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台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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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份中国日报放在床上，翻开在刊登瓦尔特的文章的那一页。凤喜在房门口叫惠兰（即“贤惠的兰花”的意思），说趁天气凉快去遛夜莺，顺便去鸟市买一支生虫的树枝。
夜莺喜欢吃植物的寄生虫，吃得高兴了就叫声宛转，深得客人们的欢心。瓦尔特第一次看见中国人遛鸟，或者把鸟笼挂在树上，自己在树下休息，觉得很好笑。后来转而一想，难道遛金丝雀比欧洲人遛他们喜欢的波美拉尼亚狐犬更可笑？不都是为了主人开心吗？
瓦尔特抹去鬓角上的汗珠。他和凤喜一番云雨之后，两人在床上翻来转去都找不到一块凉快的地方。不知不觉又兴致勃发，重游巫山了。
这几天格外闷热。最热的夜里帐子里至少有二十七度，连被单都不用盖。弄堂里都是人，因为一家人挤在一间房间里，热得睡不着觉。有一个苦力露天睡在塌车上竟让人一刀捅死了。警方说是报复。
出于强烈的复仇心理，中国人有时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流血行动，置自己的生命于险境。这一点每每使瓦尔特感到惊讶。复仇是他陌生的一种情感。他在上海发现其强烈的表现，感到惊愕。
凤喜轻轻地回来坐在床沿上。他对她微笑。凤喜俯身抚平报纸，眼睛里流露出得意的神情。瓦尔特趁机吻她的颈根。她穿着绣工精美的妃色缎子睡衣更是楚楚动人。她喃喃自语，好比鸽子咕咕做声，后来含笑指着报纸说：
——你和我！
瓦尔特的文章是她转给这家美中合办的报纸主编的。“这是我写的第一篇英语文章！”他想到这里心里美滋滋的。这也是他在国际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因此他署名的时候，把父亲的名字同自己的名字并列。他能这样做感到特别高兴。
瓦尔特一边抚摩靠在自己身上的凤喜的头发，一边认真地重读这篇文章，看有无修改，也好吸取经验。
犹太难民蜂拥而来
瓦尔特?阿图尔?诺伊曼 撰文
犹太难民因环境所迫栖身的收容所里，挑衅摩擦时有发生，气氛紧张。争吵往往早在到达上海之前已经开始。许多难民以前只是为了度假而坐过船，而且路程极短，至多一个小时而已。这次长途跋涉历时一个星期，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因而争吵和斗殴时有发生，弄得意大利轮船的管事和其他乘客不得不出面劝阻。
上海之行，即使坐头等舱，对于没有合适服装，也没钱在船上花费的人来说，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他们被其他乘客瞧不起，因为难民就得坐三等舱。第一次坐船出海的鞋匠路德维希就是这种情形。这个年轻人用父母一生辛劳的积蓄买了卢索伯爵号的头等舱船票。他被迫必须离开德国，而当时票房只剩一张头等舱船票。他从集中营出来，同一批囚犯一起由党卫军押送热那亚。
这个可怜的手艺人和处境相同的一个前法官有何不同？他们的外套都有几个月没有熨烫，两人的鞋跟都磨平了，帽子都是污迹斑斑。不同的是鞋匠到了船上就闷闷不乐地呆在舱里不出来，而那个法官屡遭侮辱而怒气冲天，到处寻衅吵架。
大多数难民没有找到工作，也无力自办企业。1939年5月，援助委员会用维克托?沙逊爵士捐助的十七万美元使370个难民得以经济自立。
这370个难民大约只占九千在沪难民总数的百分之四。他们之中有各种专业人才：内科医生、牙医、裁缝、厨师、乐师、纺织专业人员，等等。其余则是店员、会计和普通职员。
六月份又有一千难民抵沪。找到工作的人增加到680个，大约五百人不必由援助委员会资助。这是一些找到教学生的机会的记者、乐师和教师。有些医生已经设诊所开业。运气好的人得到定居的朋友的帮助。
说实话，在上千失业者中间有些人喜欢无所事事的生活，因为吃住都已提供，而且还有几块钱可以买香烟。有些人已经结成团伙，在能说会道的家伙带领下招摇撞骗。
幸而这些人为数不多。大部分人都愿意工作。不过有不少经历过集中营的人已经失去自信，有自卑感。他们甚至对找工作不存希望。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使他们感到仿佛没有脱离集中营。他们目睹虹口的房子变成废墟，目睹日本军队的行为，相信不久之后，就要在一个与他们逃避的国家结盟的政府的统治下过日子。
设法解决难民问题的人持两种对立的意见。有些人认为，上海只是暂时停留几个月或几年的歇脚站；另一些人认为，就像二十年前来的俄罗斯人一样，难民们会在上海定居。当然还要看中国政局的发展。既然我们对中国的前途一无所知，无论何种理论都不可能占上风。
1939年8月的现实令人担忧。如果其他人不占用接待站提供的条件，那么最困难的人的命运将得到改善。有些人完全有能力自己租房，却住在接待站。他们由接待站养着，吃过普通的食物后，再在外面吃好的作为补充。而真正的穷人则饿肚子。
这些赖在接待站不走的人的心态确实难以理解。他们抱怨自己的命运，说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低?生活水准。他们吃了一顿等下一顿，批评饭菜，批评厨师，批评领导，还要估计下一餐盘子里的东西坏到什么程度。三十个、四十个，甚至五十个人共住一间宿舍。独自一个人写封信或看看书都不可能。衣服也不知挂在哪儿。从欧洲带来的箱子都放在仓库里。夫妻大多数都分开住，男人们住一间，女人们住一间。一家人无法在一起商量这个新生活怎么过，也无法关心孩子的上进。这种条件不利于心灰意懒的人恢复信心，不利于使他们投入正常的生活。
从集中营虎口余生的人感激援助委员会，而且愿意做任何工作。而其余的就喜欢唉声叹气发牢骚。例如他们没有想一想，他们看病或住院治疗是完全免费的。
许多人说自己出身富裕家庭，过去住的是豪华别墅，家里仆役成群。这种说法值得怀疑。我们认识许多在沪的俄罗斯难民。他们当酒吧女招待或私人保镖，却竭尽全力为自己涂脂抹粉，打扮成贵族出身。什么沙皇近卫军军官，什么前杜马议员或总督的儿子，什么将军或王室侍从的女儿，或者是大地主、大企业家或大银行家的后代。总之往日的荣耀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随意编造。我们的难民也是如此，他们信口开河，在遭受命运的播弄之后，寻找心理平衡。
应该承认伙食的量不足。数量减少也在情理之中。援助委员会没有新的资金来源，难民还在不断涌来，而且还有新生婴儿。收容所的儿童们营养不良，但是他们仍在孩儿王们的带领下在院子里嬉戏。他们上难民小学，而有钱的家长就把孩子送到英国学校或美国学校上学。
某些上层人物怀疑，这些人称“从德国来的入侵者”或“乞丐大军”会给上海带来什么好处。我冒昧发表相反的意见。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把财产转移过来了；另一些人得到定居美国或欧洲的家人的资助。商人们进货时当地货至少占百分之六十。另外，当地的裁缝、鞋匠和商人的顾客更多了。难民开的餐馆或咖啡馆雇佣中国人做跑堂。至于收容所供应的伙食，则完全是在上海菜场采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