的几何中心;安庆偏于西南一隅,很难对全省进行有效控制。历史的辉煌无法掩盖城市地缘带来的劣势,在交通和工业化越来越重要的近代,安庆的失势显得无法避免。一来二去之间,合肥也坐稳了省会的位置。
五六年前,我们和中铁四局合作过一个合肥的项目,我在合肥待的时间多一些,也考察了一圈周边的城市。我去淮南看过草木皆兵的八公山,脑中既有淮南王刘安鸡犬升天的传说,也有淝水之战风声鹤唳的故事。我也认识了皖中一个别具特色的文化圈——环巢湖文化圈。
就合肥文化本身的发展来看,它的纵深和外延即是环巢湖文化。其代表人物,古有范增、周瑜,今有李鸿章、段祺瑞、冯玉祥。清末淮军将领群体及其骨干分子,大多分布在整个庐、巢(及六安)地区,这里是军事人才的聚集地。
皖中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就是李鸿章。小至让合肥名声大噪,中至推动安徽顺势崛起,大至裱糊清朝国运,李鸿章都举足轻重。
关于李鸿章的是非评判很多。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奸相,观其奢靡生活便知;李鸿章是权相,观其手下淮军便知;李鸿章也是古今能相,观天下便知。
有副李鸿章的对联,在很多人——尤其是老板群——中广为传颂:
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
祈寿年无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
看似抱朴守拙、清心寡欲,事实恰恰相反。
在“晚清四大名臣”中,李鸿章是生活最奢华的。其筹措洋务几十年,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不知多少,时人风传“宰相合肥天下瘦”并非虚言。
李鸿章曾在上海的丁香花园金屋藏娇,我专门去参观过,感慨万千。享受金山银海、温香软玉的间隙,还能写出这样朴素的对联,李中堂果然非常人也。
当然,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以德行简单论之,也不能非红即黑、非此即彼。人的两面性在李鸿章身上深刻地体现了出来,极尽奢华的另一面是中流砥柱。
1843年的夏天,一首《入都》传颂京师: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该诗的作者——弱冠才子李鸿章——也踏入了历史的舞台。是年,中英《南京条约》刚刚签署,青年李鸿章在心忧国难的同时,也还有着对个人未来宦海生涯的踌躇满志。
至于李鸿章的另一首《临终诗》,则有些悲凉: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这首诗是他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上呈慈禧太后的绝命诗。诗罢不久,李鸿章辞世,享年七十九岁。在李鸿章死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大清王朝就彻底地消失在了历史的滚滚车轮中。
细品这两首诗,竟有些相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万年,是对历史的反思。曾经世界之巅的中国为什么会衰败如此?洋世界究竟长什么样?谁在书写历史,接下来会如何书写历史?这是大时代里中国年轻辈中最优秀者的天问。三千里,既是安徽到北京之间的距离,也是白衣到宰相的距离。和要做圣人的曾国藩不一样,李鸿章是枭雄性格,手段更加圆融,名利之心更重,对于封侯拜相有着强烈的追求。
对比李鸿章的绝命诗“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近三百年清朝国祚眼看即将终结,八千里疆域国土到处黎民凋残。
这两首诗的写成时间前后近乎一甲子,李鸿章从欲封侯拜相、安天下济苍生的布衣青年,到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国之重臣,最终成了人人唾弃的“媚外卖国第一人”,造化弄人,竟可至此。
很多人喜欢假设:如果慈禧光绪母慈子孝、英明神武、锐意改革,“四大名臣”齐心协力,中国还有救吗?
我说:失败往往不是瞬间的,而是在很久以前就埋下了伏笔。结果和结局从来不一样:结果是终焉,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一声长叹;结局则开始在你错过了最后一个可以扭转局势的路口时。
扭转局势,说来容易做来难;中国这艘太大的船,想要在滔天巨浪中转身更是难上加难。没什么比李鸿章的绝望与希望更能代表中国在19世纪的挫折和努力。中国的沉沦与衰落、救亡与复兴,这不是几个人的使命,而是几代人的宿命。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的绝命诗,今天犹在耳边回响……
皖人治国,何以治皖?
近现代以来,安徽人可谓身居庙堂,算策天下,唯独安徽日渐落魄,以致岌岌。
安徽的落魄和工业时代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工业化的主旋律中,安徽充其量不过是个配角。
我对区域发展有个广为流传的“三口理论”:不管是城市还是区域,都遵循“河口——江口——海口”的进化和转移规律。
江口时代是农耕文明的绝唱,武汉、南昌、南京能成一时之盛,都是占有江口之利。在这个时期,安徽以徽商的身份征服了长江下游的江口文明,长江沿岸的安庆、芜湖等城市也得到发展;但是,安徽终究没能像湖北那样形成省域性的江口核心城市,棋差一招。
改革开放以来,时代切换到以海口为中心的江海区域,大工业文明拉开了序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海口区域强势崛起,不靠海的安徽又一次错过机会。
安徽的未来,关键还要看合肥。
如果说过去的合肥是“合而肥之”,被动式地汇聚全省资源做大做强,那么今天乃至未来的合肥,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