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打击、两次打击、三次打击，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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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说过，对市场时机的判断只要失误一次，之前所有的成功预测都会一笔勾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它连续4年给投资者带来高额回报，并很好地预测了市场。但它最终输得一无所有，一蹶不振。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中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一位美联储前副主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开业时他刚从美联储辞职），以及其他一些非常聪明的专业人员。这些人都是金融界里的顶尖人才，他们建立了一套自称绝对可靠的体制。但反其道而行之的有趣事件偏偏发生了！

1998年8月17日，一件出人意料的事震惊了全球金融市场。俄罗斯宣布卢布贬值和“债务延期偿付”。这意味着俄罗斯可能会拖欠或不支付所发行的债券。事实上，消息一公布，美国国内有130.5亿美元的卢布债务即告无效。这一后果，根据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中有些人的观点，可以说是“千年不遇”，但它确实发生了。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直认为，如果某特定市场的流动性（市场里大量自愿买家和卖家所带来的买卖证券的能力）枯竭了，大多数其他市场还会有充足的流动性，并且还有各种战略可以执行。他们错了。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随即陷入困境。它庞大的债务，即投资组合的影响力，也危及美国金融市场。该公司的交易和运作方式瘫痪了。

华尔街盛传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要破产了，并可能导致严重的混乱与巨大的损失。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乔治.索罗斯庞大的对冲基金等其他公司的求助也宣告失败。索罗斯从他在股市的经历中学到的理念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理念和模式相反。他的理念帮助他积累了几十亿美元的个人财富。

索罗斯强烈认为人们无法预测市场，而只能利用市场变化，因为市场天然就是混乱的。

长期的事实是这种“混乱观”的证据，我早就得出了这一结论。1998年发生的事件给我们诸多重要教训，而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对“混乱观”的支撑。

1998年初，赢利仍然可观，股市也依然强劲。但是当股市出现正常调整的时候，关于股市过热和亚洲问题的报道加重了人们的恐惧。许多投资者恐慌之下抛出了手里的股票。这是第一次打击。

到8月，关于股市整体健康状况和熊市(大幅下跌)可能性的问题经常见诸报端。更多人抛了出来。接着，一位杰出的图表制作分析师（技术分析师）在电视上说，我们百分之百要进入熊市了。马上，股市在一天之内狂跌100点；据报道，公众对共同基金的抛售数额也越来越大。市场本身的行为导致了不健康心理，而这又导致了更多弱点。这是第二次打击。

我也是人，所以我当时也很紧张，但是我的原则和研究告诉我一切都正常。我没卖。

接着第三次打击到来了。英文字典里对“打击”（whammy）这个词的一个主要定义是“强烈的力量或攻击，尤指使瘫痪或致命的一击”。

这就是当俄罗斯在1998年8月17日宣布卢布贬值和债务延期时的情景。这并不只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导火索。随着股市的衰退，同年早些时候得到的可观收益至此绝大部分已化为乌有。这一事件的影响像涟漪一样在全球股市内蔓延开来，投资者开始争先恐后地进行安全投资转移。不但股价的快速下滑给人们带来了经济和情绪上的压力，而且更大的谜团是谁也不知道这一切何时结束。压力与日俱增。

尽管有那么几天，我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用铅笔在记事本上计算公司未来的销售额和赢利的时候也会觉得全身发热，额头、掌心冒汗，但我不会受情绪摆布。

8月27日，道琼斯工业指数跌了357点，为当时历史上第三大跌幅（经历过2000~2002年的股市之后，这只能排第十二位了）。

正当这一切如火如荼的时候，《金钱》杂志在夏末想写一篇关于我的报道，内容涉及我所管理的基金，我成功的秘诀，以及我在这些基金里包含了哪些股票。我本可以拒绝采访或者把它延后，但我觉得，公众只关注熊市的消息而不关注股票和他们所购买的股票，这对他们非常不利。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管是报刊、电视还是广播——只说真话，只说对公众有用的东西。我从不把采访看成是宣传我自己的基金的舞台。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我对自己的基金有信心。

我接受了《金钱》杂志的采访。我谈得最多的是消费品股票，其中又以专卖店零售为主。我持有许多该领域公司的股票，像天木蓝、男人衣仓、普罗菲特百货连锁店和家庭美元店等，都在《金钱》杂志接下来一期的文章中有所介绍。

文中有一句评论是这么说的：“基金经理人弗雷德里克.科布里克认为，低通胀和低失业率会刺激消费者大掏腰包。”尽管亚洲情况糟糕，尽管晚间新闻里充斥着令人担忧的消息，但我的工作告诉我消费环境依然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