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过瓢泼大雨，紧急通知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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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过瓢泼大雨，紧急通知村干部……
1983年，中国大地上的数万个人民公社，呼啦啦改成了乡人民政府，官方当时称此举叫“政社分设”。文骐有幸成为这场重大变革后乡政府的首批工作人员。以下撷取的情景和经历，或许对即将展开的县乡两级新一轮改革中的年轻公务员们有所启示。
1983年9月，素有苏北“兰考”之称的江苏省响水县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老舍乡人民政府；这老舍和那位著名作家并无关联，只是一个地名。不过，在老舍乡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外县、外省不少人总认为那就是老舍的故乡，借名人扬名，时间一长，这里的干部群众也就不作解释了。也正因为这个误解，这老舍乡在华东地区还享有一定的知名度，这是后话。而我当时供职的正是老舍乡人民政府。
乡政府的办公用房是在征用的农田上新建的，两排红砖青瓦房，总共32间，没有围墙。乡政府王维元乡长是刚从邻乡调来的。在乡政府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王乡长说：“老舍乡政府刚成立，人手少，工作量大，我们要克服困难，团结一致，把各项工作做好。”因为当时初涉社会，我觉得王乡长仅仅是一次动员讲话，然而，那几句今天听来很平常的话显然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分量。
乡政府办公室当时只有3个人：文书、农情员、通讯报道员。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是“上传下达”。农情员和通讯报道员对文书负责。我当时的岗位是通讯报道兼写材料。从办公室的配备上可以看出领导意图。全乡农业生产以粮棉为主，农情员负责每天两次向县农业局报告季节性农业生产的进展情况。而我呢，则把农业生产中的新思路、新方法、好人好事写成广播稿寄往县广播站，把各类经验材料写好后定期送往县委办公室。
1984年5月的一天夜里，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是县防汛指挥部的电话，找王乡长。当时乡政府20多人共用那一部“摇把子”电话，乡领导的宿舍也就谈不上有电话。我急忙冲进雨帘，朝后排东边那间房跑。未及赶到，王乡长也已开门出来。接过电话后，王乡长吩咐我和农情员分头跑3个村，把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找来开紧急会议。当时似乎容不得多想，踏着泥泞，我深一脚浅一脚找到了两个村4位村干部家，待赶到乡政府已是凌晨3点。王乡长紧急部署抗洪排涝方案，从田间排水说到引水入河，又说到如何安置因房屋进水而受灾的困难户，前后只布置了半个小时，那几位村干部便急匆匆离开了乡政府办公室回村执行方案去了。
那一年，老舍乡的小麦丰收了，县政府发了嘉奖令。后来针对这件事，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也像现在这样通讯便捷多好，谁会想到在大雨天里奔跑只为传递几句话。如今通讯很发达，打个电话便能解决一些小问题已不足为怪，但在少数地方，农民到乡政府办事还会“跑断腿”。
想法很多，但往往是因环境因条件因人而左右思维的。就在1984年的秋天，老舍乡拾份村支部书记周鹤生因承包6.67公顷荒地种水稻大获丰收，轰动了全省。当时我想，中央有文件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周鹤生是个典型，也是最好的报道素材。一星期后，我写的这条消息登上了《人民日报》。这条消息登上了大报，也为我的18岁生日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生日那天，乡政府28名干部一起来祝贺，李道成文书还把这件事写进了第二年3月的《老舍乡政府工作报告》。
往事历历。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我还在思考，为什么当时乡政府办公室3名工作人员以办公室为家，拿32元月工资，不要宿舍也心甘情愿？为什么现在的乡政府办公室多达七八人，工作效率不如当年两三个人？为什么当时很多乡干部愿以韶华洒一腔热血？为什么眼下不少乡干部傲慢平庸安于蹉跎？是为农村脱贫致富而忙碌？还是为待遇为房子而工作？
上述答案我至今未找到。或许是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机构多了，人多了，人的想法也多了。我料定，省以下机构改革在今后几年还得再度动真刀动真枪。1983年，中国大地上的数万个人民公社，呼啦啦改成了乡人民政府，官方当时称此举叫“政社分设”。文骐有幸成为这场重大变革后乡政府的首批工作人员。以下撷取的情景和经历，或许对即将展开的县乡两级新一轮改革中的年轻公务员们有所启示。
1983年9月，素有苏北“兰考”之称的江苏省响水县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老舍乡人民政府；这老舍和那位著名作家并无关联，只是一个地名。不过，在老舍乡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外县、外省不少人总认为那就是老舍的故乡，借名人扬名，时间一长，这里的干部群众也就不作解释了。也正因为这个误解，这老舍乡在华东地区还享有一定的知名度，这是后话。而我当时供职的正是老舍乡人民政府。
乡政府的办公用房是在征用的农田上新建的，两排红砖青瓦房，总共32间，没有围墙。乡政府王维元乡长是刚从邻乡调来的。在乡政府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王乡长说：“老舍乡政府刚成立，人手少，工作量大，我们要克服困难，团结一致，把各项工作做好。”因为当时初涉社会，我觉得王乡长仅仅是一次动员讲话，然而，那几句今天听来很平常的话显然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分量。
乡政府办公室当时只有3个人：文书、农情员、通讯报道员。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是“上传下达”。农情员和通讯报道员对文书负责。我当时的岗位是通讯报道兼写材料。从办公室的配备上可以看出领导意图。全乡农业生产以粮棉为主，农情员负责每天两次向县农业局报告季节性农业生产的进展情况。而我呢，则把农业生产中的新思路、新方法、好人好事写成广播稿寄往县广播站，把各类经验材料写好后定期送往县委办公室。
1984年5月的一天夜里，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是县防汛指挥部的电话，找王乡长。当时乡政府20多人共用那一部“摇把子”电话，乡领导的宿舍也就谈不上有电话。我急忙冲进雨帘，朝后排东边那间房跑。未及赶到，王乡长也已开门出来。接过电话后，王乡长吩咐我和农情员分头跑3个村，把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找来开紧急会议。当时似乎容不得多想，踏着泥泞，我深一脚浅一脚找到了两个村4位村干部家，待赶到乡政府已是凌晨3点。王乡长紧急部署抗洪排涝方案，从田间排水说到引水入河，又说到如何安置因房屋进水而受灾的困难户，前后只布置了半个小时，那几位村干部便急匆匆离开了乡政府办公室回村执行方案去了。
那一年，老舍乡的小麦丰收了，县政府发了嘉奖令。后来针对这件事，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也像现在这样通讯便捷多好，谁会想到在大雨天里奔跑只为传递几句话。如今通讯很发达，打个电话便能解决一些小问题已不足为怪，但在少数地方，农民到乡政府办事还会“跑断腿”。
想法很多，但往往是因环境因条件因人而左右思维的。就在1984年的秋天，老舍乡拾份村支部书记周鹤生因承包6.67公顷荒地种水稻大获丰收，轰动了全省。当时我想，中央有文件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周鹤生是个典型，也是最好的报道素材。一星期后，我写的这条消息登上了《人民日报》。这条消息登上了大报，也为我的18岁生日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生日那天，乡政府28名干部一起来祝贺，李道成文书还把这件事写进了第二年3月的《老舍乡政府工作报告》。
往事历历。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我还在思考，为什么当时乡政府办公室3名工作人员以办公室为家，拿32元月工资，不要宿舍也心甘情愿？为什么现在的乡政府办公室多达七八人，工作效率不如当年两三个人？为什么当时很多乡干部愿以韶华洒一腔热血？为什么眼下不少乡干部傲慢平庸安于蹉跎？是为农村脱贫致富而忙碌？还是为待遇为房子而工作？
上述答案我至今未找到。或许是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机构多了，人多了，人的想法也多了。我料定，省以下机构改革在今后几年还得再度动真刀动真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