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南洋之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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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人所称的南洋，前人称为东西洋。据明张燮《东西洋考》载，分当时南洋诸国为东洋、西洋两部。西洋指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及婆罗洲之西南海岸诸国。东洋则以菲律宾群岛为中心，包含马六甲诸岛及婆罗洲北岸之文莱国。以文莱为东西洋之交点，谓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1)。此种名词之构成，至晚亦当在元代以前。(2)系基于航海路线之东洋路、西洋路(3)而区分。(4)
公元前3世纪时，秦之国力已达今日之东京及安南地方，其地土著已受印度化，百年之后，汉武帝时南海诸国皆来朝贡。《汉书·地理志》记：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蒲甘）。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前140—前86）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上。平帝元始中（1—6）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5)
当时译使出发的目的第一是耀武海外，令诸国奉正朔，来贡献。第二是以国家为主体去经营国际贸易。在后来的两千年历史中，这种统系政策始终未曾改变。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海南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6)晋义熙七年（411），求法僧人法显自多摩梨帝海口载商人大舶汛海西南行至师子国，住二年后复附舶到耶婆提国，再附商船东北趋广州，被风漂到长广郡界。(7)据其所撰《佛国记》，知在5世纪初年南洋商业已渐趋兴盛，有经十三昼夜大风而不沉没，与能储多人粮食水浆，经八十余日而不竭之大船，为交通上之利器。当时与南洋贸易，以广州为市场，商人来往频繁，故深悉南洋之地理及航路。(8)商业发达及航海术进步之结果，使南洋诸国逐渐与中国发生政治关系。中国之求法僧人接踵出国，印度高僧亦陆续来华，沟通两地之文化。
宋元嘉五年（428），师子国王刹利摩河南遣使奉表来献。(9)诃罗陁国于元嘉七年（430）遣使请求保护及准许通商。其表文云：
臣国先时人众殷盛，不为诸国所见陵迫。今转衰弱，邻国竞侵。伏愿圣王远垂覆护，并市易往返，不为禁闭。若见哀念……愿敕广州时遣舶还，不令所在有所陵夺。(10)
其他诃罗单（在今爪哇）、媻皇、媻达（巴塔克人，印度尼西亚民族之一）诸国并遣使来献，受中国策命，王其国中。阇婆婆达国表文有“虽隔巨海，常遥臣属”(11)之语。据正史所记当时婆罗洲、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中诸国，均航海来称臣纳贡。中国朝廷视此类使臣之来朝，即为外国臣服之证，于其地之土地及政权初不过问，其唯一之条件即为奉中国正朔。而在实际上，除少数例外，大多国家之入贡，常以请求通商权利及得中国朝廷之赏赍逾于贡品之价值为目的，马端临所谓“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者也。此种情形，中国朝廷亦未尝不明知，例如明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谕爪哇（Java）国王诏所云：
圣人之治天下，四海内外，皆为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夷，按驭之道，远迩无间。尔邦僻居海岛，顷尝遣使中国，虽云修贡，实则慕利，朕皆推诚以礼待焉。(12)
不过是要自居天朝，“君主华夷”，不得不用赏赐名器和通商利益去羁縻，以为夸耀中外之计而已。
中国与南洋贸易之中枢为广州，据唐僧鉴真所记：“749年（唐玄宗天宝八年）时，广州珠江之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舶无数。”(13)昆仑一名据费琅考定，在13世纪以前，中国人以之统名苏门答腊、爪哇印度化之群岛人民，与大陆上印度化之占波、吉蔑、得楞诸种，同用昆仑语（古爪哇之Kawi语）之人民。(14)当时往来东洋之商舶，较法显时代已大有进步，“舶大者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15)。以师子国舶为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豢养白鸽为通消息及搜索陆地之用。(16)至11世纪﹑12世纪之交，华船航行已知利用指南针。(17)外商之来广州多乘中国船。(18)中国船之往大食，则以形体重大，于波斯湾航行不便，必自故临易较小之波斯船以往。(19)南洋航业几为中国及波斯商人所垄断。至元世祖注意海外，至元二十一年（1284）由国家造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20)其构造设备及载量皆冠绝千古。(21)百余年后遂有郑和下西洋之壮举。
海外贸易渐盛，中国商船之出口及外国之商船之来华者日多，于是政府不得不设官管理。唐开元（713—741）初期已设市舶使之官，专司市舶。(22)广州、交州、扬州、泉州、福州、明州（今宁波）、温州、松江并为当时贸易要港，而以广州为最繁盛。(23)宋初指定广州、明州、杭州为外国贸易港，各置市舶司以征关税，凡与外国贸易有关者，一切均由其主管，当时谓之三司。北宋末年泉州之外国贸易渐盛，亦置市舶司。南渡后，以地近首都，贸易日盛，海舶辐辏，遂成为当时世界最大之贸易港。(24)元至元十四年（1277）于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立市舶司，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25)
中国历代对于南洋贸易，均甚注意。市舶司之职权除“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26)之外，并负有买进政府专卖品及保护外商之责任。(27)自太平兴国初（977）置榷易院后，即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28)。因香料之需要广，得利厚，故政府专以为利。(29)甚至下令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蕃商有以贩香料多得官者。(30)政府一意招徕蕃商，鼓励贸易，设蕃坊以居蕃商，(31)也有杂居民间者。(32)在法律上也给予蕃商以特殊便利，“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33)。后来甚至蕃人和中国人的刑事案件，如非重罪，也只以送交蕃长依本国律处分了事。(34)蕃坊置蕃长一人，除管理蕃坊公事外，其职务为“专理招邀蕃商”(35)。一面政府也特派人到海外去经营贸易，招揽商贾，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曾大规模派太监往南洋做此项活动！
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36)
宋高宗南渡后，经费困乏，更一切倚办海舶。(37)绍兴七年（1137）特下诏奖励外国贸易：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38)
结果市舶司岁入至占全国总收入二十分之一。(39)至元代亦积极招徕，至元十五年（1278）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
诸蕃国列居东南岛砦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40)
以唆都为左丞行省泉州，奉玺书十道招谕南夷诸国。(41)次年（1279）复遣广东招讨使达噜、噶齐、杨廷璧招俱蓝，十八年（1281）复命噶扎尔、哈雅、杨廷璧再往招谕，到马八儿时，其宰相言：
算端闻天使来，对众称本国贫陋，此是妄言。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其余回回，尽来商贾。(42)
元使一到即对众宣称本国贫陋，由此可见当时出使招谕蕃国的目的实在贸易。使臣中最著者有亦黑迷失，曾四次奉使海外，至元二十九年（1292）以爪哇黥朝使右丞孟琪面，大发兵征讨，以亦黑迷失领海军，发舟千艘往征。谕降南巫里、速木都剌诸国。(43)
海上交通频繁，香药、珠玉、象牙、犀角诸宝货输入日多，政府虽得巨额之关税以补岁入之不足，但输出额与输入额不能相抵，钱货遂如漏卮外溢，源源不绝。东至日本，南至南海诸国，均行用中国铜钱。(44)输入为奢侈品，输出则为正货，虽年年铸钱，而不能补其不足，遂发生“钱荒”之弊。(45)自唐宋以来，历朝均有极严厉之禁令，禁钱币出口。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下令凡买外货，以绢帛锦绮瓷漆为代价，不以金银铜钱。(46)法令虽严而钱币之流出仍有增无减。上流社会除好用外货之习惯外，并有蓄养黑奴之风气，此风自南北朝以来即已盛行(47)，宋时广中富人多蓄之(48)。至元代则显贵家有不蓄黑奴者为人所笑。(49)上行下效，外货之需要日增，中国与南洋诸国之贸易亦日盛。华人至海外贸易，特被敬礼。如爪哇则“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食丰洁”(50)。浡泥则“尤敬爱唐人，醉则扶之以归歇处”(51)。宋赵汝适曾记当时华商到浡泥时之贸易情形云：
蕃舶抵岸三日，其王与眷属率大人（王之左右号曰大人）到船问劳，船人用锦借跳板迎肃，款以酒醴，用金银器皿、褖席、凉伞等分献有差。既泊舟登岸，皆未及博易之事，商贾日以中国饮食献其王，故舟往佛泥，必挟善庖者一二辈与倶。朔望并讲贺礼。几月余，方请其王与大人论定物价，价定然后鸣鼓以召远近之人，听其贸易。价未定而私贸者罚。俗重商贾，有罪抵死者罚而不杀。船回日，其王亦酾酒椎牛祖席酢以脑子番布等称其所施。(52)
往往有侨居不归，至长子孙者。(53)打板国之建筑受华侨影响，与中国同。(54)三佛齐至有中国文字，专用于朝贡中国时之章表。(55)元人记龙牙门有中国人侨居，勾栏山有唐人与蕃人杂居，马鲁涧国之长酋长陈姓为元临漳人，威逼诸蕃。(56)明初人记爪哇国有三等人，“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国中杜板多有广东及漳州人流居。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村主为广东人，有千余家。各处蕃人多到此处买卖，民甚殷富。苏鲁马益亦有中国人。(57)满剌加国肤白者为唐人种。(58)又据传说，14世纪（略当元代）有闽人林旺者航海到菲律宾，为菲人猎山泽，驱猛兽，教菲人以种种耕稼上之知识，菲人始由游牧时代渐入农业时代。(59)由此可知在14世纪以前华侨已遍布南洋，握有其地之经济权，筚路蓝缕，为其地之开发者。积千余年之经验，航舶往来，直同内地，政府极力鼓励国际贸易，商人极力向外发展，中国在政治上为诸国宗主，在文化上为诸国先驱，到明初更极意经营，郑和七下西洋，兵威远届，中国在南洋的势力遂达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