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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想起杰克·范德比特。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主要负责人。黎不喜欢他，臭气熏人，总是满身大汗，还有口臭，但工作表现极其出色。最近几个星期，特别是淹没北欧的海啸灾难发生之后，范德比特和他的团队对这些混乱事件都能快速掌握。
她在想，要不要给白宫一通电话。其实并没有多少新消息可以汇报，但总统喜欢跟黎闲聊，因为他欣赏她的聪明。当然她从未对外提起。在美国众多将军当中，黎是为数不多的女性将军之一。此外，她的存在也把指挥官阶层的平均年龄大幅降低了。这些已经足够许多高层军人和政治家怀疑，她因为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关系密切而拥有特权。
因此，黎极其小心地致力于她的目标。她从不公开露面，从不公开暗示总统有多么仰赖她。她总是会用简单的话语，为他解释复杂的世界。当他难以理解国防部长或安全顾问的意见时，他便来问黎，她马上就能毫无困难地为他解释。黎绝不会公开总统的主意其实都来自于她。每当被人问起，她总是响应“总统相信……”或“总统对此的看法是……”，至于，她是用什么方法将智慧的视野带给白宫的主人、同时也是她的老板，甚至让他形成主张和见解，这没有人感兴趣。
不过，最核心的成员还是知情的。
1991 年，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在海湾战争中发掘了这位具有政治和战术才华的智慧女战略家。当时的黎，已经历了一段惊人的养成教育：首位西点军校毕业的女性，主修自然科学，在海军学校受训，就读陆军总参谋学院和军事学院，并在杜克大学取得政治和历史双博士学位。施瓦茨科普夫将黎置于自己的羽翼下，安排她出席讲座和国际性会议，以便结识大人物。他本人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还是帮她铺出一条平坦顺遂的道路，让她得以走进军事和政治相结合、权力版图不断重绘的新世界。
强大的靠山为她带来中欧联合陆军部队副司令的角色。黎很快就在欧洲外交界大受欢迎。
教育、训练和天生的才华，终于为她带来数不清的好处。
黎的父亲是美国人，出身于颇具声望的将军家族，他因健康原因被迫退出政坛之前，在白宫安全部门的地位举足轻重；她的母亲是中国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在纽约歌剧院崭露头角，参加过无数演出。父亲遵守的长老教会守则，和母亲深受佛教影响的生活哲学，创造了一段和谐婚姻。但令人吃惊的是，父亲在结婚时便决定使用他妻子的姓，甚至因此导致了一场与官方的漫长斗争。他勇于追求恋情和努力保护着为爱情离开祖国的女人，在黎心底唤起了莫大钦佩。
这对夫妻对独生女儿的要求很高。黎学过芭蕾舞和花式溜冰，学过钢琴和大提琴。她陪伴父亲去欧洲、亚洲旅行，很小就了解到文化的多样性。她十二岁时使用她母亲的语言——中文，就已经完美无缺了；十五岁时，她可以流利使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十八岁时，她的日语和韩语便说得很不错。她的父母重视她的应对进退、穿着和社交礼仪，一丝不苟。性格不够坚强的人可能会在这个事事要求完美的家庭中崩溃。但这小姑娘伴着它长大，跳级，以优异的成绩从名校毕业，坚信她能实现一切目标，哪怕是要她当美国总统。
90 年代中期，她被任命为美国陆军统帅部作战计划指挥部副参谋长，并兼任西点军校的历史讲师。
这让她在国防部里深受重视。她唯一缺少的就是军事上的重要成就。五角大厦相当重视实战经验，有足够的历练才能担任更高层级的职位。
黎打从心里向往一场全球性的危机。
她没有等太久。1999 年，她成了科索沃纠纷的副总司令，把自己的名字铸印上光荣的史册。
回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刘易斯堡军事基地司令的职务。她撰写了一篇关于国家安全的备忘，令总统钦佩得五体投地，从此进入总统的安全参谋部。黎是鹰派代表。事实上，她在许多方面的思想比起共和党的行政机构更难以妥协，但她的想法始终基于爱国主义。她真心相信，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美国更好、更公正的国家。
突然，她已置身权力核心。黎，这个冷酷的完美主义者体内热烈不驯的激情，对她有利有弊，就看接下来怎么做了。在这种情形下，她绝不能显露出任何一点虚荣或过分表现才能。
在某些夜晚的白宫里，她将将军服换成了露肩晚礼服，为那些深受吸引的听众们演奏肖邦、勃拉姆斯和舒伯特；在宴会厅陪总统跳支舞，让他以为自己像弗雷德·阿斯泰尔①般潇洒；她为家族和年老的共和党朋友们演唱创党歌曲。她灵活擘画，建立起密切的人际关系，与国防部长分享对棒球的热爱，和国务卿畅谈欧洲历史，还常接受私人邀请，在总统的牧场度过周末。
对外她保持谦逊，从不公开表达对政治事务的个人观点。她在军事和政治之间踢球，表现得有教养、妩媚和自信，衣着始终得体，从不生硬傲慢。有人捏造她跟那些深具影响力的男人有着数不清的暧昧关系，但她始终没有。黎对这些耳语报以惯有的自信，不予理睬。
她将容易消化、确凿可靠的信息提供给新闻记者、议员和下属，始终准备充分，搜集大量细节，像提取文件一样随时调阅出来，只使用常用而清楚的惯用语。
虽然她完全不知道海洋发生了什么事，但仍能成功向总统提供一幅准确的形势图。她将中情局的大量资料精简为几个关键词。结果是黎现在坐镇在惠斯勒堡酒店里。她十分清楚，这是她攀向高峰的最后一步。
也许她应该拨电话给总统。随便拨一通。他喜欢这样。她可以告诉他，科学家和专家们已经到齐，也就是说，他们全部接受了美国非官方的邀请，尽管他们各自的老家刚发生浩劫。或者说，美国海洋与大气局在不明声响之间发现了相似性。他喜欢听这样的内容，听起来就像是：“长官，我们又向前迈进一段。”
谈几句对反监听卫星的信任和赞美，总统会开心的，只要总统开心就有用了。她决定这么做。
在比她所在位置低九层楼的地方，安纳瓦克注意到一位长相潇洒、头发斑白、留着落腮胡的男子向酒店走来。陪伴他的女子娇小、宽肩，皮肤晒成了棕色，身穿牛仔裤和皮夹克，大约二十八九岁，栗色鬈发披散在肩上。那女子和络腮胡简单交谈了几句，转头四顾，目光在安纳瓦克身上停留了一秒钟。她从额前拂去一绺散落的鬈发，消失在大厅里。
安纳瓦克失神地盯着她方才站立的地方。然后他仰头，抬手挡住斜射而下的阳光，将目光转向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惠斯勒堡立面。这家豪华酒店坐落于人人梦寐以求的加拿大梦中，在群山环抱中，即使正值盛夏，附近山巅仍是白雪皑皑。惠斯勒黑梳山被视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滑雪胜地之一，周围是宁静的湖泊。
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人们什么都可以期待。就是没料到会出现十几架军用直升机。
安纳瓦克两天前就到达了。他和福特一起帮黎的说明会做准备。四十八小时来，福特一直在水族馆、纳奈莫和惠斯勒堡之间飞来飞去，观察材料，分析数据，汇总最后的结论。
安纳瓦克的膝盖还在痛，但走路已经不跛了。不到两星期前，他认识了黎，在很尴尬的情况下。当他开车沿船坞行驶时，军方巡逻队早就发现了。他们观察了好一阵子，想知道他要做什么。然后黎出现。
自此，安纳瓦克不再将他的发现回报给一个黑洞。
他又可以跟英格列伍公司的罗伯茨讨论了。罗伯茨向安纳瓦克表达歉意，他因为被黎禁止发表意见，迫不得已躲了起来。有几次，当女秘书正在应付安纳瓦克时，他就站在电话旁边。
说明会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安纳瓦克除了等待之外无事可做。于是，当全世界陷入混乱，欧洲沉到水底时，他去打网球，想看看他的膝盖还能不能跑。对手是个长着浓眉和大鼻子的法国人，名叫贝尔纳·罗什，是昨晚才从里昂飞抵的细菌学家。当北美与这颗星球上最大的生物奋战之时，罗什正在跟最小的生物进行一场看似无望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