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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重庆
如果说成都是个大泡菜坛子，那么重庆就像一盆麻辣火锅。同为西南重镇，夏季别名“火炉”、冬季雅号“雾都”的重庆远没有成都那么宜居。拿重庆与成都做对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李白曾作五律《送友人入蜀》：
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
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
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
诗中描述的正所谓“巴山蜀水”。“巴山”是重庆的山——纵横曲折、崎岖难行，“蜀水”则是成都的水——江流绕郭，田畴交错。按说重庆也多水，但那是滚滚长江水、滔滔嘉陵江，与成都温柔的、曾经可以浣花涤锦的府南河完全是两码事。重庆山多显阳刚之气，成都水富含阴柔之美，这也正是这两个城市的典型特征。
从人文上来说，自古蜀出相、巴出将，一个是汇聚文人骚客的平原沃土，一个是吸引江湖豪杰的水陆码头。在文的方面，唐代巴蜀地区共出了六十八个进士，属于今天重庆区域内的仅有一个。不过，在武的方面，商周年间的巴人就作为“雇佣军”参加武王伐纣之战。三千年以降，巴蜀地区出的将军元帅中大部分人的籍贯都位于巴国疆域，巴人的尚武与刚烈一览无余。
同样是酒，成都人叫卖自己的“文君酒”，重庆人则卖“巴将军酒”。成都有看不完的人文古迹、抒不完的怀古幽情，重庆则有壮怀激烈的铮铮铁骨、九死不悔的火热激情。这种热情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重庆的夏日火锅。
1988年8月，我初次到访重庆，去采访时任四川重庆市委书记肖秧，气温高达近四十度。可以说中国之大，没有哪个城市比重庆热。武汉虽热，但地势平坦，所以不会出门就有爬坡之累；南京虽热，但绿荫如盖，尚有遮阳遮阴之处；广州虽热，但海风习习，热而不燥。相形之下，重庆位于山坡之上，任骄阳滥晒，山路高低不齐，时而扶摇而上，时而急转直下，所以，人不动已是一身闷热，一动更是大汗淋漓。
令人惊奇的是，在酷暑之下，重庆的火锅店生意依旧兴隆。从江北区到南岸，从观音桥到解放碑，从城郊到市中心，密密麻麻，火锅店到处都是。香港有“银行多过米铺”之誉，足见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对比之下，重庆俨然堪称“麻辣中心”。
天气本就足够炎热，招待我的朋友却说，越是夏日炎炎，越要吃火锅，这叫“以毒攻毒”的法门。半信半疑之下，我随着朋友进入火锅店。吃至酣处，我终于体会到了“以毒攻毒”的妙处。汗水顺着脸颊打湿衣衫，浑身毛孔全部张开，剧烈地呼吸火锅散发的味道。这种大汗淋漓的酣畅在冬日是没有的。吃罢出门，夜间的浩荡江风一吹，就像成千上万台风扇对着你的毛孔用力吹拂，冷气钻进身体，游弋于每一个细胞，最终化作一声长叹，这才是江湖。
的确，重庆是一座江湖城市。如果说成都是农耕文明最典型的聚落形态，那么重庆就是商业文明浸染下八面来风的码头江湖，毕竟从巴国时代开始，重庆的商业属性就远强于其薄弱的农业属性。
从地理角度来看，重庆位于川东岭谷地带，连绵的山脉给农业发展和城市扩张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从飞机舷窗俯视重庆时，曾写下这样的印象：“此地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没有平坦的陆地，人们简直成了力图找到安身之地的山羊。”
但是，如果从商业视角来观察，重庆天然就是四川盆地物资的汇聚点。古人逐水而居，在生存本能的驱动下，一些人最终选择落脚在这个江河汇流、山水合抱之地。四川全境的主要河流都是以重庆为顶点的扇形展开的。川北、川东的重要城市，可以经涪江、嘉陵江、渠江直接沟通重庆；川西、川南的城市，则可以经由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在攀枝花、泸州、宜宾三城中转，走长江连接重庆。此外，重庆本身产盐，古代聚居于此的巴国人，就是通过贩卖井盐给蜀国和楚国过上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生活。
不仅对内四通八达，从重庆经三峡到宜昌直通江汉平原，还是四川盆地从水路东出的唯一通道。北宋灭亡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南移，长江中下游日渐富庶，沟通四川盆地和关中盆地的艰难蜀道逐渐被三峡水道取代，重庆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
除了商业上得天独厚，重庆的军事战略价值更加重要。西控巴蜀、东引荆襄、北达中原、南极潇湘的重庆，既是大西南的门户，又是顺江而下夺取东南的关键；既是中原向长江以南推进的要枢，又是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军事战略的命脉。正因为重庆在军事上扼关转枢的地位，中国古代的秦、汉、隋、宋、元、明、清等王朝均以夺取重庆为统一全国的关键。
宋朝末期，重庆以钓鱼城为犄角，坚持抗元达四十年，大小战斗两百余次。公元1259年，正当成吉思汗的后裔们摧枯拉朽般横扫半个欧洲，罗马教皇惊呼“上帝罚罪之鞭”降临之际，欧洲人突然发现，这批剽悍骁勇的蒙古军队竟如潮水般退去了……谁也不知道，甚至连重庆合川钓鱼城上鏖战正酣的南宋军民也不知道，正是他们的殊死抵抗，让号称“上帝之鞭”的蒙哥大汗（元宪宗）命丧钓鱼城下。正准备进攻莫斯科和埃及的蒙古大军军团统帅们，以及正在中国南方诸省征战的蒙古各路亲王，纷纷原路折返，为争夺汗位发生内讧，席卷天下的蒙古兵锋为此一滞，整个世界的命运也由此而改变。这足见重庆的战略价值。
尽管重庆的交通、商业、战略价值极高，但在农耕时代还是成都略胜一筹。制约重庆发展的，除了山形险要外，还有三峡的险滩激流。诗篇中的三峡，雄浑壮丽、气象宏大，具有“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速度之美，但在一泻千里、船行似箭的诗意背后，则是居高不下的事故发生率，逆流而上的艰辛，以及纤夫们日复一日拉纤在岩壁间刻下的累累纤痕。即使到了现代三峡航运依旧时有事故发生，更何况技术落后的古代！因此，川江水道始终无法得到最大化利用，重庆也只能以功能单一的地方军事重镇形象示人，长期居于成都之下。
重庆真正大放异彩，开始进入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视野，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开埠事件。
在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正式进入了近代社会，列强的经济殖民开始进入中国。当时的主要交通网络是水路，所以开埠从沿海、沿江开始。在近半个世纪后，列强终于盯上了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重庆。
早在重庆开埠之前，英国领事就曾预言：重庆一旦实现开埠，将在短时间内变成“华西之上海”，毕竟如果打开重庆大门，那么四川平原就唾手可得。富庶繁荣、消费发达的成都，既是重要的原材料产地，也是尚未被染指的商业处女地，以此为跳板，可以辐射西南全域。因此，开埠重庆成了列强志在必得的目标。
开埠作为列强掠夺原料、倾销商品的经济殖民手段，严重侵犯了我国主权，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重庆的现代化进程。
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重庆人民对于外来的新鲜事物表现出了极大的欢迎与热情，日益繁忙的交通运输也让重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满足商贸需求，重庆开始出现庞大的金融服务网络，具有近代金融色彩的票号与银行层出不穷。火柴业、纺织业、矿业等企业也相继兴办，城市风貌也逐渐为之一新。由此而形成的浓厚商业氛围和扎实的工业基础，使得重庆在近代成为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军事、金融重镇，后来还被赋予了陪都、直辖市等重要历史使命，可以说出尽了风头。三教九流，龙蛇出没，也让重庆的码头色彩更加鲜明。
作为一座既经商业浸染又有军事磨砺的大码头，重庆自然沾染上了浓重的江湖气。
晚清民国时期，川渝一带的袍哥会，与中国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的青帮、洪门并称为“天下三大帮”，号令江湖。据说，“袍哥”之称源于《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一句。性命交兄弟，情义大过天，何况两件衣衫？这就是袍哥的气节。这种介乎官民之间的，人人皆称兄道弟的，不讲级别上下、不讲地位高低、只讲义气二字的袍哥文化，正是重庆江湖气的写照。江湖气也是重庆的精髓所在，其中既包含契约精神、义气、勇敢、坚韧等特质，也包括火爆冲动、是非不分、丛林文化甚至某种亡命之徒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