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赌 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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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这个充满希望的一天的清晨同以前并无不同，灰蒙蒙的，臭气冲天。倒马桶的人就是他的闹钟。
瓦尔特回上楼梯时想好了一天的安排。既然要到下午五点钟才到维也纳咖啡馆去弹钢琴，那就先去两位女士家。他从克拉拉?博埃那儿打听到她们住在霞飞路。离咖啡馆五十来米远。他应该先去买束花。这个礼物对于他的预算来说是相当贵重的，但是他执意要送，否则有失尊严。
格蕾塔告诉他到华界城厢去买便宜多了。华界城厢嵌在法租界中间，是很容易找到的。那个好心的维也纳女人叮嘱他：“进城后千万别走得太远。”他笑着答应了。
瓦尔特决定先去华德路，因为难民救济委员会在那里新设了一个收容所。他先去那儿做调查，然后去河滨大楼施餐的食堂，一路上还可以构思他的文章，在他的自由的画面上，唯一的阴影是，从今以后每天要为午饭伤脑筋了。这里把午饭叫 tiffin 1。（1. 当地用词，起源于印度，意谓“午餐”。 ——原注）
说来也巧，他的照相机里面还装了胶卷。他可以用来拍摄采访对象，也可以照上海的风光。他要做一本照相册，而且已经从咖啡馆的旧报纸上剪下一批有意思的照片，想寄给他的母亲，劝她来同他团聚。新到的难民们在一个问题上有一致的看法，都认为不久之后，全部犹太人都不得不离开德意志帝国。
瓦尔特突然在床上坐了下来，不知如何是好。他不是正准备一头扎进自己来上海后尽量躲避的痛苦之中，而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为了避免痛苦？真是荒谬。
他不由得想起马克斯?赫茨贝格来了。为什么满足于做小生意？何必坚持做老实人？瓦尔特躺下来想认真地想一想，把被子拉过来盖在身上，感到盖了一夜的被子还有余温……一道淡淡的阳光唤醒了他。
他跳起身来。几点了？瓦尔特倾听房子里的声音，汉斯和格蕾塔的房间里寂静无声。他走出房门，走廊里已经弥漫着各种食品的香味。他急忙到天井里去打水。那个日本眼镜商正在给店堂后门上栓。是中午十二点了！
去华德路已经太迟了！因为瓦尔特不愿意改日访问杨太太和凤喜。他忽然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细节：从今以后，他要是想穿着整齐，就只能穿那套灰色西装，因为弗朗茨?博埃借给他的藏青西服晚上下班时得留在咖啡馆的更衣室。但愿穿了灰色西装坐在施餐食堂的长凳上别沾上油迹！
幸而一切正常，肚子也填饱了。瓦尔特兴冲冲地向华界城厢走去。他沿着城墙2（2. 上海的城墙拆于1913年。本故事发生在1938年，上海已无城墙。这段是作者的想象。——译注）在法华民国路找到一条进城的小街，就走进人群之中。一路上熙熙攘攘，各种气味扑面而来，他感到头晕，不得不停下来。传来一阵刺耳的叽嘎声，一听就知道是独轮车来了。等他回过神来，看见一排动物商店，有五颜六色的鸟儿，鱼缸里养着鱼儿，笼子里还有蝈蝈、知了和蟋蟀。上了年纪的摆摊人坐在让棉袍遮住的凳子上，抽着一杆烟杆长长的、烟锅小小的烟袋。在一股热气腾腾的大蒜和油香中，瓦尔特听到小贩们不同的吆喝声。有卖糖炒栗子的，有卖五香豆的，有卖糍饭的，还有上百种他没有见过的食品，形状和颜色都让他赞叹不已。瓦尔特终于走到市场，在那里有他要买的花。
长得很丑的马脸卖花女人在一张报纸上写了一个数字。他明白她是在宰外国人，这是两倍甚至三倍的价钱。他不能化这么多钱，但是他一定要得到这支一眼就看上的花。这支花有好几个桠枝，粉色的花蕾含苞欲放。他还了一个三分之一的价。那个卖花女人立刻张口嚷嚷，声音之尖利，倘若在奥地利早就惊动警察了。瓦尔特想还是走吧。但是她一把抓住他，面颊涨得通红，在脏报纸上写了一个半价。瓦尔特赶紧答应，接过递给他的花，对那女人的高兴和友好的态度确实惊讶。他这才明白自己中了她的圈套。在中国人的眼里，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交易就失去了趣味。他决心下次买东西的时候就试一试这个办法。
讨价还价化了多少时间？肯定不少。瓦尔特匆匆赶路了。他以为在走原路回去，不料走到了卖床单的街，再往前是卖丝绸的街。他迷路了。他向中国人问路。他们不是毫无表情地看着他就是表示听不懂。而中国女人们有的不愿意理他，有的掩口而笑。瓦尔特的胃部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象胃成了时钟。他痛苦地感觉时钟无情的转动。他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一路上看见理发店、棺材店、竹器店。后来终于走到一条路口，遇见一位漂亮的法国女人。她很客气地给他指了路，而她的手表已经指向四点钟了。
要拜访那两位中国女士。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是他不能改期。在维也纳咖啡馆弹完琴再去太晚了；改到明天吧，化了那么多钱买的花就凋谢了。
瓦尔特撒腿就跑，从行人、黄包车和独轮车旁边擦过去。正好跑到一家中餐馆门前，只听见一声巨响，一个阿妈1大叫一声倒在他身上。她的身体滑向地面，手里还紧紧抓着一袋米，米袋破了，米漏了一地。瓦尔特伸出那?没拿东西的手去扶她，自己也一个踉跄，便松手了。她坐在地上哭了起来。两步以外，一个中国行人也是应声倒下，腿部受伤。饭店老板和伙计走出门来，看见玻璃打破了，就指手画脚，大声嚷嚷。那个阿妈伤着了吗？她的身体在士林布旗袍下抖动。瓦尔特蹲下来，扶住她的肩膀，想安慰她，突然看见两朵花掉了下来。那支娇嫩的花快要让围上来的人们挤坏了。他忽然意识到，得赶紧把花送到杨太太家，才能准时回到维也纳咖啡馆。于是猛然站起身来。拨开看热闹的的人，慌慌张张地走了。（1. 保姆、打扫房间的女仆、做针线的女工、帮厨等中国女佣称阿妈。——原注）
他在那栋漂亮的中国住宅门前敲门的时候，才感觉腿上有一股热流在往下淌。低头一看，才知道裤脚撕破了。一个男仆开门。浑噩之中的瓦尔特心里只有一个人的形象，就是那位嘴唇紧闭的中国姑娘。他喃喃地说出了她的名字。
——凤喜。
仆人说凤喜小姐有客人，问他是否愿意等。瓦尔特说愿意等候，就被领到一个全套红木陈设的小客厅。另一个男仆进来，用托盘端来一瓶香槟酒和几个水晶酒杯。他推开一扇门。一架留声机在放送音乐。瓦尔特听出是马林?迪特里希的歌声，后来又听见一个男人的笑声。他一直没有考虑过的一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那个脸庞像瓷器一样精致的公主原来是卖笑的姑娘。
他的手摸到踝骨上，收回一看，沾了血和脏的饭粒。他呆呆地看了看另一只手里紧握着的那支长满粉色小花的花枝，然后把花放在一个套着紫红缎套的圆凳上，随即站起身来。这个时候，他看见杨太太站在他的面前。她穿着厚厚的绣着龙吐火舌的中式棉旗袍。她手拄拐杖，呼吸困难，目光灼灼，好象能穿透墙壁。瓦尔特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见自己，连自己是来干什么的都忘了。尴尬之下，竟然要向老太太伸出手去，忽然想起这个西方礼节会引起中国人的嘲笑。他鞠了一躬，用手指指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