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边现成的一个例子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他就是通过令别人的希望破灭而使自己获得巨大声誉的典型。那时他刚从剑桥大学毕业,是一位年轻和蔼的牧师。他的父亲丹尼尔(Daniel)实际上是一位改革者,信奉卢梭(Rousseau)和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思想。1794年,丹尼尔出版了《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一书,批评把世界上各种麻烦的根源都归咎于婚姻和财产等制度安排的观点,认为只要制度运转良好,人类社会就可以臻于“至善”(或者至少可以达到道德优良、舒适安康的程度)。托马斯·罗伯特不同意父亲的看法,他相信自己发现了人类社会在通向“至善”道路上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对性的热衷”。由于人类的繁育能力远远超出了人类本身和大自然所能提供的生存资源,因此这种“对性的热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出生的孩子数量远远大于世界所能养活的数量。马尔萨斯对自己的观点很自信,于1798年匿名出版了《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他本人因此赢得了不朽的声望,但他和经济学家们却长期戴上了“社会改进方案的冷血批评者”的帽子。他的这种悲观主义也成为经济学是一门“沉闷的科学”的来源。即使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1825年以后越来越不流行了(因为它是错的),经济学家仍然继续对社会改进方案持批评态度,哪怕是明显地对社会有益的方案。我特别喜欢的可以代表经济学家怀疑精神的例子,是杰出的爱尔兰经济学家芒梯福特·朗菲尔德(Mountifort Longfield),他同时还是一位律师。
我并不认为经济学家的这种社会职责无必要或者不重要。在一个人们努力想把事情办好却适得其反的社会,应该有人来指出这一点。就像医生有义务提醒病人,有些秘方对于治愈疾病毫无作用甚至还可能有害;或者像工程师有义务告诉立法机构,这个世界并不存在永动机一样。经济学家的职责也是如此。著名的古典主义学者、牛津大学教授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对此的论述令人拍案叫绝。弗朗西斯·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在维多利亚时代,此人以反对活体解剖而闻名于世,同时还是一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曾经对经济学家发难。1861年,乔伊特针对科布的观点发表言论,为经济学家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