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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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支出规划
无论一个生产规划是否是为整个经济制定的，都需要对公共支出做出规划，即使只是为了实施对政府官员的控制。实际上，世界上的每个政府都会制定年度支出规划，并纳入预算。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也会制定时间超过1年的规划，有些是五六年，有些则长达10年。事实上，作为国际援助的条件，一些政府被要求这么做。1945年英国政府拨出总额1.2亿英镑的资金，对英属殖民地政府进行援助，要求每个殖民政府提交为期10年的开发支出计划；类似地，纳入1950年科伦坡计划中的国家，也要提交为期6年的计划。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对类似的规划乐见其成，愿意派出代表团，协助欠发达国家制定这类规划。美国政府在向欧洲提供马歇尔计划时则更进一步，每个接受援助的国家都要制订一个4年计划，涵盖经济中的每个部门，无论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而美国却是对“计划”一词疑心最重的国家。
多年期计划的优势非常明显。在起草规划初稿的过程中，一些政府部门和机构可能会首先搞清楚具体的目标。充分的前瞻性可以使之明确未来的某个目标和一系列发展阶段中可能欠缺的部分。接下来，当各种机构的规划被放在一起时，有机会确保一致性和以后需要关注的重点。政府的一个部门并不总是知道其他部门正在做什么，需要为所有的政府活动制定规划，这提供了相互协调的机会。同样地，一些部门的领导会比其他人更积极，成功地争取到更多的经费，超过了本应得到的部分。即使有一个综合性的规划，这类事情也会发生。但是，如果要求所有部门同时提交它们的规划，而且最后做选择的政府机构清楚各部门协调一致和优先排序的重要性，并有足够的权威，以确保适当的平衡，那这类事发生的可能性就较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计划当局的效率和权威。由于提出的规划一定会远远超过可以利用的资源，因此，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并予以实施，计划部门需要得到政府首脑的完全支持，并引起他们的关注。这样，一旦规划被制定出来，对那些执行规划的人就有很大价值。政府的财政官员可以更好地把握未来，并及时制订计划；工程人员也可以准备好他们的工作蓝图；采购部门可以及时定购原材料，等等。最后，存在计划就可以以此来检查进展。每个人都知道每个机构应该干什么，还可以根据规划的内容衡量他们的工作绩效。
制订多年期计划的危险也是同样明显的。由于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哪怕只有5年的时间，严格局限于规划的规定，也是不利的。这样的规划很快就会过时。价格可能会猛涨，或者可利用的资金可能会比预期的更多或更少，通常是更少！少数项目可以提前完成，大部分由于无法预知的原材料、熟练工人、科学家或资金的短缺而延期。因此，任何这样的计划都必须经常修改。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波多黎各政府每年都修改其6年规划，每年都要为之后6年做出规划。没有办法可以保证规划将变化的环境考虑在内。另一方面，计划仍是有必要的，因为尽管我们不能预知未来，但如果没有根据目前可以利用的所有信息，对未来有所规划，我们也无法合理的行动。
一些规划仅限于列出政府部门、公共团体、政府金融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计划的资本支出。另外一些规划则列出所有的支出项目，如同预算一样，无论资本项目还是日常项目。最好规划所有的支出而不是只规划资本支出。首先，资本支出经常会带来后续的日常支出；修建学校之后需要支付教师的工资，购买拖拉机后还要雇用司机。如果只列出资本支出，而没有考虑日常支出，就很难看出一个项目究竟会耗费多少钱，融资计划也会被误导。其次，如果只要求计划人员提交关于资本支出的规划，他自己也有可能会被蒙蔽。发展不仅仅依靠资本支出，还需要大量的经常性支出，比如用于各种教育项目，农业推广就是如此。如果只强调资本支出，这些项目就会被忽视。
规划公共支出项目时，很有必要设定恰当的优先次序，但是设定规则以决定何为恰当的优先次序，则是不可能的。对此，我们能做的，也就是指出规划中的薄弱部分。
第一，公共部门的规划应该与私人部门当前的状况联系起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公共设施的总体规划，比如铁路、码头、供水和电力等，需要根据私人投资者的意愿来制定，这样，这些设施就会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准备就绪。类似地，培训熟练工人的项目，也取决于需要哪种技能。因此，公共支出规划和生产规划需要同时制定。政府当局需要了解私人企业的计划，私人企业也应参与公共规划的制定。
第二，一些规划过于偏向主要城市，而对农村重视不够。许多规划过于强调美化城市，或者为城市提供更好的房屋、学校、供水或者医疗服务，却忽视了大多数人居住的农村。城镇为农村所做的规划常常很壮观，可以向参观者炫耀。太多的钱用于修建少数优雅的高速公路，用于修建联系农村和市场之间的道路却投入得太少，而后者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更大。或者，大量资源用于控制某条河流，而如果相同的钱用于大量的井、池塘和溪流，收益要多得多。宏伟的工程有时也是正确的策略；在成本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大项目可能比众多小项目对发展的贡献更大。应对的措施不是回避大项目，而是注意规划过程不可过于集中。要鼓励农村地区制订自己的计划，并且在规划过程中应有充分的代表权，以确保他们的意愿不被忽视。为了确保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运用“社会开发”方法（见第3章的“非物质回报”和第5章的“储蓄的必要性”）。由于这都依赖自愿劳动，只有人们真正想要的方案，才有可能得到落实。社会开发是发展的重中之重，所有的规划都应该为之拨出专门的资金，总额大约相当于国民产出的1%或2%。
社会发展也可以避免资本支出中的浪费，而这正是一些规划的第三个缺点。资本在欠发达国家非常稀缺，所以要最为节约地使用。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完成工作的最便宜的建筑。如果能用30年的建筑成本更低，那么，就没有必要修建能够用50年的学校、医院或热电站，不管怎样，这类建筑30年后都会推倒重建，因为标准改变了，收入也增加了。同样地，二手机器常常比新机器更合适，购买发达国家认为过时的设备，若成本低廉的话，也很划算。一个好的政府喜欢把所有事都做好，把永久、杰出的建筑留给后人，但这是大多数贫困国家无法负担的。过于浪费地使用水泥和钢材，是发展规划中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
确实，对于这样的规划而言，另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它们考虑的发展，主要是对实体的投资，而不是对个人的投资。公共卫生规划和教育规划的匮乏，使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对公共卫生而言，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见第2章的“工作态度”和第4章的“工业能力”），改善饮食和消除致衰性疾病的措施，可以有效地提高生产率。至于教育，我们建议，除了小学、中学、技术和大学教育的日常支出外，农业国家的政府也要将多达1%的国民产出，专门用于农业研究和农业推广（见第4章的“农业推广”）。
最后，要记住政府需为除公共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提供资本。我们已经看到（见第5章的“制度框架”），为何低水平的国内储蓄使政府成为小型农业、产业发展、公共设施和住房的主要资金来源，不管这些资本是来自于政府自身的储蓄、来自于海外，还是通过通货膨胀导致的强迫储蓄。为公共支出制定规划，危险之一就是过度关注公共服务机构的要求，太多的社会资源都用于满足这些要求，经济中其他部门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这也是为什么公共支出规划应与对经济的整体调查相结合。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公共部门是由经济中的“生产性”部门负担的，确保社会福利服务所需的资源不要超过整体经济的生产能力，这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