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之教育与反教育

《翻译乃大道》翻译之教育与反教育,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一

翻译常有直译与意译之说，相当困人。这问题，古代的翻译名家早有体会。鸠摩罗什曾与僧睿论译梵为秦，有“天见人，人见天”之句，罗什译至此曰：“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睿应声曰：“将非‘天人交接，两得相见’乎？”罗什大喜曰：“实然！”

所谓“在言过质”，就是译文太忠实了，也就是太过直译。不过“天人交接，两得相见”却又似乎偏于意译了。所以后来罗什又与僧睿论西方辞体曰：“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

过分意译，就会“殊隔文体”，虽然轻松了读者，却未尽原文形式之妙，尤以经典之翻译为然。所以在罗什之前，道安比对同本异译，就已提出“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之论。今日盛会，在座多为教授翻译的老师，也就是“吃翻译饭”的人。辛苦的是，不但自己吃着，还得去喂别人，正是鸠摩罗什所说的“嚼饭喂人”。问题在于，被喂的人是否得益？

二

翻译教学的千变万化，不妨因材施教，大致上不出二途。第一是从理论出发，应用普遍的原理来处理个别的实例，可称演绎法。第二是由经验入手，从千百个实例中领悟出普遍的原理，可称归纳法。我的朋友里面，纯学者，尤其是语言学家，倾向前者，而真正的译者，尤其是资深译家，则倾向后者。其实两者互为因果，应该相辅相成。

从理论出发，必须多举实例以为补充，才能落实，否则变成空论。反之，由经验入手，也必须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因小见大，才能把个例提炼为通则，否则失之琐碎。翻译教学的最佳方式，便是要学生多做练习，俾能面对实例，设法克难解困，并在其中渐渐悟出种种原理，更经老师从旁指点，因势利导，时时将实例接通到理论上去。

其实一个人如果深究翻译，不但会悟出翻译之道，同时因为常在两种语言之间排难解纷，消异求同，更将施语（source language）与受语（target language）的特性渐渐认清，等于也研究了“比较语言学”了。例如下面这几句话：

1．It is impossible to convince him.

2．Does it matter what color it is?

3．Everyone has talent at twenty-five. The difficulty is to have it at fifty.

英文的it在文法身份上是代名词，从前三例看来，无论它是虚位主词或实位受词，在中文里都无必要，甚至可以认为“虚字”，可以不理，因此不译。一个人如果把英文“看透”了，又时时留心与中文比较，就会摸清双方虚实，一旦面对翻译，就容易知道问题何在，并且有法解决。这当然是说老手。可是初习翻译的学生，经验不足，就算学了一点理论，临阵仍然无法活用。

所以要做好翻译，不但要投入其中，累积经验，还要跳得出来，说得出道理。道理说得完备，自成系统，便是理论。但是翻译的理论毕竟不能算科学，因为它难以量化，也难于百试不爽，更因为一个句子可以有几种译法，都不算错。因此不禁要问：翻译究竟是艺术，还是技术？这问题，我认为可以分开来看。如果要译的文字是一件艺术品，也就是说一件作品，一篇美文（不论是何文体），一句妙语名言，在翻译家笔下，可以有不同译法而又各有千秋，则翻译应是艺术。反之，如果要译的文字目的不在创造而在达意，不在美感而在实用，译者只求正确，读者只求能懂，则翻译不过是技巧。一般说来，语言学家倾向把翻译当作科学，而文学家倾向把翻译当作艺术。

如果实用的翻译只是技巧，则其译者可以“训练”，不妨“量产”。如果文学的翻译也是艺术，则其译者难以“训练”，只能“修炼”，而就算苦炼，也未必能成正果。由此看来，翻译而要成家，其难也不下于作家。能成正果的翻译家，学问之博不能输于学者，文笔之妙应能追摹作家。即以书名、篇名的翻译为例，亦可窥译事之难。许多名著的书名都本于前人的诗句，译者如果不明出处，就只好望文生义，容易误解。现代小说家中，取书名最爱掉书袋者，莫过于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他的小说Brave New World, Eyeless in Gaza, Those Barren Leaves, A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n，依次采用莎士比亚、米尔顿、华兹华斯、丁尼生的诗句。其中采自莎翁与华翁的两句最容易译错，成为《勇敢的新世界》（可作《大好新世界》或《妙哉新世界》）与《枯叶》（可作《荒篇槁卷》）。又如英国作家法兰西斯·金的To the Dark Tower一书，有人误译为《致黑塔》，正因为不明是本于白朗宁名诗“Childe Roland to the Dark Tower Came”，而白朗宁的诗题又借了莎翁《李尔王》的句子。诸如此类问题，都不是翻译理论所能解决。

三

在“作者、学者、译者”一文中，我曾经指出：“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也就是说，译者必定相当饱学，也必定善于运用语文，并且不止一种，而是两种以上：其一要能尽窥其妙，其二要能运用自如。”

教授翻译的老师，自身起码也该是一位译者，最好当然是一位译家。正如我前文所说，译者应该是“有实无名”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够左右逢源。比照此说，做翻译教师也应该兼有“二高”，那便是“眼高”加上“手高”，眼高包括有学问、有见解、有理论，正是学者之长。手高则指自己真能出手翻译，甚至拿得出“译绩”，就是作家之功了。如果翻译是一门艺术，则它不仅是“学科”，也该算“术科”。若以战争为喻，则翻译教师不但是军事家，最好还是名将。

但是今日在大学任教翻译的老师，真能提出“译绩”的实在不多，因为中文系与外文系的教师里，双语兼通而有力翻译者，本来就少。中文系向来不开翻译课，外文系虽设此课，却非显学，也不是必修，没有人抢着要教。据我所知，外文系有些教师的中文，恐怕还不如外文。所以有此现象，一大原因在于学术界认定翻译既非论文，当然不算学术，更与升等无缘。

前文提到翻译教师要有“二高”。其实眼高未必保证手高，因为眼高手低的人比比皆是。倒是手高往往说明眼高。一个人的翻译，其实就是他自己翻译理念不落言诠的实践，正如一个人的创作里其实就隐藏了自己的文学观。所以译文之高下适足表现译者眼光之高下。

翻译教师正如艺术系和音乐系的“术科”教师，必先自己术高，学生才会心悦诚服，尊师重道。不过手高只是原则，落实在翻译的教学上，应该还要讲究“四德”。第一，学生交来练习，必须仔细改正。每一篇练习都有其特殊的毛病，必须对症下药，否则教师只要发给全班一篇“标准译文”，岂不省事？如果翻译是一种艺术，那就不是“是非选择题”那么简单，而是错的要改对，对的要改好，好的还要求其更上层楼。第二，理想虽然如此，但是为了鼓励学生，免得他全然失去自信，凡原译有其好处值得保留的，应该尽量保留。第三，原译如果有其风格，或是有意追求某种风格，则批改之际不妨顺应原译的用心。如果原译喜欢俚白，不妨成全其流利明畅；反之，如果原译追求文雅，也不妨成全其雍容端庄。老师能做到这一点，高材生才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所长，甚至追求自己的风格。反之，老师如果褊狭而又固执，全班就可能被他教成一批“复制人”。

由此观之，要做一个真正称职的翻译教师，简直先得成为一位无施而不可、有求而皆应的文体家了：这就是我前文所谓“四德”的末德也即最高德了。如此要求，又似乎太奢。不过身为大学教授，怎能没有三两把刷子？谁规定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古代的经典，只能用白话来译，而不可用文言呢？如果学生心血来潮，竟然用文言来译了，做老师的难道只能躲在白话文里，束手无策吗？

尽管如此，名师也未必能出高徒。如果学生的根柢太浅，则老师纵有二高、四德，恐怕也会无处着力。一般的情形是：改英文中译时其实是在改中文作文，而改中文英译时又像在改英文作文。学生如果还在这文字障中挣扎，老师恐怕也就事倍功半，收效不彰。

四

我在各大学教授翻译，历三十余年，在此略述经验，以供同行参考。一学期的这门课，大约是十四周，内容的分配大致如下：前二周是概论，包括翻译之功用、翻译与创作、翻译之为比较语言学、翻译方法论、翻译史举例、中文西化之病、翻译参考书等子题。第三周至第六周，翻译哲学、历史、新闻及社会科学之类的文章。第七周至第十周，翻译诗、散文、格言、小说等文类。第十一周至第十四周，改为中文英译，包括古文、诗词、白话文等体。

练习每周要做一篇，习题分量约300字，如果译诗，则为短诗二首，如果译警句格言，则为十一二则，如为古文，则酌量减少。至于练习发交的程序，一轮共为五周：第一周老师发题，第二周学生交卷，第三周老师批改后发还练习，第四周学生将已改之练习重抄后再交卷，第五周老师将誊清之练习核校后再发还。前后五周，一篇练习轮回两次，才告结束。我初教此课，把批改了的练习发还学生后，就算了事。后来觉得如此不够彻底，只恐粗心的学生接回练习，匆匆一瞥分数，不再细看老师如何苦心细改。所以我便改变方式，要学生重抄一遍再交，迫使他们认真审视我的批改，加深印象。我更吩咐学生，再交练习时可以照单重抄，亦可触类旁通，自己另行改译，不必完全接受老师的批改。有时学生再交之稿仍然有误，或者欠妥，我就会再加改正。

第三周我将练习发还时，虽然各篇都已经仔细改过，我仍会当堂口头作一次综合讲评，说明我所以如此批改的理由，并分析原文的文法结构、修辞风格、文化背景等等。讲评往往长达一小时，更常乘机分析中文与英文之异同，并指出“施语”与“受语”相通之处，不妨“直译”，而相悖之处，则可“意译”。

我还规定，学生的练习必须正楷写在有格的原稿纸上，并且隔行书写，才能在行间留出足够的空间供我批改。

翻译课每周三小时，其中两小时用来讲评笔译，余下的一小时则用来口译。我教口译，是从戏剧入手，仍然强调一点文学性，最常用的是王尔德的几曲喜剧。莎士比亚的诗剧太古，雪莱的诗剧太文，都太难译，而且不像口语，也不切实际。王尔德喜剧的台词简洁而流利，不但机锋高妙，而且谐趣无穷，绝少冷场。事先我把原文发给学生，让他们早作准备。堂上我会临时指派他们轮流分担角色，口译台词。如果译不出来，或是译得不对、不妥、不像口语，我就得动口示范。如此一路译来，场面热闹，笑声不绝，非但学生之间互相承接，师生之间亦多交流，堂上情绪十分热烈，学习效果亦佳。所以一般而言，笔译多为静态，口译则多动感，正好互相调剂。历年在翻译班上用这种方式教导口译，我自己等于把王尔德的喜剧都已口译了一遍，所以只要用笔录出，便成正式的译文了。

五

1987年梁实秋先生在台逝世，为纪念他对文坛的重大贡献，中华日报设立了“梁实秋文学奖”，并分为散文奖与翻译奖两项，来彰显他在这两方面的成就。我参加其中翻译奖的出题与评审，十二年来从未间断。以梁先生名义为号召的这个文学奖，我忝列梁门弟子，共襄盛举，当然是义不容辞。这十二年的经验有几点值得一谈。

首先是出题。出题适当与否，决定比赛的成败。题目不能太难，否则没有人敢参加，更不能太容易，否则人人都译得不错，高下难分。原著也不能太有名，否则译本已多，难杜抄袭；另一方面，也不能太不见经传，否则也不值得翻译。同时，原著不能太长，否则译起来吃力，评起来更劳神。为了多般考验译者的功力，译诗组与译文组各出两题：译诗组出两首诗，译文组则出两段散文。如果是出散文，必有一题较富知性，另一题则较富感性。如果是出诗，则两题必属不同诗体；例如一题是十四行诗，另一题则是无韵体。此外，挑选作者也讲究对照，有时是一古一今，有时是一英一美。出题既有这么多讲究，所以翻来找去，沉吟难决，往往会选上两三天。

评审也不轻松。首先，要在台湾的学界邀请够格而且服众的评审委员，就不容易。所谓名教授往往是评论家，志在发表“学术论文”，尤其是在操演西方当令显学的某某主义，但是说到翻译，因为不能抵充论文，而又无助于升等，所以肯动手的不多，有成就的更是罕见。

一般的文学奖，往往得过初审、复审、决审三关，稿件一路淘汰，到了决审委员手里，件数不会多了。梁实秋翻译奖十二年来都不经初审、复审，只有决审。每天评审会议，都从上午九点半一直讨论到晚饭时分，才能定案。所以再三沉吟，是因为来稿之中犯错少的往往文笔不见精警，而文笔出众的又偏偏一再犯错，要找一篇来稿原文没看走眼而译文也没翻失手的，全不可能。

后来我们发展出两套办法来解决难题。第一套可称定位法，就是选定一篇颇佳的译稿作为基准，再把其他可称佳译的来稿拿来比较，较佳者置于其前，较次者置于其后。最后把“后置者”淘汰，再把“前置者”互相比较，排出优先次序，便可产生前三名与若干佳作。有时两稿看来势均力敌，一时难分高下，不是各具胜境，便是互见瑕疵。三位评审委员讨论再三，不得要领，只好祭起记分法了。就是权将翻译当科学，一篇译稿之中，遇有优点，分为大优、中优、小优，比照加分；遇有毛病，则分为大病、中病、小病，也比照扣分。这么一经量化，虽然略带武断，却很快得到结果。

决定得奖名次之后，评审工作并未完成。译稿为何得奖，有何优点，有何瑕疵甚至谬误，评审委员会有责任向读者说明，更应该向译者交代。所以事后发表一篇详细的讲评，有其必要，否则有奖无评，或者有评而草率空泛，就不能达成设奖之为社会教育的功能。也就是说，翻译奖的评审委员不但应该“眼高”，能分妍媸，还得“手高”，才能示范。

且以译诗为例。译诗难于译文，译古典体裁的格律诗尤为难中之难，就算译者是一位优秀诗人，但如果向来只写所谓“自由诗”而不谙格律诗艺，也往往要捉襟见肘，无法交差。评审委员不能只会东指西点，说什么这里押韵落空，诗行参差，那里文字不够高雅，句法失之生硬，而题目又不合原文等等，因为这些问题一般译者也看得出来。动口的只能做旁观者；动手，才配做评审。你说人家功夫不够，那就请你出手来正韵、整行，返文字于高雅，救句法之不顺，如何？

就在这样的信念下，十二年来我一直为译诗组撰写逐篇评析的详细报告，短则六七千字，长则超过万言。我觉得要做到这地步才算功德圆满，也才算推行了翻译的“社会教育”，把大学的翻译课推行到文坛、译界。至于译文组的评析，就由彭镜禧教授及其他评审委员负责，后来他把自己这方面的文字收集起来，出了一本专书，名为《英美名家散文译注》。

六

美丽的中文，我们这民族最悠久也是最珍贵的一笔遗产，正遭受日渐严重的扭曲与污染，尽管有少数作家与学者深感忧心，而且不断提出警告，收效似乎不彰，适得其反的是，日常使用的语文，正如日常使用的钱币，往往带有污染，而且容易传染。一般人或出于无知，或出于无心，更出于无力，往往随俗随众，人云亦云，并不在乎中文的自然纯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名气”竟然变成了“知名度”，“扬名”变成了“打知名度”，“扬名国际”变成了“打响国际的知名度”。显而易见，中文正由简洁沦为繁琐，雅正沦为庸俗。

同样地，“雄心”也好，“壮志”也好，忽然都变成了“企图心”，为了强调，更不厌其烦，拖沓而成“旺盛的企图心”。这种种噜的怪语，轻易就成为时髦，从政府高官到媒体名人，甚至包括不少意志薄弱的学者作家，近年来都已琅琅上口。同样地，一本书“好看”、“耐读”，忽然变成了“可读性高”，甚至迂回其词，变成了“具有高度的可读性”。

对于有心学习翻译的人，目前的社会语文环境所能提供的，往往是反教育。也就是说，耳濡目染的结果，是带坏，不是导正。

一般的译书往往不是好榜样，误译之外，多的是生硬的直译，讨巧的意译，甚至不负责任的删节。一年一度报纸推荐的十大好书之类，译书所占比例逐年提高，但是把奖颁给译书，究竟是因为原著高明、原著畅销或是中译高明，并未详述。其实在赞词之中绝少提到译笔如何高明，而据我所知，有些入选的译书常见不必要的西化，在译艺上不过二流。

不少学者写起文章来西化成风，不是句法别扭、语调冗长，便是措词繁琐、术语不断：这种迂回嗫嚅的翻译体，甚至有些名学者也未能解脱。一个人如果经常读这种文章，难保不受恶性西化所潜移默化。

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日常面对的媒体，尤其是电视。电视之为媒体，分秒必争，所以新闻播报例皆滔滔不绝，高速争快。台湾的新闻播报，口齿之迅速超过大陆与香港的同行，有时快得简直像急口令，可是细听之余，常会发现，如果撰写的读稿能简洁一点，就可缩减字数，不必那么急急赶播了。

“正当山难救护人员深入山中搜寻失踪多日的学生的同时，有一位学生却已独自脱险下了山。”像这样的长句也难怪主播人要加速急赶，可是“的同时”三字纯然多余，如果删去，当较简明而少费唇舌。其实前半句若能化整为零，加以重组，改成“学生失踪多日，山难救护人员深入山中搜寻，”不但可省六字，语气也转为清畅缓和，应当好念得多。又有一次我听到这样的句子：“尽管缉私的困难度很高，昨日警方却成功地查获了大批毒品。”查而获之，就是成功了，所以“成功地”完全多余。至于“困难度”也不像中文，为什么不能减去六字，改成“尽管缉私很困难，昨日警方却查获了大批毒品。”前引二例都不会是外电翻译，却都写得像译文体一样，对主播的口齿和听众的耳朵，平添不必要的负担，足见翻译体已深入我们的表达习惯。

另一方面，为人师表者也应该时时反省，自己在口头、笔下有没有做到简洁、清畅、自然，否则自身就是污源，怎么得了。翻译教师的警惕应该更高，如果自己习于繁琐语法，恶性西化而不自知，则一定误人。翻译教师若竟染上冗赘与生硬之病，那真像刑警贩毒，危害倍增。

翻译教师正如国文教师，也正如一切作家与人文学科的教授，对于维护健康美丽的中文，都负有重大责任。对于强势外语不良影响的入侵，这该是另一种国防。

1999年6月6日

余光中，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批评家。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阿华大学艺术硕士；先后任教于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所大学任客座教授；1972年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1974—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至今，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自谓诗歌、散文、评论、翻译为其“四度空间”，现已出版诗集19种，散文集14种，评论集6种，翻译集13种；在翻译上亦贡献良多，出版译书多种，除戏剧外，当以英、美、土耳其之译诗为著，代表作有《老人与海》《梵高传》《英美现代诗选》《王尔德喜剧全集》《录事巴托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