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学者，译者
《翻译乃大道》作者，学者，译者,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外国文学中译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说
一
一百七十二年前的今天，一位年轻的诗人驾着他更年轻的轻舟，从比萨驶回雷瑞奇（Lerici），不幸遇上风雨，溺于地中海里。我说的正是雪莱，那时他还未满三十岁，但是留下的丰盛作品，从长篇的《普罗米修斯之解放》、《阿当奈司》到短篇的《西风颂》、《云雀歌》，日后都成了西方文学的经典。不过雪莱还是一位饱学深思的学者，不但谙于希腊、拉丁的古典，邃于诗学，而且通晓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他对文学批评的一大贡献，那篇1.4万字的长论《诗辩》，知者当然较少。至于他把欧陆名著译成英文多篇，这方面的成就，恐怕只有专家才清楚了。
雪莱英译的名著包括希腊诗人拜翁（Bion）（一译彼翁）及莫斯科司（Moschus）（一译摩斯科斯）的田园挽歌，罗马诗人魏吉尔的《第四牧歌》，但丁《炼狱》二十八章的前五十一行，西班牙剧作家卡德隆的《魔术大师》及歌德《浮士德》的各数景。这些译作分量不算很重，但是涉及的原文竟已包括了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与德文，足见雪莱真是一位野心勃勃而又十分用功的译者。不过他的诗名太著，光芒乃掩盖了论文与译文。
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也就是说，译者必定相当饱学，也必定擅于运用语文，并且不止一种，而是两种以上：其一他要能尽窥其妙，其二他要能运用自如。造就一位译者，实非易事，所以译者虽然满街走，真正够格的译家并不多见。而究其遭遇，一般的译者往往名气不如作家，地位又不如学者，而且稿酬偏低，无利可图，又不算学术，无等可升，似乎只好为人作嫁，成人之美了。
不过行行都能出状元的。翻译家真成了气候，风光之盛甚至盖过著名作家，进而影响文化或宗教。例如圣吉若姆所译的拉丁文普及本《圣经》，马丁·路德所译的德文本新旧约，影响之深远并不限于宗教。佛教的翻译大师也是如此。玄奘在天竺辩才无碍，“名震五天”，取经657部回国，长安万人空巷欢迎。唐太宗先是请他做官，见他志在译经，乃全力支持；慈恩寺新建的翻经院，“虹粱藻井，丹青云气，琼础铜踏，金环华铺”，也供他译经之用，《瑜伽师地论》译成，更为他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在梵唐西域之间，玄奘成了国际最有名的学者，家喻户晓，远胜今日诺贝尔奖的得主。
至于天竺高僧鸠摩罗什，夙慧通经，成为沙勒、龟兹的国宝，前秦苻坚听到他的盛名，甚至派骁骑将军吕光率兵七万，西征龟兹，命他“若获罗什，即驰驿送之”。为了抢一位学者，竟然发动战争，其名贵真成国宝了。后来罗什辗转落在吕越手里，姚兴又再派兵征伐，迎回罗什，并使沙门八百多人传受其旨。罗什在草堂寺讲经，姚兴率朝臣及沙门一千多人，肃容恭听。
18世纪英国名诗人颇普（一译蒲柏），扬言将译《伊利亚德》，英王乔治一世即捐二百镑支援，太子也资助了一百镑，书出之后，译者赚了五千多英镑。这在当时已是巨富；因为在他之前，弥尔顿的《失乐园》只卖了五镑，在他之后，拜伦的《唐璜》也不过索酬二千五百镑。颇普得以独来独往，经济无忧也是原因。
这些当然都是可羡的罕例，不过翻译这一行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例如印度小说家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引起轩然大波，其日文版的译者竟遭杀害，而意大利文版的译者亦遭殴打。“翻译即叛逆”之说，遂有了新的诠释。
二
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要有进展，得靠一群专业读者来领导广大的普通读者。同时我认为，“附庸风雅”未必是什么坏事。风雅而有人争相附庸，就算口是心非，也表示风雅当道，典型犹存，至少还有几分敬畏。一旦举国只听流行小调，而无人再为贝多芬侧耳，或是只会从连环漫画里去亲近古代的哲人，那就表示不但风雅沦丧，就连附庸的俗人也都散尽，公然“从俗”、“还俗”去了。
要维护风雅，主领风骚，就有赖一群精英的专业读者来认真读书，为普通读者带头示范。作家、学者、译者、编者、教师等等，正是专业的读者；要读好书，出好书，得靠他们。作家如果读得不认真，就不能吸收前人或时人的精华；退一步说，如果他不细读自己的文稿，就不能发现自己的缺失，加以改进。我甚至认为，作家所以不长进，是因为不认真读他人的作品，更因为不认真审视自己的作品，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所以无从认真比较。同样地，学者、译者、编者、教师等人，对于自己要论、要译、要编、要教的作品，如果没有读通，则其不通、或是半通不通，势必祸延普通读者。其中译者之为专业读者，意义尤为重大。译者对待自己要译的书，读法当然有异于学者或教师，但由译者读来，一字一句，甚至一个标点也不能放松，应该是再彻底不过的了。我们可以说，读一本书最彻底的办法，便是翻译。
原则上，译者必须也是一位学者。但是他的目的不在分析一本书的来龙去脉、高下得失，为了要写论文或是书评。译者的目的，是把一本书，不，一位作家，带到另外一种语文里去。这一带，是出境也是入境，把整个人都带走了样，不是改装易容，而是脱胎换骨。幸运的话，是变成了原来那位作家的子女，神气和举止立可指认，或者退一步，变成了他的侄女、外甥，虽非酷肖，却仍依稀。若是不幸呢，就连同乡、同宗都不像了，不然就是遗传了坏的基因，成为对母体的讽刺漫画。
尽管如此，译者仍然是一种学者。他可以不落言诠，可以述而不作，却不能没有学问；不过他的学问已经化在他的译文里了。例如翻译莎士比亚，在某些场合，遇到brave，不译“勇敢”，而译“美好”；同样地，turtle不译“乌龟”而译“斑鸩”，crab不译“螃蟹”而译“酸苹果”，学问便在其中了。
有些译者在译文之后另加注解，以补不足，而便读者，便有学者气象。年轻时我读傅雷所译《贝多芬传》，遇有译者附注，常也逐条去读。原文若是经典名著，译者这样郑重对待，诚然是应该的；如果更郑重些，加上前序后跋之类，就更见学者的功力了。其实，一本译书只要够分量，前面竟然没有译者的序言交代，总令人觉得唐突无凭。译者如果通不过学者这一关，终难服人。
成就一位称职的译者，该有三个条件。首先当然是对于“施语”（source language）的体贴入微，还包括了解施语所属的文化与社会。同样必要的，是对于“受语”（target language）的运用自如，还得包括各种文体的掌握。这第一个条件近于学者，而第二个条件便近于作家了。至于第三个条件，则是在一般常识之外，对于“施语”原文所涉的学问，要有相当的熟悉，至少不能外行。这就更近于学者了。
基督教的《圣经》传入各国，是根据希伯来文与希腊文，并透过拉丁文辗转传译的巨大工程，其间皓首穷经，不知译老了多少高僧鸿儒。对于英美文学影响至钜的“钦定本”（The Authorized Version），便是奉英王詹姆斯一世之命译成。参与这件译界大事的专家五十四人，多为国中希伯来文与希腊文的顶尖高手，共为六组，乃由西敏寺、牛津、剑桥的学者各设二组所合成，从l604年至1611年。穷七年之功始竣其事。
不过比起7世纪中叶在长安完工的译经盛会来，“钦定本”这七年又显得短了。玄奘主持译经，是由唐太宗诏命在弘福寺进行，并且派了房玄龄、许敬宗召集硕学沙门，也是五十余人，参与助译，《瑜伽师地论》成，又为之作序，亦可谓之“钦定本”了。根据唐代的译场制度，翻译的职司与流程，从译主、证义、证文、笔受等等一直到钦命大臣，多达十一个步骤，真是森严精密，哪像今日译书这么潦草。有资格进入玄奘的译场，任其“证文”的十二人与“缀文”的九人，当然无不“谙解大小乘经论”并为“时辈所推”。玄奘主持这浩大的工作，还得在不同的版本之间留意校勘，据说翻译《大般若经》时他就对照了三种梵本。这壮举前后历经十九年，玄奘笔不停挥，“三更暂眠，五更复起”，绝笔之后只一个月就圆寂了。这样的翻译大师，岂是泛泛的拘谨学者所能仰望？
比玄奘早两百多年的鸠摩罗什，无论是译《妙法莲华经》或《维摩诘经》，蜂拥而至的名流沙门动辄上千，有人是来相助译经，但有更多人是慕名来听译主讲经或参加讨论。足见当时的译者兼有学者的权威、法师的尊贵，其四方景从之盛，远非今日可比。
甚至近如严复，一生所译西方近代学术名著，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与《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白芝浩的《格致治平相关论》，涵盖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部门，对清末现代化运动的启蒙，贡献极大。严复译介这些经典之作，皆曾熟读深思，原文涉及的相关著作，亦有了解，所以每加注释，辄能融会贯通。例如翻译赫胥黎的名著，他就会一并简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斯宾塞的《综合哲学》，并且追溯远古的希腊哲学。如此旁征博引，左右逢源，才不愧是学者之译。
译者应该是一位学者，但是反过来，学者未必该做译者。在古代，中华文化自给自足，朱熹集注诗经，可以不涉及翻译。但是现代的中国学者却没法不治西学，而从欧美留学回来，即使不译西书，也往往要用中文来评介西方学说，或分析西方作品，一旦有所引证，就必须译成中文了。所以今之学者很难避免翻译的考验。
《西游记》是我国第一部留学生文学。玄奘从西方取经回国，志在翻译，所谓“译梵为唐”。他在梵文与唐文两方面的修养，都没问题。今日的留学生从西洋取经回国，译经的绝少，而说经的很多，而要说经，总不能避免引证，至少也得把术语行话翻译过来。可是留学生的中文已经一代不如一代，要他们来译述自己崇仰的强势外文，只怕难以得心应手。如果引证的是知性文章，几个抽象名词加上繁复的句法，就足以令人喋喋嚅嚅，陷入困境。如果引证的竟是美文，尤其是诗句，恐怕就难逃焚琴煮鹤之劫了。
三
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也值得一谈。俗见常视翻译为创作的反义词。其实创作的反面是模仿，甚至抄袭，不是翻译。分得精细一点，也许该说，直译、硬译、死译正是创作之反，因为创作的活鸟给剥制成译文的死标本，羽毛一根不少，却少了飞翔。但是真正灵活、真有灵感的翻译，虽然不能径就取代原作，却也不失为一种创作，一种定向的、有限的创作。
作者要“翻译”自己的经验成文字，译者要“翻译”的还是那个经验，却有既成的文字为凭。有趣的是：作者处理的经验，虽然直接身受，却不够明确，其“翻译”过程便是由混沌趋向明确，由芜杂趋向清纯。译者处理的经验，虽然间接，却早已化成了明确而清纯的文字；译者若要“传神”，势必同时也得相当“移文”。不过这是极其高妙的艺术，译者自己虽然不创作，却不能没有这么一枝妙笔。
“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郭璞的游仙诗句呈现了多么生动诱人的表情。如果译成“灵妃看我笑，明亮露白牙”，说的还是那件事，但已面目全非了。问题还不全在雅俗之分，因为“粲然启玉齿”一句音容并茂，不但好看，更且好听。粲、启、齿同为齿音，而且同距间隔出现，音响效果绝妙。文言译为白话，已经大走其样，一国文字要译成他国文字，可见更难。
不过译者动心运笔之际，也不无与创作相通之处。例如作家要颂落日之美，视当时心情与现场景色，可能要在三个形容词之间斟酌取舍。结果他选择了splendid一字，于是就轮到译者来取舍了。灿烂、华美、壮观、明丽、辉煌？究竟该选那个形容词呢？既有选择的空间，本质上也可算创作的活动了。同样地，句法的安排在译文中也有选择余地。英文句法惯在一句话的后面拖上一个颇长的受词，译者往往不假思索，依照原文的次序“顺译”下去。例如王尔德的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有这么一句台词：
Why do I remember now the one moment of my life I most wish to forget?
如果“顺译”，就成了“为什么现在我会记起一生中我恨不得能忘掉的那一刻呢？”如果“逆译”，就成了“一生中我恨不得能忘掉的那一刻，为什么现在会记起来？”相比之下，逆译的一句显然更灵活，也更有力。仅此一例，就可以说明，译文句法的安排，也不无匠心独运的自由。英国诗人兼评论家柯立基（一译柯尔律治），曾说诗是“最妥当的字眼放在最妥当的地位”。如果译者也有相当的机会，来妥择字眼并妥排次序，则翻译这件事，也可以视为某种程度的创作了。何况译文风格的庄谐、语言的雅俗等等，译者仍可衡情度理，自作取舍，其成王败寇的后果，当然也得自己担当。我在“龚自珍与雪莱”的长论里，为了说明雪莱也有书生论政的一面，就曾把雪莱诗剧《希腊》序言的一段，译成“战国策”体的文言。这样的自由自主，是译者自己争来的。
作家的责任，在勇往直前，尽量发挥一种语文之长，到其极限。译者的责任，在调和两种语文的特色：既要照顾原文，保其精神，还其面目；也要照顾译文，不但劝其委婉迎合原文，还要防其在原文压力之下太受委屈，甚至面目全非。这真是十分高明的仲裁艺术，颇有鲁仲连之风。排难解纷的结果，最好当然是两全其美，所谓“双赢”，至少也得合理妥协，不落“双输”。译者的责任是双重的，既不能对不起原作者，也不能对不起译文，往往也就是译者自己的国文。他的功夫只能在碍手碍脚的有限空间施展，令人想起一位武侠怀里抱着婴孩还要突围而出。这么看来，他的功勋虽然不像作家彪炳，其实却更难能可贵。
再以旗与风的关系为喻。译文是旗，原文是风，旗随风而舞，是应该的，但不能被风吹去。这就要靠旗杆的定位了。旗杆，正是译文所属语文的常态底限，如果逾越过甚，势必杆摧旗飏。
雪莱为自己的翻译订了一个原则：译文在读者心中唤起的反应，应与原文唤起者相同。他苦心研译但丁的《炼狱》，认为欲善其事，译者的思路必须合于最像但丁的英国诗人，而所用的语言必须喻于现世大众。终于他找到一举两得之道：就是揣摩弥尔顿如何用英文来对付但丁的题材，并试验但丁的连锁三行体（terza rima）。
雪莱初到意大利，就坐在米兰大教堂的玫瑰窗下，向着中世纪风味的幽光，吟诵《神曲》。此后他一直耽于朗读《神曲》与《失乐园》，深深沉浸在史诗的情操与声韵之中，以习其文体。雪莱的表弟梅德文（Thomas Medwin）为他作传，就追记他们共读但丁的情景，又说雪莱每逢诗兴不振，就转面译诗，一来免得闲散，二来借此自励，以期导向新作。雪莱一面朗诵，一面精译《神曲》之句，就是要窥探但丁诗艺之秘。果然，《西风颂》波起云涌层出不穷的气势，颇得力于《神曲》的连锁韵律。而那首五百多行的长篇《生之凯旋》，雪莱临终尚未完成，不但也用这种连锁段式，就连构想与风格也欲追但丁。
作家而兼译者，其创作往往会受到译作的影响。反之，译者如果是当行本色的作家，其译作的文体与风格也不免取决于自己创作的习惯。翻译，对于作家是绝对有益的锻炼：它不仅是最彻底的精读方式，也是最直接的“临帖”功夫。我出身外文系，英美诗读了一辈子，也教了半生，对我写诗当然大有启发，可是从自己译过的三百首诗中，短兵相接学来的各派招式，恐怕才是更扎实更管用的功夫。
反之，作家而要翻译，遇到平素欠缺锻炼的文体，就会穷于招架，因为有些基本功夫是无法临阵磨枪的。例如某些诗人译诗，由于平日写惯了自由诗，碰上格律诗的关头，自然就捉襟见肘，不是诗行长短失控，就是韵律呼应失调，而因己之拙，祸延原著。雪莱坚持，译但丁必须维持严格的连锁韵律，本是译者应有的职业道德、艺术勇气。怪不得他终能借但丁之力吹起雄伟的西风，那才算真正的豪杰。同样地，文言修养不够的译者，碰上盘根错节的长句，当然也会不知所措，无法化繁为简，缩冗为浓。至于原文如有对仗，译文恐怕也只好任其参差不齐。
尽管译者的名气难比作家，而地位又不及学者，还要面对这么多委屈和难题，翻译仍然是最从容、最精细、最亲切的读书之道，不但所读皆为杰作，而且成绩指日可期。在翻译一部名著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之间，幸福的译者得与一个宏美的灵魂朝夕相对，按其脉搏，听其心跳，亲炙其阔论高谈，真正是一大特权。译者当然不是莎士比亚，可是既然译笔在握，就可见贤思齐，而不断自我提升之际，真欲超我之凡，而入原著之圣。就像一位演奏家诠释乐圣，到了入神忘我之境，果真就与贝多芬相接相通了。到此境地，译者就成了天才的代言人，神灵附体的乩童与巫者。这就是译者在世俗的名利之外至高无上的安慰。
1994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