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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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在过去时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尤其是“猥亵”的作品。因此小说的作者姓名往往不敢署名,而致埋没不彰。更有若干小说家不但不敢署名,并且还故意淆乱书中史实,极力避免含有时代性的叙述,使人不能捉摸这一作品的著作时代。《金瓶梅》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但是,一个作家要故意避免含有时代性的记述,虽不是不可能,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不能离开他的时代,不能离开他的现实生活,他是那个时代的人,无论他如何避免,在对话中,在一件平凡事情的叙述中,多少总不能不带有那时代的印记。即使他所叙述的是假托古代的题材,无意中也不能不流露出那时代的现实生活。我们要从这些作者所不经意的疏略处,找出他原来所处的时代,把作品和时代关联起来。
常常又有原作者的疏忽为一个同情他的后代人所删削遮掩,这位同情者的用意自然是匡正作者,这举动同样不为我们所欢迎。这一事实可以拿《金瓶梅》来做一例证。
假如我们不能得到一个比改订本更早的本子的时候,也许我们要被作者和删节者瞒过,永远不能知道他们所不愿意告诉我们的事情。
幸而,最近我们得到一个较早的《金瓶梅词话》刻本,在这本子中我们知道许多前人所不知道的事。这些事都明显地刻有时代的痕迹。因此,我们不但可以断定这部书的著作时代,并且可以明白这部书产生的时代背景,为什么这样一部名著却包含有那样多的描写性生活部分的原因。
(一)太仆寺马价银
《金瓶梅词话》本第七回九至十页有这样一段对话:
张四道:“我见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宿柳,又里虚外实,少人家债负,只怕坑陷了你!”
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边胡行乱走,奴妇人家只管得三层门内,管不得那许多三层门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问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休说买卖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各人裙带上衣食,老人家倒不消这样费心。”
在崇祯本《金瓶梅》(第七回第十页)和康熙乙亥(1695)本第一奇书(第七回第九页)中,孟三儿的答话便删节成:
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边做些风流勾当,也是常事。奴妇人家,那里管得许多。若说虚实,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况姻缘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倒不消这样费心。”
天衣无缝,使人看不出有删节的痕迹。
朝廷向太仆寺借银子用,这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事,《明史》卷九二《兵志·马政》:
成化二年(1466)以南土不产马,改征银。四年(1468)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隆庆二年(1568),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言,种马之设,专为孳生备用,备用马既别买,则种马可遂省。今备用马已足三万,宜令每马折银三十两解太仆,种马尽卖输兵部,一马十两,则直隶山东河南十二万匹,可得银百二十万,且收草豆银二十四万。御史谢廷杰谓:“祖制所定,关军机,不可废。”兵部是廷杰言。而是时内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赋,穆宗可金奏,下部议。部请养、卖各半,从之。太仆之有银也自成化时始,然止三万余两。及种马卖,银日增。是时通贡互市,所贮亦无几。及张居正做辅,力主尽卖之议。……又国家有兴作赏赉,往往借支太仆银,太仆帑益耗。十五年(1587),寺卿罗应鹤请禁支借。二十四年(1596),诏太仆给陕西赏功银,寺臣言先年库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二役兴,仅余四之一。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今所存者止十余万。况本寺寄养马岁额二万匹,今岁取折色,则马之派征甚少,而东征调兑尤多,卒然有警,马与银俱竭,何以应之!章下部,未能有所厘革也。崇祯初,核户、兵、工三部借支太仆马价至一千三百余万。
由此可知太仆寺之贮马价银是从成化四年(1468)起,但为数极微。到隆庆二年(1568)百年后定例卖种马之半,藏银始多。到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做首相尽卖种马,藏银始达四百余万两。又据《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库》:
太仆,则马价银归之。……隆庆中……数取光禄太仆银,工部尚书朱衡极谏不听。……至神宗万历六年(1578)……久之,太仓、光禄、太仆银括取几尽,边赏首功向发内库者亦取之太仆矣。
则隆庆时虽曾借支太仆银,尚以非例为朝臣所谏诤。到了张居正死后(1582),神宗始无忌惮地向太仆支借,其内库所蓄,则靳不肯出。《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载居正当国时:
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
在居正当国时,综核名实,令出法行,所以国富民安,号称小康,即内廷有需索,亦往往为言官所谏止,如《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传》说:
万历六年(1578)……上言……陛下……欲取太仓光禄,则台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见嘉纳,或遂停止,或不为例。
其用途专充互市抚赏,《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时传》说:
万历五年(1577)召理戎政。……言……财货之费,有市本有抚赏,计三镇岁费二十七万,较之乡时户部客饷七十余万,太仆马价十数万,十才二三耳。
到了居正死后,朝政大变,太仆马价内廷日夜借支,宫监佞幸,为所欲为,专以货利导帝,《明史》卷二三五《孟一脉传》说:
居正死,起故官。疏陈五事:言……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锱铢取之,泥沙用之。
不到十年工夫,太仆积银已空;《明史》卷二三三《何选传》:
光禄太仆之帑,括取几空。
但还搜括不已,恣意赏赐,如《明史》卷二三三《张贞观传》所记:
三王并封制下,……采办珠玉珍宝费至三十六万有奇,又取太仆银十万充赏。
中年内外库藏俱竭,力靳内库银不发,且视太仆为内廷正供,廷臣请发款充军费,反被谯责。万历三十年(1602)时:
国用不支,边储告匮,……乞发内库银百万及太仆马价五十万以济边储,复忤旨切责。(《明史》卷二二〇《赵世卿传》)
万历时代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情形,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说得很具体:
太仆寺马价隆庆年间积一千余万,万历年间节次兵饷借去九百五十三万。又大礼大婚光禄寺借去三十八万两。零星宴赏之借不与焉。至四十二年(1614)老库仅存八万两。每年岁入九十八万余两,随收随放支,各边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边功不时之赏,其空虚乃尔,真可寒心。
明神宗贪财好货,至为御史所讥笑,如《明史》卷二三四《雒于仁传》所载四箴,其一即为戒贪财:
十七年(1589)……献四箴。……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
再就嘉靖、隆庆两朝内廷向外库借支情况做一比较,《明史》卷二〇六《郑一鹏传》:
嘉靖初……宫中用度日侈,数倍天顺时,一鹏言:今岁灾用诎,往往借支太仓。
《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
嘉靖二十三年(1544)……上奏曰:又闻光禄库金自嘉靖改元(1522)至十五年(1536),积至八十万,自二十一年(1542)以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隆庆初进南京户部尚书,……召改北部,诏取太仓银三十万两,……是时内供已多,数下部取太仓银。
据此可知嘉、隆时代的借支处只是光禄和太仓,因为那时太仆寺尚未存有大宗马价银,所以无借支的可能。到隆庆中叶虽曾借支数次,却不如万历十年(1582)以后的频数。穆宗享国不到六年(1567—1572),朱衡以隆庆二年(1568)九月任工部尚书,刘体乾以隆庆三年(1569)二月任户部尚书,刘氏任北尚书后才疏谏取太仓银而不及太仆,则朱衡之谏借支太仆银自必更在三年(1569)二月以后。由此可知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即使借支太仆,其次数绝不甚多,且新例行未久,其借支数目亦不能过大。到了张居正当国,厉行节俭,足国富民,在这十年中帑藏充盈,无借支之必要,且神宗慑于张氏之威棱,亦无借支之可能。由此可知《金瓶梅词话》中所指“朝廷爷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必为万历十年(1582)以后的事。
《金瓶梅词话》的本书包含有万历十年(1582)以后的史实,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1582)以后。
(二)佛教的盛衰和小令
《金瓶梅》中关于佛教流行的叙述极多,全书充满因果报应的气味。如丧事则延僧作醮追荐(第八回,第六十二回),平时则许愿听经宣卷(第三十九回,第五十一回,第七十四回,第一百回),布施修寺(第五十七回,第八十八回),胡僧游方(第四十九回),而归结于地狱天堂,西门庆遗孤且入佛门清修。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实,假如作者所处的时代佛教并不流行,或遭压迫,在他的著作中绝不能无中生有捏造出这一个佛教流行的社会。
明代自开国以来,对佛道二教,初无歧视,后来因为政治关系,对喇嘛教僧稍予优待,天顺、成化间喇嘛教颇占优势,佛教徒假借余光,其地位在道教之上。到了嘉靖时代,陶仲文、邵元节、王金等得势,世宗天天在西苑玄修作醮,求延年永命,一般方士偶献一二秘方,便承宠遇。诸宫僚翰林九卿长贰入直者往以青词称意,不次大拜。天下靡然风从,献灵芝、白鹿、白鹊、丹砂,无虚日。朝臣亦天天在讲符瑞,报祥异,甚至征伐大政,必以告玄。在皇帝休养或做法事时,非时上奏的且得殊罚。道士遍都下,其领袖贵者封侯伯,位上卿,次亦绾牙牌,跻朝列,再次亦凌视士人,作威福。同时又焚佛牙,毁佛骨,逐僧侣,没庙产,熔佛像,佛教在世宗朝算是销声匿迹,倒尽了霉。
到隆、万时,道教失势了,道士们或贬或逐,佛教徒又承渥宠,到处造庙塑佛,皇帝且有替身出家的和尚,其煊赫比拟王公(明列帝俱有替身僧,不过到万历时代替身僧的声势,则为前所未有)。《野获编》卷二七《释教盛衰》条:
武宗极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世宗留心斋醮,置竺乾氏不谈。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至焚佛骨万二千斤。逮至今上,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海内。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去焚佛骨时未二十年也。
由此可知武宗时为佛教得势时代,嘉靖时则完全为道教化的时代,到了万历时代佛教又得势了。《金瓶梅》书中虽然也有关于道教的记载,如第六十二回的潘道士解禳,第六十五回的吴道士迎殡,第六十七回的黄真人荐亡,但以全书论,仍是以佛教因果轮回天堂地狱的思想做骨干。假如这书著成于嘉靖时代,绝不会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
再从时代的习尚去观察,《野获编》卷二五《时尚小令》:
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宏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崆峒先生初自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今所传《泥捏人》及《鞋打卦》《熬䯼髻》三阕为三牌名之冠,故不虚也。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词倶有此名,但北方唯盛爱数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辽东三镇传来。今京师妓女惯以此充弦索北调,其语秽亵鄙浅,并桑濮之音亦离去已远,而羁人游婿嗜之独深,丙夜开樽,争先招致。
《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金瓶梅词话》)中所载小令极多,约计不下六十种。内中最流行的是《山坡羊》,综计书中所载在二十次以上(见第一、八、三十三、四十五、五十、五十九、六十一、七十四、八十九、九十一诸回);次为《寄生草》(见第八、八十二、八十三诸回);《驻云飞》(见第十一、四十四诸回);《锁南枝》(见第四十四、六十一诸回);《耍孩儿》(见第三十九、四十四诸回);《醉太平》(见第五十二回);《傍妆台》(见第四十四回),《闹五更》(见第七十三回);《罗江怨》(见第六十一回)。其他如《绵搭絮》《落梅风》《朝天子》《折桂令》《梁州序》《画眉序》《锦堂月》《新水令》《桂枝香》《柳摇金》《一江风》《三台令》《货郎儿》《水仙子》《荼䕷香》《集贤宾》《一见娇羞》《端正好》《宜春令》《六娘子》……散列书中,和沈氏所记恰合。另外,沈氏所记万历中年最流行的《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却又不见于《金瓶梅词话》。《野获编》书成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由此可见《金瓶梅词话》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以前的作品,《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比《野获编》的作者时代略早,所以他不能记载到沈德符时代所流行的小曲。
(三)太监、皇庄、皇木及其他
太监的得势用事,和明代相终始。其中只有一朝是例外,这一朝代便是嘉靖朝。从正德宠任刘瑾、谷大用等八虎,坏乱朝政以后,世宗即位,力惩其敝,严抑宦侍,不使干政作恶。嘉靖九年(1530)革镇守内臣。十七年(1538)从武定侯郭勋请复设,在云贵、两广、四川、福建、湖广、江西、浙江、大同等处各派内臣一人镇守,到十八年(1539)四月以彗星示变撤回。在内廷更防微极严,不使和朝士交通,内官因之奉法安分,不敢恣肆。根基不厚的大珰,有的为了轮值到请皇帝吃一顿饭而倾家荡产,无法诉苦。在有明一代中嘉靖朝算是宦官最倒霉失意的时期。反之在万历朝则从初年冯保、张宏、张鲸等柄用起,一贯地柄国作威,政府所有设施,须先请命于大珰,初年高拱任首相,且因不附冯保而被逐。张居正在万历初期的新设施,新改革,所以能贯彻实行,是因为在内廷有冯保和他合作。到张居正死后,宦官无所顾惮,权势更盛,派镇守,采皇木,领皇庄,榷商税,采矿税。地方官吏降为宦寺的属下,承其色笑,一拂其意,缇骑立至。内臣得参奏当地督抚,在事实上几成地方最高长官。在天启以前,万历朝可说是宦官最得势的时代。
《金瓶梅词话》中有许多关于宦官的记载,如清河一地就有看皇庄的薛太监、管砖厂的刘太监,花子虚的家庭出于内臣,王招宣家与太监缔姻。其中最可看出当时情形的是第三十一回西门庆宴客一段:
说话中间,忽报刘公公、薛公公来了。慌得西门庆穿上衣,仪门迎接。二位内相坐四人轿,穿过肩蟒,缨枪队喝道而至。西门庆先让至大厅上,拜见叙礼,接茶。落后周守备、荆都监、夏提刑等武官,都是锦绣服,藤棍大扇,军牢喝道,僚掾跟随,须臾都到了门口,黑压压的许多伺候,里面鼓乐喧天,笙箫迭奏。上坐递酒之时,刘、薛二内相相见。厅正面设十二张卓席,都是帏拴锦带,花插金瓶,卓上摆着簇盘定胜,地下铺着锦茵绣毬。
西门庆先把盏让坐次,刘、薛二内相再三让逊:“还有列位大人!”周守备道:“二位老太监齿德俱尊。常言三岁内宦,居于王公之上,这个自然首坐,何消泛讲。”彼此逊让了一回。薛内相道:“刘哥,既是列位不首,难为东家,咱坐了罢。”
于是罗圈唱了个喏,打了恭,刘内相居左,薛内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条手巾,两个小厮在傍打扇,就坐下了。其次者才是周守备,荆都监众人。
一个管造砖和一个看皇庄的内使,声势便煊赫到如此,在宴会时座次在地方军政长官之上,这正是宦官极得势时代的情景,也正是万历时代的情景。
皇庄之设立,前在天顺、景泰时代已见其端,正德时代达极盛期。世宗即位,裁抑恩幸,以戚里佞幸得侯者著令不许继世。中唯景王就国,拨赐庄田极多。《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说:
世宗初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言极言皇庄为厉于民。自是正德以来投献侵牟之地,颇有给还民者。而宦戚辈复中挠之。户部尚书孙交造皇庄新册,额减于旧,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诏所司征银解部。
由此可知嘉靖时代无皇庄之名,只称官地。《食货志》一又记:
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
由此可知《金瓶梅词话》中的管皇庄太监,必然指的是万历时代的事情。因为假如把《金瓶梅词话》的时代放在嘉靖时的话,那就不应称为管皇庄,应该称为管官地的才对。
所谓皇木,也是明代一桩特别的恶政,《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有刘百户盗皇木的记载:
西门庆告诉:“刘太监的兄弟刘百户因在河下管芦苇场,撰了几两银子。新买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拿皇木盖房。……”
明代内廷兴大工,派官往各处采大木,这木就叫“皇木”。这事在嘉靖万历两朝特别多,为民害极酷。《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说:
嘉靖元年(1522)革神木千户所及卫卒。二十年宗庙灾,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
二十六年(1547)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于川、湖、贵州。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余两。又遣官核诸处遗留大木,郡县有司以迟误大工,逮治褫黜非一,并河州县尤苦之。
万历中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征诸民间,较嘉靖年费更倍。而采鹰平条桥诸木于南直浙江者,商人逋直至二十五万。科臣劾督运官迟延侵冒,不报。虚糜乾没,公私交困焉。
按万历十一年(1583)慈宁宫灾,二十四年(1596)乾清、坤宁二宫灾,《金瓶梅词话》中所记皇木,当即指此而言。
《金瓶梅词话》第二十八回有女番子这样一个特别名词。
经济道:“你老人家是个女番子,且是倒会的放刀……”
所谓番子,《明史·刑法志》三说:
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其隶役悉取给于卫。最轻黠狷巧者乃拨充之。役长曰档头,帽上锐,衣青素褶,系小绦,白皮靴,专主伺察。其下番子数人为干事,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得一阴事,由之以密白于档头,档头视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数,金曰买起数。既得事,帅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桩,番子即突入执讯之,无有左证符牒,贿如数,径去。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曰干榨酒,亦曰搬罾儿,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牵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即无事,或靳不予,予不足,立闻上、下镇抚司狱,立死矣。
番子之刺探官民阴事为非作恶如此,所以在当时口语中就称平常人的放刁挟诈者为番子,并以施之女性。据《明史》在万历初年冯保以司礼监兼厂事,建厂东上北门之北曰内厂,而以初建者为外厂,声势煊赫一时,至兴王大臣狱,欲族高拱。但在嘉靖时代,则以世宗驭中官严,不敢恣,厂权且不及锦衣卫,番子之不敢放肆自属必然。由这一个特别名词的被广义地应用的情况说,《金瓶梅词话》的著作时代亦不能在万历以前。
(四)古刻本的发现
两年以前《金瓶梅》的最早刻本,我们所能见到的是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皋鹤草堂刻本张竹坡批点《第一奇书金瓶梅》和崇祯本《新刻绣像金瓶梅》。在这两个本子中没有什么材料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书最早刊行的年代。
最近北平图书馆得到了一部刊有万历丁巳(1617)序文的《金瓶梅词话》,这本子不但在内容方面和后来的本子有若干处不同,并且在东吴弄珠客的序上也明显地载明是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冬季所刻。在欣欣子的序中并具有作者的笔名兰陵笑笑生(也许便是作序的欣欣子吧)。这本子可以说是现存的《金瓶梅》最早的刊本。其内容最和原本相近,从它和后来的本子不相同处及被删改处比较的结果,使我们能得到这样的结论,断定它的最早开始写作的时代不能在万历十年(1582)以前,退一步说,也不能过隆庆二年(1568)。
但万历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这刻本以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在刻本以前并且已有抄本行世。因为在袁宏道的《觞政》中,他已把《金瓶梅》列为逸典,在沈德符的《野获编》中他已告诉我们在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袁宏道已见过几卷,麻城刘氏且藏有全本。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中道从北京得到一个抄本,沈德符又向他借抄一本。不久苏州就有刻本,这刻本才是《金瓶梅》的第一个本子。
袁宏道的《觞政》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以前已写成,由此可以断定《金瓶梅》最晚的著作时代当在万历三十年(1602)以前。退一步说,也绝不能晚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
总结上文所说,《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这二十年中。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晚于万历三十四年(1568—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