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维也纳咖啡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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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这就是虹口。这个区属于国际公共租界。上海的虹口区犹如维也纳的斯塔默斯道夫区，或者巴黎的圣图昂镇。那里住着最穷的中国人，最不像样的日本人，最不起眼的俄罗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还有穷得一无所有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这些都是被房租比虹口贵七倍的漂亮的法国地界，或写字间和摩登商店林立的最好的英国地界排斥的人。虹口与租界之间有桥梁相通，桥上有日本兵把守，夜里一点到早晨五点实行宵禁，不许通行。
地名的俗称是怎么来的？是谁叫出来的？又是谁跟着叫的？法租界叫做法国地界，法租界的霞飞路叫莫斯科大道，而虹口叫小东京。
瓦尔特把他的新地址写在记事本的一角。从今以后，他好歹就住在离华德路转角不远的舟山路17弄。这也是暂且住一阵，因为他比任何时候更坚决，决心尽早去美国。
他心烦意乱，脑子里一片模糊，坐在行军床上，在没有灯罩的电灯下，回顾一件件纷繁的事情，好比在抽放在帽子里的纸签。瓦尔特还不愿意马上睡觉。倘若要睡，只要躺下就是。
前一天，他决定写封信给母亲，说在一月底以前可能获得较好的地位，因此就能住一套大的公寓房子。在写地址的时候，幸而想到写维也纳咖啡馆，而没有写接待站宿舍的地址。
是那个红脸和其他几个人的眼神和怨言使他决定搬走的。这事发生在昨天，将近午夜时分，离现在正好二十四小时。他回家较晚，看见几张冷面孔。有人还在聊天，有人已经睡觉。瓦尔特尽管小心还是把人家吵醒了。他一面道歉，一面赶紧钻进被窝。后来，睡在门边床上的埃尔内斯特关了电灯。一股臭气就开始在室内弥漫，不久之后，就有臭虫袭来。臭虫先咬红脸海因里希，接着大家都瘙痒。早晨大家都怪瓦尔特，说是他把卢索号上的臭虫带来了。霍斯特替他辩解——上海到处有臭虫——但是没有用。瓦尔特一气之下，拿起皮箱摔门就走，柏林医生也劝不住他。
他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住法国地界。现在到哪儿去找住处？怎么找？
前一天，瓦尔特顾不得自尊心和克雷默先生爱理不理的样子，去领了一个美国救济会颁发的补助金和上海救济委员会每月发的几个中国银圆。这两笔钱以后都要还的。他手里的钱增加到区区三百元，只是东海之中一滴水。但是瓦尔特认真一想，不禁感叹。有人想方设法帮助他和其他一千五百个像他一样的人，尽管同他素昧平生，他只是名单上的一个名字而已！
他提着皮箱朝维也纳咖啡馆走去，正巧在一条小路上遇见格蕾塔?菲舍尔。这个最早从维也纳来的难民人很好，新近来博埃店里的厨房工作。她做的杏子酱馅饼没有人能比得上。
“你搬家？”格蕾塔看见瓦尔特提着皮箱就问道。听了瓦尔特的解释，她告诉他，在虹口她家附近的一幢房子正巧有一间房间空出来了，价钱再便宜也没有了。如果要租，赶紧打电话给日本房东。
格蕾塔和丈夫都不会说英语，在上海生活不太方便。她把事情告诉了克拉拉?博埃。克拉拉就打了电话。
于是，瓦尔特现在就在自己的“家里”了，就是说在租界里典型的成排两层楼房中的一幢之中。这种房子同一式样，互相连接，排成一行。克拉拉告诉他：“上海话叫做弄堂。”每条弄堂自成一体，各有睦邻相处……和互相监督的规矩！每家住一个房间，几家合用一个厨房。
瓦尔特住的房子楼上没有自来水，厨房和唯一的卫生间由房东独用。放在房间一角的马桶——一个很臭的木桶——是同行军床一起租来的。
瓦尔特在为维也纳咖啡馆的顾客们殷勤服务的时候，抽空也看看免费提供顾客阅读的各种当地报纸。在一位竭力捍卫犹太复国主义的塞法拉德人——他的家族于上个世纪移民上海——主编的报纸上，瓦尔特看见“征求”广告栏中有一条招租启事注明“概不对难民出租！”颇感不以为然。
他挖苦道，餐巾和抹布真是泾渭分明啊！当地的犹太人住在富丽堂皇的殖民地式房子里或为他们带来财富的大楼里，他们想把难民们远远地推到虹口去。这些人持英国护照，不可一世，仿佛是维多利亚女王兼印度女皇的王子王孙。这些人趾高气扬，道貌岸然，墨守成规。这些人公开蔑视俄罗斯犹太人，因为他们说俄语或意第绪语，不会说英语，因为他们喝茶用玻璃杯，而不是用精绘细瓷茶杯。总之，俄罗斯犹太人的行为使这些人反感。他们居然不屑干体力活，这不是有失白种人的身份吗！女人们堕落到去酒吧干活，做舞女甚至当妓女！姑娘们下贱到做中国人或法国军官的情妇！
对于这种排斥的态度感到忿忿不平的也不仅是瓦尔特一个人。一个叫做多拉?威廉的美国女记者经常同日本男友一起出入咖啡馆，她就这个题目做了一次颇有意义的调查。在十套不愿租给难民住的房子中，两套的主人在德国领事馆工作，其余八套属于五个俄国人、两个英国人和一个意大利人。
瓦尔特终于想熄灯了。他裹上被子睡下，设法平息使他毫无睡意的心头?懑。
这天早晨，有一个坏消息在维也纳咖啡馆等着他：库尔特回来了。这个长着鸡脑袋的人还有点咳嗽，但是博埃夫妇同意他复工。库尔特没来的几天，瓦尔特听说了一些事情。人家做的事不由他不肃然起敬，即使库尔特复工对他不利，他也不能抱怨咖啡馆的主人们。这家店不错，他会再去的。如果运气好，就去做顾客，做常客。
库尔特的故事非同寻常。1933年，他是学生，希特勒第一次大批抓人的时候，他逃离柏林，躲到西班牙。1936年，西班牙发生内战，他又被驱逐出境。意大利让他入境，但是他只居留了很短一段时间，因为1938年9月，墨索里尼采纳了希特勒的反犹太人法令，规定凡新近入境或入籍的犹太人必须在六个月内离境。库尔特就去了瑞士。而瑞士只发给他四个星期的居留证。唯一的办法是去瓦尔帕莱索1，他的叔父母在那儿。库尔特上巴黎申请智利签证，然后又让智利驻瑞士领事馆认证有效。他坐了几个星期的船终于到达智利，又被拒绝入境，原因是移民指标已经超额。拉丁美洲各国无一准许他入境。库尔特只能打电报向叔父要钱买船票回欧洲。瑞士和法国不准他入境。意大利只准他逗留两天。于是他买了来上海的船票，又乘了六个星期的船，终于来到上海。他的理想是当建筑师，但是只能靠做咖啡馆跑堂谋生。这也是他长途历险中唯一能做的工作了。（1. 智利城市。——译注）
相比之下，博埃夫妇可以算十分走运了！他们是在克拉拉的俄国表兄弟们的鼓动下，早在1934年就到上海来了。克拉拉的母亲是俄国人。表兄弟们开了一家维也纳香肠店发了财。弗朗茨?博埃原来在维也纳经营小酒吧。他看清上海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城市，在那里可以发展，所以就同意来替他们打工。几年之后，他在表兄的支持下开了这家咖啡馆，店里用的香肠和啤酒从表兄店里进货。
既然库尔特回来了，瓦尔特就被解雇了。博埃太太让他在店里等格蕾塔下班，还让他吃了午饭。他和格蕾塔顺路去接待站领了晚饭。格蕾塔早晨出来的时候就带了一个容器，所以瓦尔特的那一份也盛在里面。在找到工作之前，瓦尔特只有这顿饭是有保证的，而且从他住的地方去接待站要走四十分钟路。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把头维持在水面之上是很困难的！但是瓦尔特还能开玩笑，说什么，有人说，上海的意思是“海面之上”！
冰冷的潮气开始侵入他的骨髓。他已经把厚衣服全部盖在身上，除了蜷成一团，尽量少暴露在寒冷之下，别无他法。“但愿上帝保佑……” 如果有上帝的话， 他想——这么晚了，也不去做形而上学的讨论了，上帝保佑也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但愿上帝保佑我不咳嗽，别像库尔特那样病倒！”
但是，那个不幸的柏林人还未脱离苦海……维也纳咖啡馆的一位常客，替一个有钱的中国人的儿子当保镖的俄罗斯人，发现库尔特回来了，而且还在咳嗽，就叫老板娘。“这个家伙，”他指着库尔特用地道的德语大声说道，“我不许他碰我的盘子，也不许他靠近我的桌子！你们也得对顾客尊重些，不能雇佣结核病人。”他满面通红，眼睛狠狠地盯住克拉拉看，一边还在运动他的阔下巴，仿佛在咀嚼他的怒气。
结核病三个字吓得老板娘心惊肉跳。“结核病！你怎么知道是结核病？”他看着她，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这消息是可靠的，并且不愿意再在这个地方多呆一分钟。他站起来，在博埃太太耳边说，他兄弟谢尔盖是能干的咖啡馆伙计，现在正巧闲着，她得赶快决定，因为大家都抢着要雇他，又说第二天来听博埃夫妇的决定。他认为他们会采取积极态度的，否则只会对他们不利，因为他是有影响的人物，他会让大家知道，维也纳咖啡馆的跑堂是结核病人。
街上传来一字一拖长长的喊声，把瓦尔特从睡梦中叫醒。那声音好象在叫“马桶……马桶……啊哟喂……”而且叫个不停。灰色的晨曦从玻璃窗透进来。瓦尔特觉得奇怪，打开小窗，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苦力推着粪车在叫喊。砖屋前面站着几个男人和女人，脚边都放着一个木桶。那个苦力把桶内的粪便倒入粪车，臭气立刻冲进房间。
邻室的格蕾塔?菲舍尔正在叫醒儿子。
——起来，汉斯！快起来！快起床！
隔板很薄，格蕾塔的声音清楚地传到瓦尔特的耳朵里，好象格蕾塔就在他的房间里。
“经纪人们还没有坐进写字间的时候，”霍斯特曾经说过，语气里包含些许赞赏的意味，“离城几公里的地方，农民们已经把装满隔夜收集的粪便的木桶挑到田头。”
瓦尔特提着马桶追赶倒马桶的，粪车正在远去，弄堂里一路滴下黄色的水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