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詹姆斯·托宾[1]

《克鲁格曼的预言：美国新世纪经济迷航》怀念詹姆斯·托宾[1],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詹姆斯·托宾于昨天去世。他拥有耶鲁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约翰F.肯尼迪的顾问三个头衔，他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值得称道的好人；他的逝去，在我看来，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那个时代的经济学争论要比现在的更好而且更诚实。

有些经济学家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以至于那些从没有听说过他们名字的人都成为他们的信徒，托宾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经济学家。然而，他同时也是一位时代公众人物，他在那个时代大力推行一种我们称之为自由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思想——该思想认为，市场虽然是个好东西，但是只有在政府随时纠正其偏差时，它才真正是个好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托宾先生是新民主党的创始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托宾先生一些非常重要的朴素理论最近却被左派经济学家和右派经济学家拿来加以极端化。

托宾先生是给美国带来肯尼迪革命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在这场革命前，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之间似乎不可调和，没有中间地带，而自由市场经济又被称作大萧条的罪魁祸首。所以很难看到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能够占据主流地位。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以上所有的理论提出质疑，陈述了如下的看法：若能审慎地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自由市场体系可以避免将来的萧条。

那么詹姆斯·托宾又有什么贡献呢？他借鉴了20世纪40年代原始的、机械的凯恩斯干预主义，并将它转换为一种更为高级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研究投资者在权衡风险、收益和流动性后所做的交易。

在20世纪60年代，托宾先生的高级凯恩斯主义使他成为最著名的与米尔顿·弗里德曼意见相左的学者，而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里德曼先生坚信货币供应量可以解释经济中一切波动的说法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托宾先生将资产价格作为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力量的说法也没有得到更好的验证（弗里德曼先生本人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的美誉却来源于他所做的其他工作）。

托宾先生在今天可能凭借以下两种政策建议而著称，但是，用托宾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这两种政策建议都被与他政治理念不同的人所把持。

第一，托宾先生是肯尼迪减税计划背后的学术推动力，该减税计划开启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扩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减税却常常被强硬的保守势力津津乐道，他们认为这种减税计划是可以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托宾先生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上周我还跟他在一起讨论，他谈到当今的经济形势需要的是更多的居民消费，而不是更多的减税。

第二，早在1972年，托宾先生就向政府提议对外汇交易征收一个小比例的税收，以此作为阻止不稳定投机交易的方法。因为它可以保障国家开放其市场而且不必受到热钱的破坏，他认为这种税对扩大自由贸易是有益的。又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是，托宾税成了强硬的反对自由贸易的人的最爱，特别是法国的安塔克集团。正如托宾自己所说“最响亮的掌声来自敌对的一方”。

为什么我感觉托宾先生的逝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呢？看一看肯尼迪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就会知道为什么了，它是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设立经济顾问委员会以来，为美国政府效力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中阵容最强大的一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届顾问委员会中后来走出了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而托宾先生只是其中的一位。这样的阵容现在还会有吗？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当年托宾先生去华盛顿任职时，高级经济学家并不需要进行政治忠诚度的检验——他们也不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即其工作职责要包括鼓吹明显不正确的东西。我还需要说得更明白吗？

昨天我跟威廉姆·布林纳德（William Brainard）（与托宾先生共事过，也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谈话时，他说他特别赞赏他的同事对“思想力量的信仰”。但是，当拥有政治支持的坏思想成为主流时，这种信仰越来越难以保持。

所以，我怀念詹姆斯·托宾，我不仅为他的逝去感到悲哀，而且为一个时代的逝去感到悲哀：在那个时代里正直的经济学家层出不穷，而且他们可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1] 2002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