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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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手机容易让我们抑郁”这种蜂巢思维更常见的一种叙事或许就是“手机让我们上瘾”。最近，我在推特上关注的一个人发出了一组描绘我们高度依赖手机的艺术作品。其中一张图片中，一只脱离身体的手拿着一部智能手机，手机上的触须已经嵌入了人的手臂，扭动着钻入皮肤；在另一张图片中，一名男子晕头转向，一部典型的外星人风格的智能手机紧紧抓住他的脸；第三张图片中，一个人像死蝴蝶一样四肢张开，被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图标紧紧地钉在手机上。

许多关于科技成瘾的解释都基于这样一个神经科学模型：快感会导致一种名叫多巴胺的神经递质的分泌数量激增。吸毒也会导致大脑中所谓的快感回路释放多巴胺，毒品对这个回路的影响越直接，就越容易上瘾。人们似乎发现社交技术是有益的，并一次又一次地被它吸引。因此，这些行为一定与多巴胺有关，既然它们与多巴胺有关，一定会令人上瘾。

然而，几乎没有实验证据表明看到短信通知或玩一个“拯救公主”的电子游戏就能增加多巴胺的分泌。此外，有关多巴胺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化学物质”的说法过于简单化，基本上是错误的。你会在大众媒体上看到这样或那样的行为会导致你的“多巴胺迸发”，或者给你造成一种“像吸了可卡因一样的冲动”。但多巴胺是一种复杂的神经递质，涉及许多行为，从学习某个动作到跟踪动作结果反馈。但即使在这些行为中，“近距脱靶”和“百发百中”对多巴胺释放产生的影响是相同的，跟踪某个预测或结果比跟踪某种快感对多巴胺释放产生的影响还要大。

我认为，人们使用上瘾隐喻背后的逻辑是循环论证。比如，我选择一个标签，将其贴到某个事物上，然后这个标签导致人们的神经变得紧张起来，激起了一些严重担忧，促使别人保持警惕，而保持警惕之后，反而印证了我选择这个标签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做出自己的评估。

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媒体与儿童健康中心”，媒体专家迈克尔·里奇博士及其同事们明确表示，他们根本不把不健康的媒体使用习惯称为“上瘾”，而是称为“互动媒体使用问题”。我喜欢这种说法，因为它不仅摆脱了可疑的成瘾模式，还反映出几乎任何行为，包括锻炼、购物、收留流浪猫等行为在内，一旦走向极端，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对于这种特别的脆弱性，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我们正在努力探寻最健康的媒体使用方法，并保护弱势群体，但社交媒体巨头正在积极地与我们作对。作为媒体研究领域的教授，希瓦·维迪亚那桑就这方面给出了一个简明易懂的总结：“像赌场、老虎机、薯片一样，脸书的目的是让你沉浸其中，给你足够的迷惑，令你不能自拔，忘记这种体验的时间和深度，给你足够的奖励，让你经常登录。即使你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范围之内拥有其他更具启发性的、有益的或愉悦的选项，你依然无法抗拒登录它的诱惑。”

社会心理学家亚当·奥尔特在《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一书中回顾了社交科技公司是如何利用有关目标、反馈、进步、升级、悬念和社交互动等方面的心理研究来反复吸引我们的。这种利用心理学原理来控制消费者行为的做法不算新鲜事，赌场一直这么做，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给社会带来的坏处比《糖果粉碎》这种游戏还要严重。但是我们没办法在我们的口袋里随身携带赌场，所以赌场对我们生活的侵袭程度要远远低于手机上面的应用软件。奥尔特提供了一个利用心理学原理来对付这些公司的简易指南。他写道：“答案不是用医学方法来治疗这些形式温和的上瘾，而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结构，既包括社交层面，也包括更细微的层面，比如日常生活方式。”他不赞成完全禁用科技，而是倡导有意地培养一些良好的科技应用习惯，把我们的宏伟目标和价值观置于优先地位。

我们将在本书的结尾处回顾这些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