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新凯恩斯学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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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帕金于1984年写道，一群被他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学派理论家正致力于寻找一个新的工资-价格模型（或供给子系统）以使得他们可以继续保持凯恩斯主义的信条来分析总需求和货币稳定政策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的早期“微观基础”文献对弹性工资-价格的宏微观模型做出了贡献，我们认为此类宏微观模型至少足以作为一部分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基础，但是在沿用新兴古典主义的理性预期路线重构这些模型时，却大幅改变了模型基础，所以这些重构的模型不再适合凯恩斯主义者使用：只有未预期到的需求冲击能对“周期”产生影响（撇开有限适用性的限制），预期到的稳定政策并不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只有两类人有兴趣继续探索如何将理性预期与凯恩斯主义理论相结合，一类是那些不想摒弃理性预期规范的凯恩斯主义者，而另一类人只是好奇地想看看凯恩斯主义能否以某种方式与理性预期共存。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代表第二股力量继续推动建立凯恩斯主义信条的微观基础（正如我将指出的，有两波浪潮推动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凯恩斯主义信条包括：一个不变的需求冲击会带来持续的衰退，以及货币稳定政策是“有效的”。

因为在交错的时间表中，每隔一定时间个人价目表和薪酬标准都会重新设定，所以我们认为平均价格水平和平均工资水平都是黏性的，这个想法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正如在之前章节中观察到的，这个想法的出现并没有伴随着理性预期。在此我还想展示一篇简短的论文，该论文来自1974年11月于明尼阿波利斯市举办的会议，论文认为这种工资设定的概念可以与理性预期相结合以得出一些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几篇论文，交错模型（staggering mode）[2]才具备可操作性并且被嵌入了一般的宏观模型中，我想要说明一下，这其中的大多数论文都出自哥伦比亚大学。

在这些论文中，第一篇引起我关注的论文是来自我当时的同事约翰·泰勒（Taylor，1978）的，他跟进了此脉络上的一系列理论论文和计量论文（1979，1980）。[实际上，泰勒与我合著的一篇论文（Phelps and Taylor，1977）写于约翰·泰勒的这篇文章之前，我们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如果在上期冲击还未发生并且第一期冲击[3]的影响出现之前就预先决定了现期的价格，那么货币政策就能起到稳定的作用。如果价格的交错设定出现在两个周期或更多周期之间，情况也同样会是这样，但这篇初步的研究习作仍缺乏交错的情况]。不久之后我就完成了一篇包含工资交错模型的论文（Phelps，1978）来检验是否存在一个可以不引起衰退的反通胀的货币计划。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另一位同事吉列尔莫·卡尔沃也完成了一系列相关论文（Guillermo Calvo，1981，1982），在他的论文中原价格永远不会被修改，然而新价格会推动平均价格水平变化。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斯坦利·费希尔在对我的研究进行了推进后，沿着这个研究主线建立了他自己的工资交错模型（wage-staggering model，Stanley Fischer，1977）。之后，乔·安娜·格雷（Jo Anna Gray，1978）和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1983）继续在交错类型的模型上进行研究。我们将在下面谈到一些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相关论文。

我认为，在交错模型中预期到的需求和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对产出产生影响的机制或许已经很明显了，并且我们对其十分熟悉，所以不必再过多地论述。方法就是构建一个不仅包含自然失业率，而且能展现出货币中性的模型：更准确地说，稳态均衡失业率和均衡劳动力分别关于名义货币供给和名义价格呈现出零次齐次性特征，预期到的货币增长率和物价增长率也不影响稳态均衡失业率和均衡劳动力，因此货币不仅是中性的，更是“超中性的”（super-neutral）。在这样的一个模型中，增加一倍的货币并不会影响稳态均衡失业率。所以如果货币供给翻倍的预告是可信的，在设定现期工资和价格时及时考虑到了货币供给会翻倍，同时如果所有工资和价格都是弹性的，那么在唯一性与存在性的一般限制性条件下，所有价格和工资都将立刻翻倍，从而抵消货币供给增加对实际产出和就业水平的影响。

交错工资模型所做的贡献就是迫使每个企业都要等到指定的时间再调整其薪酬标准以适应更高的货币供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平均工资水平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充分猛增以推高价格水平到足以抵消货币供给的增加。在一个连续时间的模型中，平均工资水平是根本无法猛增的。只要价格水平的提高幅度并未达到充分中和货币供给增加量的水平，真实现金余额（相应的对资本品的需求价格）以及受此影响的就业水平都将会膨胀。

让我惊讶的是，在我们行业中有这么多人起初都弄错了该模型的一个重要属性。他们错误地认为稳态均衡将在有限时间（所有企业修改他们工资所要花费的时间）内达到；在模型中，每个企业每年都要设定一次工资，一些企业是在2月17日，一些企业是在2月18日，依此类推，这意味着从高涨开始的那天算起，高涨将在365天中结束。实际上该模型意味着，平均工资的迟缓滞后抑制了企业大幅增加工资的热情，如果该抑制作用大于失业下降对其的刺激作用，那么后续工资制定者在应对新稳态时的反应会“调整不足”。因此，365天后因为所有企业都对其第一反应调整不足，结果就是平均工资将同样调整不足。因此高涨将持续更长的时间，事实上，我们将看到该高涨的消失过程只会是渐进式地。

我还记得，当泰勒从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中心带回关于重新设定工资的平均间隔时间的第一个计量估计结果时，我们有多么兴奋。他让我猜一下。我想脱口而出“12个月”（我所知道的所有公司都是每一年设定一次工资），但是想起约翰经常提及在美国为期三年的工会合同，我试着猜了“13个月”。正确的答案是大约11个月或11.5个月。尽管有工会在那里，但我忘了还有临时工，临时工每年可能会换好几份工作。据我所知，在对此类模型的后续研究估计中，这个估计值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要注意到，人们可以使用估计模型来计算出高涨的理论半衰期。我猜测在美国它是大约一年半或两年。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模型将迅速成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正式模型，至少在美国地区会这样，类似于A.G.斯波尔丁在棒球界的地位。此模型也确实曾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迅速获得支持，然而后来，变弱了的该模型只留在了其中一部分教科书中。但在学术层面上，这个模型遇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来自新兴古典主义的外部攻击和来自年轻学者的内部叛乱。

被罗伯特·巴罗攻击的那篇论文刚刚发表不久，巴罗就在1977年发表论文反对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凯恩斯也依赖于的）就业和名义工资水平（以对货币供给的比率的形式）之间的因果关联。当一般工资水平低迷，并且产品市场价格全部市场出清时，在每一个就业水平上，货币供给增加都会导致价格对工资的比率上升；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思路，生产的边际利润的这种增长将使得公司提高它们的产出和就业。巴罗写道：

由贝利、艾采瑞爱迪斯和戈登最近做出的关于劳动力市场契约理论的一些最新进展合理地证明了在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时，工资对其的反应较为迟缓。在格雷（Gray，1976）和费希尔（Fischer，1977）的模型中出现的黏性工资表明，即使当人们同时都意识到了扰动是货币的本质，货币扰动也会影响就业和产出。一个与之相关的结论即为，货币政策反馈规则可以作为有效的稳定器。但这篇论文遇到的论证难题是：那些模型之所以能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契约方法仅适用于劳动市场的一个方面（工资决策），但并不适用于劳动市场的其他方面（雇用决策）。当使用最优的契约安排来决定雇用时，目前感知到的货币扰动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就会消失。换言之，契约理论和黏性价格的结合也无法调和标准凯恩斯模型和理性行为之间的矛盾（Barro，1977：305-6）。

事实上，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因为契约和承诺（称之为一个承诺可能更为合适）之间的语义混淆而招致这样的批评。当哈罗德百货公司或梅西百货公司广告宣传要以某指定的价格出售某种产品（通常是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时，我们明白该商店做出了一个答应供给的承诺，要在该价格上售出该产品。这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签订契约——在规定价格上提供规定数量的契约。同样，当商店做广告或以其他方法正式公布雇用销售人员的工资时，商店并没有提供规定数量的工作，也没有因此与任何人签订契约。然而不幸的是，这些价格和工资的承诺（这是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东西）被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称为契约。

巴罗抱怨“契约理论不支持工资黏性”，但他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误认为在新凯恩斯主义中工资或价格（或工资和价格两者）的概念的根源是长期存在且是交错的。这个概念的早期表达与契约理论无关。费尔纳（Fellner，1965）、菲尔普斯（Phelps，1968，1970）、阿克洛夫（Akerlof，1969）和古巴经济学家帕索斯所做的这些讨论和分析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因此并没有受到隐含劳动合同的新一代新古典模型（因为该模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出现，还要归因于阿扎里亚迪斯与公司的共同努力）的启发。此外，这个模型显然旨在描述表示实际工资的契约，而不是名义工资的契约，所以它很难作为名义工资黏性模型的基础。

一个公司将设定其薪酬标准并保持该薪酬标准一年或半年，这一主张最初的基本原理可以被概括为三点：交付周期（lead time）、决策成本和可靠性。

第一，在设定工资时考虑到交付周期是有好处的。

想必一个公司不会一大早让工人们将今天的（或者甚至是明天的）薪酬标准通知张贴在整个城镇中。究其原因，信息在整个潜在受众群体中扩散开来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如果扩大了的受众范围，公司就可以以更小的成本获得给定的申请人数量。并且，许多工人愿意支付某物（接受较低的工资）以提前获得通知。此外，如果大量的潜在申请人都被告知了公司的条款，公司将发现申请的人数会较为稳定。

所以今天的劳动力可能已经接受了几个月前提出的条款。因此，今天的企业不得不接受工资中有许多预先决定的因素的这个事实。在此企业也不会与个人签订长期的合同，只会做提前很长时间的规划。

第二，在设定工资时存在决策成本。

尽管公司每天都可以修改其薪酬标准，又始终保持某一固定的交付周期（所以，今天的决策可能适用于从今天起的10个工作日内的薪酬标准），如果管理者只是经常地而不是每天或每小时、每分钟都要审查和调整薪酬标准，那么就会明显地节约管理者的注意力和用于信息收集的精力（稍后我们将对比定期审查模型和菜单成本模型以分析关于做出这些决策的时间选择问题）。

第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资的有效期，未来的工人可以信任和依赖该工资多久。

为什么对公司来说在一段持续时间内规定薪酬标准是最优的，其中的另一个原因是提高消息的信息价值。显然，如果给出的工资只适用于这个即将到来的7月的某一小时，工人将不会关注该工资。[4]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观点几乎是对第二个观点的重复，除了这里的生产准备成本是由消息的接收者承担的这一点不同。

在这一点上，很容易解决名义工资相对实际工资的设定问题。很显然公司为什么不用一篮子商品和礼券来支付他们的工资，更不用说要求使用公司实际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中大部分是中间产品）来支付。但是，公司为什么不用带有应急条款（该应急条款要求，名义工资要按后续测量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成比例地进行追溯性调整）的指数形式来给出工资呢？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人们可能认为公司将明白被公司认定为对经济均衡是纯货币的和中性的通货膨胀扰动只是产生了工资低迷的错觉，晚些时候工资表上已有的或增加的每位工人都会收到一份补充报酬，所以新增的就业并不是有利可图的。我认为对指数问题的第二部分答案是这样的：在上述被契约论者认可的事后分析不变的模型世界中，当工人与一家公司签署雇用契约时，他就放弃了离开的念头（正如在邦蒂号叛变事件中一样），以被建议的那种经典方式将指数化雇用待遇编入契约中才是最优的。但给毕业生支付动态工资的20世纪60年代（不仅是费尔纳和我自己（交错范式的支持者），还有理查德·利普西、查尔斯·霍尔特、戴尔·莫滕森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却是高流动性时期之一。在我们看来，这些公司因为竞争雇员而陷入了困境，在工资设定中的首要关注问题是过低的相对工资会导致过高的离职率。如果我们想象公司能如此聪明灵敏地指数化他们报出的工资，我们就会认为（确实也如凯恩斯曾提出过的）每家公司都将工资指数化为下一年国家报告中记录的一般工资水平，或者如果不是指数化为一般工资水平，那么就是指数化到行业水平，或者指数化到其他平行的工资水平。[5]

但是对我们来说，用这样的指数形式来描述公司工资将会是很不自然的。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传递信息、接收信息和解释信息的成本都很高，公司面对的长期问题就是要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吸引劳动力，如果它发出的关于其工资条款的信息是复杂且晦涩的，该公司可能会弊大于利。毕竟，该公司迟早要解释其工资究竟是如何对应指数的——在一个月，或一个季度，或更久之后？是对初始工资付息还是不付？随着人们考虑到道德风险的问题，该公司必须要详细说明指数工资是如何预防欺诈的，以及在发生破产或倒闭事件时指数工资可以提供哪些保护措施？因此，这似乎表示如果其他所有公司都以简单名义工资的方式发布工资信息，那么就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会独自选择更复杂的因情况而异[6]的工资并承担其带来的复杂性和焦虑性。[7]

如果人们接受了以上这些关于公司名义薪酬标准在预先安排的工资审查期中显现出刚性的原因，似乎就很难拒绝该论点的其余部分：如果我们现在把自己限制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当需求猛增时，公司的最优市场出清价格也有所提升，生产部经理没有理由给自己分配一个更高的劳动力影子价格（名义值）；他没有理由不认为产品工资下降了，也没有理由不提高相应的产出。生产部经理只需使用预先确定的薪酬标准来计算当公司聘请另一名雇员时该公司的成本是多少，以及如果少雇用一个员工或多雇用一个员工时将会节约多少成本。公司出于自利的原因可以支付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这样就有可用的劳动力在那里等待着被雇用。类似的论证也适用于需求减少会导致市场出清价格降低的情况（如果需求的增加或需求的减少是足够大的，该公司可能会偏离其预定的工资计划，临时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以讨论对薪酬规模的临时调整，这是老生常谈的情况了。几乎没有模型会不受极端条件影响）。

我希望上述讨论可以十分合理地回应巴罗对新凯恩斯主义纲要所做的批评。尽管人们明白一些理论家不会把批评当作真正的回答，直到有人成功地写出一个宏微观模型以支持我的主张或（找到合适的对这些主张的替代）支持其替代品。我只想在这里评论道，至少对我来说，下面这种做法并不是明显的非最优结果——我们首先在工作模型（working model）的形式下应用我们的理论概念来看看它们的逻辑含义是什么，并且用经验数据进行检验，这本身也需要投入相当大的努力（在我们努力用正式方法内生化模型的所有新特性之前）。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用很大的篇幅辩护了以下命题——世界上存在长期的名义工资承诺，并且由于类似的原因，也存在名义价格承诺。我们最终得出命题：这些承诺通常是前后交错的[8]。至少我相信，如果根据理论假定，所有公司的工资都被同时设定，那么新凯恩斯主义方法在解释大多数国家的繁荣和衰退时的有用性就是相当有限的。举一个实例，日本著名的春季斗争[9]（spring offensive）使我们能够在日本看到这种几乎虚构般的情形，我们暂且不管“在春天设定好全部工资”的这种机制是否真的会影响真实的日本经济；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发现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表现糟糕，也许比新兴古典模型更糟，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10]即使凯恩斯主义信条是完全有效的，它也将仅仅适用于“直到春天为止”的情况而已，并且将无法被月度数据和后来的季度数据证明。

如何证明交错性？我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卡尔沃和泰勒试图构造一个交错的内生模型。他们想法的实质是，如果所有的企业都选择在比如每年的9月1日设定工资，那么任何一家公司都有动机将别人的行为作为给定的以调整他们自己的计划。该公司通过稍等一下，先看看其他公司选择何种工资或报酬再做决定，并能够从等待中获益。这样该公司就可以规避在它与其他公司同时决定工资时所不得不承担的高估或低估其他公司平均工资水平的风险。显然，考虑在对称的案例中，亚瑟·奥肯推测了工资决策的节奏将会是这样的：

这个时间定位（time-location）问题的可能结果类似于一些空间定位（spatial-location）问题的可能结果。这样就会使公司倾向于将工资调整日期的分布情况传播开来（奥肯，1981）。

幸运的是，鲍尔和切凯蒂于1988年发表的论文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精确的分析。他们是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背景中研究价格设定的，并分析是否所有公司都会在同一时期（比如说春天或秋天）做出两期的承诺，或分析他们是否会以交错的方式做出承诺。

下面我将讲到对交错模型的第二个反对。这个反对似乎是针对工资和价格承诺的时间长度的外生性。然而，相比新兴古典主义者，赞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目标却担心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基础的学者们更加频繁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这种关注的结果就是，被称为菜单成本的想法推动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第二波浪潮。菜单成本的意思是改变餐厅“菜单”上的价格是有成本的，此处以菜单成本作为例子（也可以说是一个隐喻）是旨在说明公司在改变其价目表或薪酬标准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生产准备成本（set-up costs）。在这方面有大量的重要论文，我们稍加限制，只引用其中少数几篇：埃坦·舍申瑟和约拉姆·韦斯（Eytan Sheshinksy and Yoram Weiss，1983）的早期论文显示在菜单成本下可以得到最优的价格制定策略函数Pp，类似于存货策略Ss；乔治·阿克洛夫和珍妮特·耶伦（George Akerlof and Janet Yellen，1985）以及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1985）的论文则提出了以下命题：一个小菜单成本可以产生一个工资或价格的无反应区域，该无反应区域足以允许产生一个相当大的萧条或高涨。

当然，认为修改薪酬标准时存在生产准备成本（我强调的是做出工资决策的成本）的这个想法是在论证工资交错模型与价格交错模型时的其中一种联系。但第二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显然仍对工资设定和价格设定是遵循有规律的、预先设定的计划表（如每年1月或者每年春季和秋季）的这个想法不满意。他们认为“你显然同意，如果需求冲击足够大，就会导致工资或价格提前进行重新评估，所以余下的部分为什么不也遵循该逻辑呢？我们继续内生化实际工资和最优工资之间的差距大小，其差距正好大到足以召开工资审查会议以立即公布最优工资，并且摒弃掉你预先固定的那张令人为难的计划表”，年轻的学者都会这样说（或者我也是这样设想的）。

让我立足于新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对此改革运动做出回应，由于我已经进入了太久，或许这个回应会显得过于简略。我相信，公司管理者根据预设的计划表利用预约好的时间来从事复杂的运作以解决各种需要做出决策的问题，这通常是符合成本效益的，该方法有许多优点。如果按定期计划表有规划地进行操作，就不可能因疏忽而遗漏掉某些方面的决策，也就没有必要将注意力放在不断提醒自己和他人处理这方面问题的持续上升的紧迫性上。当到达约定时间时，它会自动被提上议程。其次，当公司做小规模的初步研究以试图暂时估计出现在的实际工资和最优工资的差距或者实际价格和最优价格的差距是否超过了触发点时，该公司不必为此初步研究付出任何成本。在论证中有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工资设定而产生了生产准备成本（尤其是达成一个决策的成本），让我们继续监控局势，这样我们就不会发现自己过早做出这种决定是空想的。这意味着每天都要做出决策。公司决定其工资（和价格）的时间选择是一个次优的问题，鉴于管理者可用的决策时间存在约束限制，所以新浪潮理论家提出的最优解决方案其实并不是最优的。

如果大家承认这些观察是有说服力的（至少对于一些公司），我们就可以看出新浪潮犯错误的地方。其错误之处在于：公司可能会在一些情况下强烈地怀疑触发点已经被超过了，以至于该公司会被迫提前审查工资或价格。然而也不能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虽然要考虑到发生这种情况[11]的可能性（如果它应该发生），但那些因此而扔掉时间计划表的公司也并没有达到最优的状况，所以新浪潮的理论基础仍一如既往地的牢固。

虽然如此，新浪潮通过强调周期性并不意味着绝对刚性的周期（在绝对刚性的周期中周期长度处处都独立于该公司工资和价格的预期趋势路径的增长率），仍极大地推动了新凯恩斯主义运动。

关键术语

staggering mode　交错模型

wage-staggering model　工资交错模型

super-neutral　超中性的

lead time　交付周期

working model　工作模型

spring offensive　春季斗争

time-location　时间定位

spatial-location　空间定位

set-up costs　生产准备成本

[1] 本章介绍了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是如何吸收理性预期作为其微观基础的，使用交错模型、长期劳动合同、菜单成本等分析工资和价格的黏性，并从新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对经济周期进行了简单的阐释。——译者注

[2] 在交错模型中，价格与工资只会在每年的特定时间点重新设定，而不会根据货币供给量等外生因素的变动来随时进行立即调整。这样，价格和工资即存在黏性，其调整也存在滞后性。比如，上期的价格水平会影响下期的工资水平，价格和工资之间的影响是交错的，而非本期价格影响本期工资；类似地，也包括上期冲击会影响本期价格水平，本期冲击会影响下期价格水平，价格的设定也是交错的。——译者注

[3] 即指在最早的一期中产生的冲击。——译者注

[4] 经济学家亚瑟·奥肯（Arthur Okun，1981）在其专题著作中强调了这一点，他同时也强调了许多其他观点，其中的一些观点是很新颖的。在我1979论文合集的引言中也有对这一点的阐述（我都已经忘记了）。

[5] 奥斯瓦德于1985年创作的一篇令人关注的论文就是关于该主题的（Oswald，1985）。

[6] 随价格指数而变的工资。——译者注

[7] 艾伦·布林德在一篇关于指数化的论文中表达了关于这个相同主题的另一种观点（Alan Blinder，1977）。

[8] 即这些承诺不是同时做出的。——译者注

[9] “春季斗争”指的是日本工会自1955 年以后每年春天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的全国性罢工行为。日本工会认为要根据日本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来相应调整工资，每年的“春季斗争”就是要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程度来相应地提高平均工资水平。——译者注

[10] 迈克尔·帕金在一些我原以为仍未发表的论文（第5章引用其作为参考文献）中，用日本数据运行了新凯恩斯模型，与新兴古典模型进行对比。

[11] 这种情况指的是：公司可能会在一些情况下强烈地怀疑触发点已经被超过了，以至于该公司会被迫提前审查工资或价格。——译者注

第4章 新凯恩斯学派[1]

第4章新凯恩斯学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