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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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尽管与能源有关的问题自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开始以来就已经引起了持续的关注,但这种托马斯·马尔萨斯早已识别出来的资源受限的情况在过去几年中还是凸显出来。在2008年3月的文章《我们已经经历着骚乱、囤积和恐慌:大难将临的标志出现了吗?》,《时报》(伦敦)的卡尔·莫提歇德报道说:“食物短缺的恐慌已经在全球撒下了阴影,在非洲引发了骚乱,在欧洲出现了消费者抗议,食品进口国也陷入了恐慌。”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基本食物的获取方面。“这个星球上半数的人依赖大米,”他说,“而当孟加拉遭受可怕的饥荒的时候,大米的存量达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今年大米的生产将低于全球消费量4.3亿吨的水平。”
造成最近出现的供需缺口的有很多因素,包括人口增长和主要产粮区出现的干旱。然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催生了对各种副食品需求的增长,包括蛋白质,比如鱼和肉。在托马斯·霍默·迪克森的一次访谈中,特伦斯·麦克奈利说:“自1950年以来,在世界各大洋的产业化捕鱼活动使大鱼总数量减少了90%。”在2007年12月《经济学人》的一篇《便宜食品时代的终结》的报道中说,不断上涨的食物价格“得到了随着新兴经济体财富的增长而出现的饮食习惯的支持——中国的消费者在1985年人均吃20公斤肉(44磅),而今年的消费量将轻松超过50公斤。这反过来推高了对谷物的需求:生产1公斤牛肉需要消耗8公斤的谷物”。
更为严重的是,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现代的食物生产已经成为高耗能的产业。“从农场到餐桌,”地球政策研究会(Earth Policy Institute)的丹尼尔·梅瑞在2005年的一篇评论中写道,“现代的食品体系严重依赖便宜的石油。对我们石油供应的威胁也同样是对我们食品供应的威胁。由于食品需要经过更多道的加工程序,而且运输的路途也更长,食品系统每年消耗的能源更多。”按照梅瑞的说法:“美国的食品系统每年使用了1018个英国热量单位的能量,与法国总的年度能源消耗一样多。其中,食物的生长所需的能源只占这个数字的1/5。其他的4/5用于食物离开农场后的运送、加工、包装、销售和储存。”
《经济学人》也强调了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与能源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在将食品价格指数推高至其自1845年创立以来的最高点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因素就是“美国草率的乙醇补贴”。生物能源占用了美国2007年有记录的谷物产量的1/3,而且“3 000万吨额外变成了乙醇的粮食(该年的合计数)达到了世界总的谷物存量下降数的一半”,该杂志的报道中这样说。2008年7月,《卫报》的阿迪提亚·查科拉波迪详细披露了一份世界银行的秘密报告,该报告发现生物燃料“迫使全球的食品价格上涨了75%”。按照CNN的一篇题为“由于食品价格飙升导致骚乱、动荡蔓延”的文章中说,联合国粮食特别大会报告起草人杰恩·捷格勒 “称使用食用粮食生产乙醇的行为为‘反人类罪’”。对可耕地需求的急剧上升——同时还有对建筑和生产木制品所需的木材需求的上升——导致了毁林开荒的行为,使南美、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大片能够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和雨林被毁,加深了气候灾难的程度。
按照类似的思路,瑞士消费品巨头雀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警告食品产业可能需要起来反对生物燃料产业,保护可耕地,因为世界正在闹水荒”,《金融时报》的珍妮·威金斯在《雀巢领导人警示土地资源冲突》一文中这样报道。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在对洁净的饮用水的需求和供应之间,一个更为可怕的缺口已经打开。这种令人尴尬的经济增长、没有限制的工业化、考虑不周的现代化计划、处理设施的不足、宽松的环境标准以及导向错误的政府补贴——再加上已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浪费巨大的腐败现象,导致了这种被称为“生命基本元素”的资源在世界上很多城市、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数据表明,世界人口中的20%缺乏取得这种最基本资源的途径。按照杰雷德·戴梦德的说法:“世界上有70%的淡水基本上已经被使用过了。”在《奥运会调水计划威胁百万人》一文中,《金融时报》的贾米尔·安德里尼引用一名官员的话说,他“警告一个已经迫近的由于过度使用稀缺的水资源所面临的社会和环境灾难”。2008年3月路透社一篇由吉拉德·威恩所做的报道详细介绍了位于苏黎世的可持续资产管理组织的研究,该组织认为“水资源短缺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包括西班牙南部、马格里布、中东、中亚、巴基斯坦、印度南部以及中国北方。在美洲,美国中西部、墨西哥和安第斯地区是最为严重的区域。东澳大利亚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但是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专家同时也指出了一个相关的很可能是最大的潜在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料,大约有26亿人口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包括简单的公共厕所。每年有超过200万儿童死于痢疾,而那些生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半数遭受着同样的折磨或者是其他疾病(比如霍乱、伤寒、沙眼以及寄生虫病)的折磨。彭博社的安迪·穆克尔基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认为,水的问题而不是油的问题,才是对亚洲长期繁荣的最大威胁。他强调:“亚洲那些淡水资源将要枯竭的城市似乎不太可能引起这个地区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因为被废水淹没的危险似乎要更大。”
然而,与资源有关的一长串问题并没有就此打住的迹象。其他重要商品的市场也已经在供需的动态转换中被反向的转化弄了个天翻地覆,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年。在2006年12月《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评论中,尼尔·弗格森描述了出现在亚洲的繁荣怎样影响各种工业用金属的需求,“2002~2005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中国占有了全球锌和铅消费增长的绝大部分,而在锡和镍的消费增长中占了80%”。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刺激了对稀有金属兴趣的增长——作为珠宝首饰、对通货膨胀的对冲以及财富的储存和传承。
与此同时,供应则受到了多种障碍的限制,包括像弗格森说指出的,“缺乏投资和政治风险增加”。加拿大《金融邮报》的彼得·霍德森在2008年2月一篇题为“全球金属短缺现象迫近”的文章中报道说,成本失控、融资困难、对环境更关注,甚至连大自然母亲都在阻碍扩产计划,推迟新的采矿项目的启动,确保在未来仍可以获取铜、锌、铅这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