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文章里,文理欠妥的西化句还有不少,再举二例:(一)“小诗的第一条件是须表现实感,便是将切迫地感到的对于平凡的事物之特殊的感兴,进跃地倾吐出来,几乎是迫于生理的行动,在那时候这事物无论如何平凡,但已由作者分与新的生命,成为活的诗歌了。”(二)“好的批评家便是一个记述他的心灵在杰作间之冒险的人。”第一句长达83字,不但文理凌乱,“便是将切迫地感到的对于平凡的事物之特殊的感兴”一段,名词之间的关系也很不清,“感到的……感兴”尤为败笔。至于第二句,原来译自法朗士的名言A good critic is one who narrates the adventures of his mind among masterpieces. (Le bon critique est celui qui raconte les aventures de son ame au milieu des chefs-d'oeuvre.)周作人此句未能化解形容词子句,是典型的西化拗句。其实这种定义式的叙述句,在中文里往往应该倒过来说。译得拘谨些,可以说:“能叙述自己的心灵如何在杰作之间探险的人,才是好批评家。”放达些呢,不妨说成:“能神游杰作名著之间而记其胜,始足为文评行家。”
韩昌黎以文为诗,徐志摩以诗为文。在早期新文学的散文家中,徐志摩是很杰出很特殊的一位,以感性浓烈、节奏明快、词藻瑰丽、想象洒脱建立自己的风格。鲁迅老练中透出辛辣,周作人苦涩中含有清甘,朱自清温厚中略带拘谨,这些多少都是中年人的性情;唯独徐志摩洋溢着青年的热烈和天真,加上爱情的波澜和生命的骤逝,最能牵惹少男少女的浪漫遐想。徐志摩和冰心,均以诗文名世,在20年代的文坛上,像一对金童玉女。那时,冰心在作品里扮演的,是一个依恋母亲、多愁多病的女儿,所以玉女的形象比金童似乎又更小了些。尽管如此,当时的散文在抒情和写景的方面,恐怕没有人能胜过这位金童。所以《我所知道的康桥》里,最好的段落,亦即英文所谓织锦文(purple patches),仍是情景交融的第四段。第三段相比之下,又是英文,又是地名,又是引诗,就显得饾饤堆砌。至于第一段交代背景,第二段企图说理,其实都不出色,只能勉尽“绿叶”之责。前引的两句正从第二段来,就显得西而不化。“单独”用了两次,第一次是抽象名词(相当于solitude),第二次是动词(相当于to be alone with),两次都用得生硬,第二次甚至欠通。其实第一个“单独”原意是“独居”、“独处”、“离群索居”,这样也才像个名词;只用引号括起来,并未解决问题。第二个“单独”呢,恐怕还得改成“单独盘桓”、“旬月流连”,或者“共处”,才像个动词。大概还是“共处”最合中文,因为在中文里,两人在一起很难称为“单独”。至于前引文字的第二句:“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现的第一个条件”,更是不像中文;用“它”来做抽象名词的代名词,尤其迂回惑人。《我所知道的康桥》第一段末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也是西化不良之例。“知道”显然来自英文know一字,其实中文应说“体会”或“经验”。
何其芳在30年代的文坛,诗和散文均有相当的成就,其两美兼擅的地位,差可比肩于20年代的徐志摩。但是两人的风格大不相同:徐志摩文气流畅,下笔轻快,何其芳韵味低回,下笔悠缓;徐志摩几乎慢不下来,何其芳呢,很难快得起来。论诗,何与卞之琳齐名,何诗重感性,卞诗具知性:何诗媚,卞诗巧;两人是北大同学,何修哲学而诗中欠哲理,卞修外文而诗中富哲意。论散文,何与另一位北大同学李广田齐名:何文纤柔而好梦幻,李文纯朴而重现实。何其芳的作品截然可分两个阶段:青年时代耽于唯美,愁来无端,风格妩媚而文弱;中年左倾以后,又满纸人民与革命的八股,只重主题,不讲文采,趋于另一极端。那时候的作家在创作方向上往往像钟摆一样,奔于两极之间,也并不限于何其芳一人。他的散文,好处是观察细腻,富于感性与想象,缺点是太不现实,既少地方色彩,又乏民族背景,读来恍惚像翻译。至于语法,往往西而不化,不是失之迂回,就是病于累赘。前引例句不过百中举一,可见病态之深。第一句不但西化,且有逻辑上的毛病。“多雾地带女子的歌声”,究竟是形容“她”,还是“她歌唱”,还是“古传说”呢?如果减为“像多雾地带的女子”,就合理多了。至于被父亲禁闭的,究竟是公主还是公主的不幸,也很含糊。要文理清楚,就要说“说一位不幸的公主,被她父亲禁闭在塔里”,或者“说一位公主,不幸被父亲禁闭在塔里”。第三句的意思,其实是“我们已经看见一些反叛的少女,勇于投入不幸的爱情”。何氏的说法却是西化最劣的样品。在中文里,把“不幸”之类的状词当抽象名词使用,本来极易失手,不像misery和miserable的词性那么一目了然。在英文里,最多表示身份的名词,中文却难“兑现”。例如vegetarian, misogynist, misogamist等字,译成“素食主义者(或素食者,吃素的人)”、“女性憎恨者(或恨女人的人)”、“婚姻憎恨者(或恨婚者,恨婚姻的人)”,都很不妥帖。“叛逆者”这名词生硬拗口,为什么不用现成的“叛徒”呢?如果嫌“叛徒”像男性,也不妨使用“孽女”或“女叛徒”。最后一句的西化大病,是在句末拖一个尾大不掉的形容词子句,一连串支离而繁重的形容词,勉强“少女”两字来顶受。更糟的是中文“是如何如何的”之句法,在何文中拉得漫长无度,在“是”与“的”之间横阻了39个字,文气为之梗断。何文句法颇似英文的I am more moved by those girls who…只是何其芳根本无力化解,乃沦于冗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