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据认为推动了产量增长的发展因素，主要包括长期的全球经济繁荣、投机技术创新、生产力提高，以及低成本能源的自由流入渠道，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时间。《底之上：灾难、创新以及文明的复兴》（The Upside of Down: Catastrophe， Creativity， and the Renewal of Civilization）一书的作者托马斯·霍默–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在2007年特伦斯·麦克奈利进行的一次AlterNet采访中声称，由于获得了似乎是取之不尽的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供应，“让我们在过去100年间把在食品生产系统中使用的能源数量增加了80倍”，导致农业生产力显著提升——尽管应该强调的是提升的幅度远没有达到同样的水平。
对能源供需等式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区域消费模式的结构性转变，因为像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正希望达到美国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崩溃：社会怎样选择失败或者成功》（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一书的作者杰雷德·戴梦德（Jared Diamond）在2008年《纽约时报》上一篇名为“你的消费因子是多少？”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据预计，生活在发达国家的10亿人的人均消耗率是32；而世界上另外55亿中的大多数处于发展中国家，相应的人均消耗率低于32，其中多半趋近于1。”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达到了与美国同等的水平，总的消耗率将会是现在的两倍；如果印度达到这个水平，总的消耗率将会是现在的三倍还多。“如果整个世界突然都赶上来了，” 戴梦德警告说，“这个世界的消耗率就会增长11倍，相当于是全世界的总人口飙升到720亿（按照现在的消耗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