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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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位于道奇城西部,牛群从得克萨斯州赶到这里也到了尽头。1918年时,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时间上,该地离真正的西部蛮荒之地都相去无几。视野里是一望无垠的荒芜平地,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小县城是用泥巴修起来的。土盖的草屋很普遍,为数不多的几个邮局中,有一个就坐落在邮政局长的草屋里。这位局长每周一次骑马往返40公里,到圣菲县去取邮件。哈斯克尔县三三两两地分布着一些木屋,看上去有一种10年之后将成鬼镇的死气沉沉——现今只留下坟地见证着它曾经存在过。不过附近的小镇还是有生气的。在科普兰,斯特宾斯兑现商店出售食品、鞋子、干货、器皿、五金、工具、油漆、颜料等东西。而在萨布勒特,由于没有银行,卡芙(S. E. Cave)提供不动产贷款,从中收取7.5%的利息。 在这里,土地、庄稼、牲畜就是一切,肥料味就是文明的气息。农夫们的房子离猪圈、鸡鸭舍很近,到处都是牛群、猪群和家禽,还有许许多多的狗。而狗的主人必须教会自家的狗不去追赶别家的牲口,不然它们会被枪打死。 这是一片充满极端的土地。干旱厉害的时候,锡马龙河河床开裂,见不到一滴水。以至于诸如“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天,雨量达到了7毫米,这实在令人欣慰”[1]之类的新闻也上了1918年2月当地报纸的头版。但有时候又暴雨连连,造成水灾,就像1914年那场洪水,淹死了许多人,还冲毁了当地第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拥有30 000头牲畜的农场。到了夏天,火辣辣的太阳似乎可以把大草原晒白,高温烘烤着地面,热浪令光线也在扭曲颤动。到了冬天,可怕的狂风横扫几百公里,将风寒指数拽至-50℃,整个地区仿佛被冰冻起来,如西伯利亚大草原般寒冷萧瑟。还有风暴,狂烈的风暴,从龙卷风到令人完全迷失方向的暴风雪在整个地区肆虐。这些自然界的极端现象每季都在发生,但有一种极端事件只出现了一次。 流行病学证据表明,一种新的流感病毒早在1918年就发源于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证据还进一步表明,这种病毒向该州东部蔓延并进入了一个大型军事基地,从那里扩散到了欧洲。之后又席卷了北美洲、欧洲、南美洲、亚洲和非洲,甚至波及太平洋上与世隔绝的岛屿,发展到了全球范围。病魔所经之处,随风飘荡着哀悼死者的悲恸哭声。这些证据是由迈纳(Loring Miner)博士提供的。 迈纳是个不同寻常的人,毕业于西部最古老的大学——俄亥俄州雅典市的俄亥俄大学,是一位倾心于古希腊的古典主义者。1885年,他曾到过哈斯克尔。尽管和这些边远地区的居民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他依然非常适应这个地方,并且过得很好。 迈纳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一个大人物:他体格魁梧,脸型瘦削,留着一撇八字胡,说话粗鲁,对笨人笨事都缺乏耐心[2]——喝醉时更甚。离经叛道也是他的伟大之处之一。迈纳已经多年没迈入教堂一步,虽然他定期重读希腊名著,却仍然不遵守礼节,用餐刀吃豌豆。在牧场的30年间,除了医学,他在其他方面也小有建树。在共济会中,他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前辈,担任过县民主党主席,做过县验尸官,还是县卫生官员。他拥有一家药店和一家杂货店,希望他的病人们在这里买东西。他的妻子出身于堪萨斯州西部拥有土地最多的地主家族。哈斯克尔县也有它的社会秩序,在战争期间,迈纳的妻子凭借她的社会地位当上了县红十字妇女工作委员会主席。当她要求做某件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对她说不。当地绝大多数妇女都参与了红十字会工作,那是真正的工作,艰苦的工作,几乎跟农活一样辛苦。 韦尔奇的观点在迈纳身上也得到了体现:医学教育的结果要好于体制。虽然是个早在疾病的病菌学说建立之前就已行医的乡村医生,迈纳很快接受了这些知识,跟上了这个行业中惊人的前沿发展步伐,并在他的办公室内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学习如何使用新的抗毒素治疗白喉和破伤风。到1918年,迈纳的一个儿子成了一名接受过完整科学教育的医生,并加入了海军。迈纳以拥有学识而自鸣得意,并总是陷入对各种问题的苦思。他的病人们认为,即使他醉了,也比某些清醒的人好。 迈纳行医的范围超过方圆数百公里。也许这正是迈纳喜欢的:广阔的天地,极端的气候,荒凉的风有时猛刮如飞弹,行医时花费在路上的时间。看病途中,他有时骑马或坐马车,有时乘汽车,有时搭火车——列车长会等到他来了再开车,[3]冬天时站长还会破例让他进办公室,边烤火边等车。 但在1918年1月末至2月初,迈纳有了其他令自己感兴趣的事。有个病人表现出的症状虽然普通,但强度却不寻常:剧烈头痛和身体疼痛、高烧、干咳。一例接一例的同类病患先后在萨坦塔、萨布勒特、圣菲、吉恩、科普兰,甚至更偏僻的牧场中出现了。 迈纳经常遇到流感患者,他将这种疾病诊断为流感,但从未见过这样的流感。病情恶化非常迅猛,有时足以致命。这种流感能致人于死地。不久,迈纳的诸多病患——都曾是县里最强壮、最健康、最精力充沛的人——就像中弹一样,突然被这种病击倒了。 迈纳使出了浑身解数对付这种疾病。他提取了病人的血液、尿液、痰液样本,用儿子帮他改进的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翻阅了他所有的医学书籍和期刊,召集了他们地区为数不多的几个医生。他还与美国公共卫生部取得了联系,但未得到一点帮助或建议。与此同时,他或许还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试用了白喉抗毒素,甚至可能用了破伤风抗毒素——任何可能激发体内免疫系统抗击疾病的东西,但都没有效果。 当地报纸《圣菲巡视报》(Santa Fe Monitor)显然很担心战时的士气受到打击,所以很少提及死亡,但在内页会有报道:“伊娃·范奥斯汀(Eva Van Alstine)夫人得了肺炎,但她的儿子已经能下床了……林德曼(Ralph Lindeman)依然病重……在姐姐伊娃生病期间,伍戈哈根(Goldie Wolgehagen)还在毕曼商店工作……据悉穆迪(Homer Moody)病情还很严重……欧内斯特·艾略特(Ernest Elliot)的小儿子默丁(Mertin)也得了肺炎……我们很欣慰地告诉大家,赫西(Pete Hesser)的孩子们正在逐渐康复……考克斯(J. S. Cox)夫人已有所好转但还很虚弱……麦康纳(Ralph McConnell)这周状况很糟糕。”[4] 那时,迈纳已经被由这场疾病所带来的无数病患的巨大工作量压倒了,他已顾不上其他事情了。有时在寒夜中,他就在车中睡觉而任由马自己走回家——马车相较汽车的优势之一。或许他怀疑过他所面对的就是雅典的瘟疫——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一场神秘疾病,摧毁了整个城市,令1/3人口死于非命。 然而,后来这种疾病消失了。到3月中旬,学校重新开始上课,健康的孩子们都来上学了,人们也都回到工作之中,大家的话题又重新回到了战争上。 然而,迈纳还受着这场疾病的困扰而不能自拔。惊魂甫定后,他不仅为当地的人们担忧,也替其他地方的人操心。流感既不是一种“值得报道的”病——法律没有相关文件要求医师向卫生局报告这种病——也不是一种会令任何州或联邦公共卫生机构继续追查的疾病。 但迈纳嗅出了其中非同一般的气息,这场疾病的爆发非常危险。于是,他正式向国家公共卫生官员发出了警报。 《公共卫生报告》(Public Health Reports)是由美国公共卫生部发行的周刊,警示卫生官员们注意所有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不仅是在北美洲和欧洲,还在世界各个角落——如西贡(现胡志明市)、孟买、马达加斯加、基多等地。它不仅追踪黄热病和鼠疫等致命疾病的情况,还追踪其他尚未构成重大威胁的疾病,尤其是发生在美国的比如腮腺炎、水痘、麻疹等疾病。 1918年上半年,迈纳提出的“严重型流感”[5]的警告是那本杂志上唯一涉及世界各地流感的内容。那年春季的其他医学杂志也刊登过关于流感爆发的文章,但都是在哈斯克尔县流感发作之后出现的,也都没有作为公共卫生预警信息发布。哈斯克尔县是1918年首先突发流感的地方,而且预示着一种新型的、可感染人类的强流感病毒产生了。 后来的数据表明,哈斯克尔死亡人数与全县人口的比率,仅仅是下半年流感在美国全面爆发时造成的死亡率的零头。 得了流感的人散播病毒——排出可以感染其他人的病毒——一般在感染后的7天内。之后,虽然他们还会继续咳嗽、打喷嚏,却不会再传染给别人了。像哈斯克尔这样人口稀少且地处偏远的地方,病毒很可能在传播的途中就死掉了,因而不会再扩散到外面的世界。然而,有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在战争期间。 就在穆迪等十几个人在堪萨斯州吉恩县病倒了的那一周,一个名叫迪恩·尼尔森(Dean Nilson)的年轻士兵从福斯顿军营回到了家乡吉恩,福斯顿军营地处500公里外的赖利堡军事保留地。《圣菲巡视报》写道:“迪恩看起来很适应士兵生活。”当然,离开吉恩后,他又回到了军营中。当欧内斯特·艾略特离开了哈斯克尔县的萨布勒特去福斯顿军营拜访他的兄弟时,恰好他的孩子生病了;在艾略特回家之前,他的孩子就得了肺炎。2月21日,科普兰地方报纸称:“几乎全村人都得了流行性感冒或者肺炎。”[6]2月28日,当约翰·博顿(John Bottom)离开科普兰前往福斯顿时,报纸又报道说:“我们预言约翰将是一名很棒的士兵。”[7] 作为全国第二大军营的福斯顿军营,通常驻有56 000名新兵。斯莫基希尔河和里帕布利克河在交汇处形成了堪萨斯河,营地就建在这里。和其他训练营地一样,福斯顿军营是1917年在几周内匆匆建立起来的,是一个训练年轻人备战的地方。 这是一个典型的军营,刚成年不久的新兵对即将成为正规军还有一种特有的紧张。一次,当唐纳利(John Donnelly)少校由于超速驾驶被宪兵队拦下时,他向指挥官辩解说:“有好几次,我在军营旁的那条路上看到士兵没有敬礼而去纠正过他们。我的责任心令我不能视而不见,而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行礼。可能我当时的态度不当,导致这些宪兵对我产生了一种不肯服从的报复和仇恨心理。”[8] 那里也经常发生内部冲突,特别是福斯顿军营和赖利堡军营有了不同的指挥官之后。掌管军营的巴卢(C. G. Ballou)少将致信华盛顿,冲突才得以平息。巴卢在斯莫基希尔河边的平地上建立了一个他称之为“特种兵训练场”的场所。实际上,那里是基地三个马球场中最好的一个。赖利堡的指挥官(只是个上校)在旁边建了一个邮件临时堆集处。少将请求并获得了“指挥整个赖利堡军事保留地”[9]的权利,那个上校被解除了支配权。 福斯顿军营在另一方面也是典型的。1917年与1918年之交是历史上最冷的几个冬天之一。军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福斯顿以及其他军营里“兵营和帐篷非常拥挤,暖气供应不足,也不可能给士兵提供足够的御寒冬衣”[10]。 于是,士兵们违反了军规——为了健康原因而制定的详细说明每人该有多大空间的规定。因为没有足够的衣服、被褥以及供暖,许多人在床上挤作一团,被迫在火炉边蜷缩拥挤着,尽量挨得更紧密些。 从哈斯克尔县征召进军营的人在福斯顿接受训练。两地间有一股虽小却时常往来的人流。 3月4日,福斯顿军营的一个炊事兵在病号检阅时报告得了流感。三周之内,有1100多名士兵病重,必须送往医院治疗,还有分散在基地各处的几千人(具体人数没有详细记载)需要医务室处理。237人罹患肺炎,约20%住院,但只有38人病亡。虽然这高于一般的流感患者死亡率,但还不足以引起重视,比哈斯克尔县的死亡率低很多,与即将到来的大流感爆发的死亡率相比,更是很小的一部分。 所有的流感病毒都不断地发生变异。福斯顿军营流感爆发的时间有力地表明,突发的大流感来源于哈斯克尔。如果哈斯克尔是病毒的发源地,无论谁将它带到福斯顿,都只是带来了一种温和型病毒,但这种病毒完全有能力变成致命的病毒类型。 与此同时,福斯顿军营正源源不断地向其他美军基地及欧洲提供兵力,那些士兵的工作就是去杀戮。此时,他们具备的“杀人”能力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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