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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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康濯先生回忆当年的往事时说：“我在徐水县那一段，写了一些报道，《人民日报》都发了，这是特约的稿子，说我写一篇就发一篇。有些稿子我写的数字低，见报时数字变高了，这是《人民日报》给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打电话，往高里加的。尤其在产量问题上，我问过张国忠：亩产万斤能够达到吗？张国忠说：是达不到。我问，那为什么这么喊？他说：这么喊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六百斤也达不到。我说，你得实事求是。他说，不行，那样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13）
1986年夏天，我和同事在湖南采访，当时任湖南省文联主席的康濯先生要去湘西永顺县，到电影《芙蓉镇》外景地看望谢晋导演，他问我们愿不愿意同去，我们当然愿意。一个多星期同车行，同桌吃，天天听康濯先生聊往事，他常常说到大跃进后农村的惨状，边说边叹气，对当时的政策深恶痛绝。我至今记得他说的一件真事：他家乡的一位农民家里粮食吃光了，只剩下一个煮红薯，农民把红薯一掰几块，分给几个孩子，说：“来，你一坨（湖南话“一块”），他一坨。”回头看见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又掰一小块，说：“毛主席，你也来一坨。”被邻居听见告到社里，这个农民因此被判处八年徒刑。改革开放后平反时，复审的工作人员都哭笑不得。
自从毛泽东视察后，徐水更成了“圣地”，从刘少奇到各级干部，还有各行各业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来这里参观、取经。聂眉初、范荣康一行就在其中。
在毛泽东视察徐水以后，不到四十天，刘少奇来徐水视察了一天多。康濯又为《人民日报》写了特写《刘少奇同志在徐水》，文中最后写道：“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就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要大家学习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充分认识只有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与提高了，大家都半天劳动和半天学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消失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却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在看过徐水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后，刘少奇曾引用孟子的话说：“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备”，指出了生产规划安排的复杂性。
可见刘少奇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比较清醒。
《人民日报》上不仅仅有农业工业的“卫星”，还有“思想卫星”。1958年10月18日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思想卫星》。作者写道：
我们的国家，目前是一个大放卫星的国家，农业生产上，工业生产上，科学技术上……都放出了不少卫星。我们这些卫星，还不是苏联老大哥那样的人造红色月亮，关于这方面的卫星，我们现在还没有。但是，我们的人民，把自己创造的许多奇迹都叫作卫星。
我们所有的兄弟和朋友，都为我们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他们感受得到，这成就不只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是属于全世界的全体人民。但是，他们对于这神话般的奇迹一开始不是没有怀疑的，今天，也不能说就没有人怀疑了；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这奇迹的本身，是那样的难以令人置信，在我们自己人民之中，面对着这奇迹的萌芽、生长，不是也有过许多观潮派、算账派的吗？只是当观潮已足、账也结清，事物俱在，他们这才消除怀疑而五体投地了的。
事实虽然不容否认，但道理未必全都了然，为什么中国人民能够首创这些奇迹？为什么中国人民目前才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简单地回答就是：由于我们在这之前，先放出了思想卫星。第一颗思想卫星叫作“全民整风”号。这是规模空前宏大的群众性的政治思想革命，荡除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人的束缚，使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挂了帅……第二颗思想卫星叫“思想解放”号。群众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思想上插起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帅旗，用不断革命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彻底打碎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给人们思想造成的枷锁，奴隶思想、迷信思想破除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树立了起来。人民自己作了总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作不到，只怕想不到”，人们明白了自然万物都要听命于人，供人役使。所谓“移山倒海，呼风唤雨”的玄术，在我们手里变成了现实。伟大的思想同伟大的劳动一结合，奇迹便应手而生，并非玄妙……第三颗思想卫星叫“群众路线”号。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的党的群众路线，是贯穿于一切?众运动，一切党的工作方面的总纲，它也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核心……
正是这种群众性的自觉地思想建设运动，造成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大高涨，在我们国家里造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气势，洋溢弥漫于一切生活领域，推动着一切工作的前进，使我们成为一个飘扬着共产主义红旗的国度。
共产主义的思想卫星，比一切工业的、农业的、科学技术的卫星，意义更为深远广大，它是产生一切“卫星”的母体，它正在光被全球，照耀世界！
大跃进的1958年，诗歌创作也与工农业的高产卫星一样，吹牛吹破了天。1958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记者续磊写的《歌唱大跃进》一文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最近仅仅从两百四十多种报刊和少数地方小册子、工厂大字报中就汇集到了近两千首、一万四千多行的歌唱大跃进的民谣民歌。
其中有：
年年过年我唱歌，今年山歌实在多，农村新事千万桩，唱了这个丢那个。
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命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青年劲头赛赵云，壮年力气赛武松，少年儿童像罗成，老人干活似黄忠，干部策划胜诸葛，妇女赛过穆桂英。
跃进跃进再跃进，苦战三年有决心，老虎背上打得滚，半天云里捉得鹰。
男女总动员，老少一齐干，拦着天上水，挖出地下泉；气得龙王干瞪眼，吓得土地打战战！
毛泽东也“欣然命笔”，写下了“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这样“革命浪漫主义”的诗句。
据龚育之先生记述，当年“杨献珍曾说，‘大跃进’百分之九十九是浪漫主义，毛主席听了这话，就开玩笑说难道百分之十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吗？”（14）
刘少奇在1959年6月在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报纸上去年放了许多‘卫星’，失信于人。我们去年浮夸风刮得厉害，下面怎样讲我们就怎么报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联系实际’，其实是跟着下面走，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结果走向反面，完全脱离实际。人民日报宣传虚夸，基本上是反映中央一些同志那个时候的思想和作风，所以不能完全怪报纸。但是报纸也有责任，记者、编辑加油加醋，以致错上加错。”（15）
“高产卫星”的泡沫一两年就破碎了，还是以《人民日报》的数据为例：“高产卫星”四字连用，1957年为零，从1958年8月14日上了《人民日报》后，到当年年底共有八十五篇文稿使用，1959年就只有十五篇用了，到1960年只有一篇文章用这个词组，不过已经是陕西长安县的一个学习组说1958年种的“三亩六分高产卫星田”不尊重“庄稼生长的规律”了。
连当年认可这些“卫星”的毛泽东后来也不再提这话了，对中国的粮食产量也有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认识，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时说：“农业产量到几百斤不登报，我们只登增产措施。”（16）从这话可见，此时毛泽东也认为粮食亩产几百斤是高产了，而不再提亩产要上万斤了。（17）
大跃进的危害和徐水的后来，本书后文还要说到。
李锐先生曾写道：1958年“整个中国大陆被卷入了唯意志论泛滥的狂潮之中，几乎所有人都在为那些人为制造的高产‘神话’唱赞歌……”（18）
袁鹰先生在为《人民日报》创刊六十周年写的文章《杂文沧桑》中忆及1958年前后《人民日报》副刊时写道：“狂热的‘大跃进’年代虽然也常发杂文，大都是一派莺歌燕舞，虚张声势，为报纸增添了不少大话、空话和假话，几十年后回头看，还是免不了要脸红心跳的。”大话、空话和假话也充斥着那个年代《人民日报》其他版面。
康濯、范荣康，都是我尊敬的前辈，他们为中国文学和历史都留下一些真实的、精彩的文字，但在1958年他们和很多同行也写了一些自己后来也觉荒唐的东西，那以后的很多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思考：在那全民疯狂的年代为什么昏了头？为什么会停止了独立思考？成了历史逆流的推波助澜者。
读1958年的《人民日报》更让人警醒，我想，我们从事报纸工作的人，为世间留下的是白纸黑字，动笔或敲电脑时一定要多想想，不要让自己写的文字像1958年的《人民日报》一样成为祸害人民的工具和子孙后代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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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3）、（5）、（12）、（13）、（18）参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社出版。
（2）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4）、（9）引自《胡绩伟自述》第二卷，卓越文化出版社出版。
（6）这篇讲话后来以《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为题，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册。
（7）波特立，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高兰，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8）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0）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
（11）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4）、?17）转引自《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5）引自《回忆领袖和战友》，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
（16）龚育之先生在引用这段话时注有“这里显然有‘大跃进’放‘高产卫星’教训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