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责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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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次选举的结果如何，将来的史学家们很可能会将其看作美国输掉了一次重要政治考试的一年。

几十年来两党均没有负起责任，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奇迹般地，美国开始看起来像个成熟的国家了：能够提前制订计划，能够未雨绸缪。但这只是一个错觉：事实证明，我们只不过是在玩过家家而已。

一个政府，财政责任的基本原则和一个家庭的原则基本上是一样的：偿付债务，并在情形尚好的时候建立储备以保证在将来能够使用。现在就是美国政府的“好时光”，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处于和平时期，没有强大的军事对手。你没有必要认为会发生新的冷战，也没有必要认为事情难以维持现状，或者认为国防支出会通过某种方式从目前较低的基础上增加。

其次，我们的人口状况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和现在一样协调。现代美国政府正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保障老年居民的收入和医疗支出。未来10年，有资格享受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的人口会不断增加，再增加，直到看不到尽头。同样的，账单也会不断地增加。如果为了使占人口比例不断下降的非退休工人可以忍受其要承担的税款的话，那么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进行储蓄。

最后，现在美国的经济——间接地说是联邦预算——得益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认为美国是个投资的好地方。巨额外资的流入使得美国的利率下降、股票价格上升，这两者都使货币流入联邦金库。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流入的货币，正如1997年以前流入亚洲国家的资本一样，只是让我们为将来的危机做了准备——我不愿意说我不担忧。但是即使是没有危机，我们知道外国投资者（还有美国投资者）最终都将在美国之外发现更多的机会，总有一天这种流入会变成流出。如果我们没有为那一天做好准备的话，我们会后悔的。

所以美国政府要做的既负责又合理的事情就是立刻准备一笔很大的盈余。的确，有长远考虑的预算分析家认为，即使没有总统候选人提出的减税和支出方案，即使我们在任何项目上都增加税收、减少支出的话，在将来的几十年我们也不能达到应有的那么大的盈余。

可是，你怎么向公众解释这种长远的考虑呢？事实上，我们的领导们从来没有真正试图解释过。相反，即使是打算负起责任的官员也往往会进行半真半假的陈述。所有那些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放进“保险箱”的行为，都是在设法将财政责任推卸给选民而没有真正去解释为什么这样做是必要的。继续这样下去，将来也许我们不会感到惊奇：我们会以全世界最糟糕的情况而告终。一方面，公众真实地感觉到，像阿尔·戈尔（Al Gore）一样的政治家们会用那些半真半假的陈述来推行只负一半责任的政策，屈高就下地和公众谈话。另一方面，公众又十分错误地感觉到，像乔治·W.布什一样的政治家们是人民中的一员。布什告诉他们可以拥有蛋糕而且也可以吃掉它。

布什先生相信人们是数学盲，这真让人难以想象。在第二轮辩论中，他对事实进行了最大的歪曲，这次他宣称他的减税方案中“大部分的税收减免给了经济阶梯最底层的人们”（你听，那种声音是百万富翁的咯咯笑声和千万富翁的哄笑声）。

但是这群人的笑声暗示着这个国家没有为这样一种深层次的思考做好准备——让我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地思考，他们继续高唱着奥威尔（Orwellian）[2]笔调式的圣歌“没有模糊的数字”（之所以说是奥威尔式的，是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没有模糊的数字——我们不想知道”）。也许更好的政治家可以为正确的政策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但也许错误不在于我们的政治家，而在于我们自己。

[1] 2000年10月18日。

[2] 奥威尔是英国小说家和散文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