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鉴别洋学者的高下，最简便的方法，便是看他如何处理专有名词。所谓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地名、书名等等；在这些名词上面，假洋学者最容易露出马脚。先说地名，英国地名以ham、mouth、cester等结尾的，在此辈笔下，很少不译错的。再说书名，书名最容易译错，因为不谙内容，最易望文生义。西洋文学作品的标题，往往是有出处的。不是真正在古典传统中沉浸过的老手，面临这样的书名，根本不会料到，其中原来大有文章。例如现代小说家赫克思里（Aldous Huxley）（一译赫胥黎）的书名，不是出自莎士比亚的名句，便是引自弥尔顿和丁尼生的诗篇。其中如《美好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书，典出《暴风雨》；译介赫克思里的洋学者，没有几个人不把它译成《勇敢的新世界》的。要做一个够格的洋学者，仅凭一部英汉字典，显然是不够的。如果只会翻字典，联单字，结果当然是类似“英国的马甲和苏格兰的检阅”的怪译了。
面临人名，尤其是作家姓名，洋学者更是马脚毕露。例如美国诗人Edgar Allan Poe，中文译成爱伦坡，原是大错（朱立民先生曾有专文说明）。坡的原名是艾德嘉·坡，而爱伦是他养父的姓，后来才插进去的。法国人一向不理会这个“中名”，例如波德莱尔和马拉美就只叫他Edgar Poe。所以坡的名字，不是Edgar Poe就是Edgar Allan Poe，断乎不能呼为Allan Poe。素以法国诗的介绍为己任的覃子豪先生屡次在爱伦坡的名下注上Allan Poe，足证他对马拉美的种种，亦不甚了了。这种错误在他的《论现代诗》一书中，比比皆是。一个更严重的例子，是丁尼生的原名。在该书中，丁尼生数以A. L. Tennyson的姿态出现，实在是荒谬的。按丁尼生的原名加上爵位，应该是Alfred, Lord Tennyson。其中Lord是爵号而非名字，怎么能和Alfred混为一谈，且加以缩写？如果这也可行，Sir Philip Sidney岂不要缩写成S. P. Sidney？覃子豪先生在诗的创作上颇有贡献，他的创造力非但至死不衰，抑且愈老愈强。他对于中国现代诗的见解，亦有部分可取之处。但是在西洋文学的译介上，他是不够格也不负责的。
一般洋学者好在作家译名之下，加注英文原名。这种做法，目前已到滥的程度。中文译名向来不统一，加注英文原名，算是一种补救之道，俾免张冠李戴，滋生误会。但是这种做法，应该有一个不移的原则，就是，不在易招误会的场合，就尽可能避免使用。例如英国文学史上，有两位名诗人，都叫做杰姆斯·汤姆森，还有两位名作家，都叫山缪·伯特勒。遇见这种情形，除了加注英文原名，更有注明年代的必要。前文提到赫克思里，我曾加注英文原名，那是因为他的家庭先后出过好几个名人的关系。一般洋学者的幼稚病，在于每逢提起人尽皆知的大文豪，如莎士比亚和里尔克时，也要附注英文和生卒年份；有时东拉西扯，一口气点了十几个大名字，中间夹夹缠缠，又是外文，又是阿拉伯数字，真是叫人眼花缭乱。这种洋规矩发展下去，终有一天，在提到孔子的时候，也会加上（Confucius, 551-479 B. C.）一串洋文的。曾见一篇空洞的短文，加起来不过一千字，其中附注原名和年代，几占五分之一的篇幅。如果我是该刊编辑，一定倒扣他的稿费。
洋学者的洋学问，往往在一个形容词或一句论断之中，暴露无遗。如果一篇译介性的文章，左一句“薄命诗人济慈”，右一句“很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情调”，作者的趣味一定高不了。一篇评介性质的文章，是“凑”的还是“写”的，内行人一目了然。讨论一位西方作家之前，如果对于该国的文学史与该一时代的文学趋势欠缺通盘的认识，对于他的作品，平素又少涉猎，竟想临时拼凑资料，敷衍成文，没有不露出马脚来的。大学里常有所谓“开卷考试”（open book test）。洋学者写这类文章，事实上也是一种开卷考试。开卷者，抄书也，可是该抄些什么，从哪里抄起，外行人仍是摸不着头脑的。平素欠缺研究的人，即使把书摊在他的眼前，仍会抄到隔壁去。结果是，一位二流的诗人被形容成大诗人，一位通俗的作家被称为巨匠，一篇含蓄至深的作品被称为反叛传统，一首十四行被误解为自由诗。由于自己欠缺批评的能力，这样的洋学者对于他所介绍的西方作家，往往只有报导，没有分析，只有溢美，没有批评。最幼稚的一类，简直像在做特效药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