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文章里，文理欠妥的西化句还有不少，再举二例：（一）“小诗的第一条件是须表现实感，便是将切迫地感到的对于平凡的事物之特殊的感兴，进跃地倾吐出来，几乎是迫于生理的行动，在那时候这事物无论如何平凡，但已由作者分与新的生命，成为活的诗歌了。”（二）“好的批评家便是一个记述他的心灵在杰作间之冒险的人。”第一句长达83字，不但文理凌乱，“便是将切迫地感到的对于平凡的事物之特殊的感兴”一段，名词之间的关系也很不清，“感到的……感兴”尤为败笔。至于第二句，原来译自法朗士的名言A good critic is one who narrates the adventures of his mind among masterpieces. (Le bon critique est celui qui raconte les aventures de son ame au milieu des chefs-d'oeuvre.)周作人此句未能化解形容词子句，是典型的西化拗句。其实这种定义式的叙述句，在中文里往往应该倒过来说。译得拘谨些，可以说：“能叙述自己的心灵如何在杰作之间探险的人，才是好批评家。”放达些呢，不妨说成：“能神游杰作名著之间而记其胜，始足为文评行家。”
韩昌黎以文为诗，徐志摩以诗为文。在早期新文学的散文家中，徐志摩是很杰出很特殊的一位，以感性浓烈、节奏明快、词藻瑰丽、想象洒脱建立自己的风格。鲁迅老练中透出辛辣，周作人苦涩中含有清甘，朱自清温厚中略带拘谨，这些多少都是中年人的性情；唯独徐志摩洋溢着青年的热烈和天真，加上爱情的波澜和生命的骤逝，最能牵惹少男少女的浪漫遐想。徐志摩和冰心，均以诗文名世，在20年代的文坛上，像一对金童玉女。那时，冰心在作品里扮演的，是一个依恋母亲、多愁多病的女儿，所以玉女的形象比金童似乎又更小了些。尽管如此，当时的散文在抒情和写景的方面，恐怕没有人能胜过这位金童。所以《我所知道的康桥》里，最好的段落，亦即英文所谓织锦文（purple patches），仍是情景交融的第四段。第三段相比之下，又是英文，又是地名，又是引诗，就显得饾饤堆砌。至于第一段交代背景，第二段企图说理，其实都不出色，只能勉尽“绿叶”之责。前引的两句正从第二段来，就显得西而不化。“单独”用了两次，第一次是抽象名词（相当于solitude），第二次是动词（相当于to be alone with），两次都用得生硬，第二次甚至欠通。其实第一个“单独”原意是“独居”、“独处”、“离群索居”，这样也才像个名词；只用引号括起来，并未解决问题。第二个“单独”呢，恐怕还得改成“单独盘桓”、“旬月流连”，或者“共处”，才像个动词。大概还是“共处”最合中文，因为在中文里，两人在一起很难称为“单独”。至于前引文字的第二句：“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现的第一个条件”，更是不像中文；用“它”来做抽象名词的代名词，尤其迂回惑人。《我所知道的康桥》第一段末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也是西化不良之例。“知道”显然来自英文know一字，其实中文应说“体会”或“经验”。
何其芳在30年代的文坛，诗和散文均有相当的成就，其两美兼擅的地位，差可比肩于20年代的徐志摩。但是两人的风格大不相同：徐志摩文气流畅，下笔轻快，何其芳韵味低回，下笔悠缓；徐志摩几乎慢不下来，何其芳呢，很难快得起来。论诗，何与卞之琳齐名，何诗重感性，卞诗具知性：何诗媚，卞诗巧；两人是北大同学，何修哲学而诗中欠哲理，卞修外文而诗中富哲意。论散文，何与另一位北大同学李广田齐名：何文纤柔而好梦幻，李文纯朴而重现实。何其芳的作品截然可分两个阶段：青年时代耽于唯美，愁来无端，风格妩媚而文弱；中年左倾以后，又满纸人民与革命的八股，只重主题，不讲文采，趋于另一极端。那时候的作家在创作方向上往往像钟摆一样，奔于两极之间，也并不限于何其芳一人。他的散文，好处是观察细腻，富于感性与想象，缺点是太不现实，既少地方色彩，又乏民族背景，读来恍惚像翻译。至于语法，往往西而不化，不是失之迂回，就是病于累赘。前引例句不过百中举一，可见病态之深。第一句不但西化，且有逻辑上的毛病。“多雾地带女子的歌声”，究竟是形容“她”，还是“她歌唱”，还是“古传说”呢？如果减为“像多雾地带的女子”，就合理多了。至于被父亲禁闭的，究竟是公主还是公主的不幸，也很含糊。要文理清楚，就要说“说一位不幸的公主，被她父亲禁闭在塔里”，或者“说一位公主，不幸被父亲禁闭在塔里”。第三句的意思，其实是“我们已经看见一些反叛的少女，勇于投入不幸的爱情”。何氏的说法却是西化最劣的样品。在中文里，把“不幸”之类的状词当抽象名词使用，本来极易失手，不像misery和miserable的词性那么一目了然。在英文里，最多表示身份的名词，中文却难“兑现”。例如vegetarian, misogynist, misogamist等字，译成“素食主义者（或素食者，吃素的人）”、“女性憎恨者（或恨女人的人）”、“婚姻憎恨者（或恨婚者，恨婚姻的人）”，都很不妥帖。“叛逆者”这名词生硬拗口，为什么不用现成的“叛徒”呢？如果嫌“叛徒”像男性，也不妨使用“孽女”或“女叛徒”。最后一句的西化大病，是在句末拖一个尾大不掉的形容词子句，一连串支离而繁重的形容词，勉强“少女”两字来顶受。更糟的是中文“是如何如何的”之句法，在何文中拉得漫长无度，在“是”与“的”之间横阻了39个字，文气为之梗断。何文句法颇似英文的I am more moved by those girls who…只是何其芳根本无力化解，乃沦于冗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