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经济学家是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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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物种，直到18世纪末期才首次被识别出来。1790年，英国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发表了他对欧洲未来的悲观预言：“骑士的时代已经结束，继之而来的将是诡辩者、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的时代，欧洲的辉煌已经永远地消逝了。”[1]这么小的群体可以摧毁一个如此伟大的文明，我想，经济学家们可以因此获得一些尊重，当然这种成就不可能赢得大家的喜爱或者崇敬。显然，柏克错了。历史已经证明，英国的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在经济、科学甚至道德领域都获得了长足进步。诡辩者无疑是一群吹毛求疵或不靠谱的热衷于推理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发挥过什么好作用，但经济学家和计算机都没有给社会制造什么麻烦，甚至他们为这个辉煌的世纪还贡献了一些力量。

然而，贬损经济学家的传统已经形成，并且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对此津津乐道。我并不准备一一细数这些贬损，它们往往是充满敌意的攻击，而非智慧的辩论。不过我对此充满了疑问，为什么谴责经济学家如此流行（即使假定他们理应受到谴责）？主要的原因显而易见—经济学家是对很多社会改进方案都会“泼冷水”的人，对于赞成这些方案的改革者和慈善家来说，经济学家只会令人感到绝望。

手边现成的一个例子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他就是通过令别人的希望破灭而使自己获得巨大声誉的典型。那时他刚从剑桥大学毕业，是一位年轻和蔼的牧师。他的父亲丹尼尔（Daniel）实际上是一位改革者，信奉卢梭（Rousseau）和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思想。1794年，丹尼尔出版了《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一书，批评把世界上各种麻烦的根源都归咎于婚姻和财产等制度安排的观点，认为只要制度运转良好，人类社会就可以臻于“至善”（或者至少可以达到道德优良、舒适安康的程度）。托马斯·罗伯特不同意父亲的看法，他相信自己发现了人类社会在通向“至善”道路上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对性的热衷”。由于人类的繁育能力远远超出了人类本身和大自然所能提供的生存资源，因此这种“对性的热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出生的孩子数量远远大于世界所能养活的数量。马尔萨斯对自己的观点很自信，于1798年匿名出版了《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他本人因此赢得了不朽的声望，但他和经济学家们却长期戴上了“社会改进方案的冷血批评者”的帽子。他的这种悲观主义也成为经济学是一门“沉闷的科学”的来源。即使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1825年以后越来越不流行了（因为它是错的），经济学家仍然继续对社会改进方案持批评态度，哪怕是明显地对社会有益的方案。我特别喜欢的可以代表经济学家怀疑精神的例子，是杰出的爱尔兰经济学家芒梯福特·朗菲尔德（Mountifort Longfield），他同时还是一位律师。

在英格兰一些地区有一种风俗，即家境富裕的人们在小麦极度短缺的时候收购小麦，然后以半价卖给穷人。显然这些富人的行为是纯粹的利他主义的。1834年，朗菲尔德指出[在他的《演讲集》（Lectures）中]，这些富人的做法完全或几乎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原因很简单：假定小麦短缺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丰收季的到来，那么穷人可以获得帮助的唯一途径是富人少吃些小麦—经济学家通过数学计算可以证明这一点。朗菲尔德天才般地证明：只是通过金钱在不同人手中买卖小麦，是不能在小麦收割之前生产出新小麦的，富人这种善行只是肥了谷物交易商。无论穷人能不能以半价购得小麦，他们最终为购买小麦花费的钱数一样多，获利的只是最初拥有小麦的人。这种最具善意的行为，最终毫无意义。

经济学家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职责，是依据经济学的逻辑给出苛刻精准的分析：无论是在朗菲尔德的时代，关于以半价向穷人出售小麦这一事例的分析，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关于根据法令要求而设定最低工资或最高利率的分析，一如既往，概莫能外。经济学家总是为人们带来坏消息，也因此赢得“坏信使”的名声。

我并不认为经济学家的这种社会职责无必要或者不重要。在一个人们努力想把事情办好却适得其反的社会，应该有人来指出这一点。就像医生有义务提醒病人，有些秘方对于治愈疾病毫无作用甚至还可能有害；或者像工程师有义务告诉立法机构，这个世界并不存在永动机一样。经济学家的职责也是如此。著名的古典主义学者、牛津大学教授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对此的论述令人拍案叫绝。弗朗西斯·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在维多利亚时代，此人以反对活体解剖而闻名于世，同时还是一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曾经对经济学家发难。1861年，乔伊特针对科布的观点发表言论，为经济学家辩护：

寥寥数行，对您惠赠我书谨致谢忱。我已拜读大作，并且非常喜欢。您的书论述了很多社会问题，简明扼要、笔触细腻，非常有意义。但是，请不要与政治经济学为敌：

（1）因为政治经济学家是一个强大而又危险的群体；

（2）因为一旦背离人都是自利的这一常识，法律就将漏洞百出；

（3）（您可能不赞同）因为政治经济学家通过呼吁自由贸易等为劳工阶层争取到的利益，比所有慈善家所做的善行之和还要多。

至于表达习惯，我希望尽可能避免使用像“使命”之类带有慈善行业特有的情感丰富的词汇，因为受过教育的人不太习惯使用这类词。当然，在募集善款的时候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还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毫无疑问，如果政治经济学家可以修正他们的表达习惯，他们也可以在募集善款时取得不错的成绩。世事如此纷繁复杂，阳光无法直接射入心灵。仅凭感觉，是无法引领人们寻找到探索社会的最佳途径的。

您看，我试图将所有的人文学科都与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也许会有人批评这种想法，认为这种联系是不可能实现的。请谅解，以上是我的考虑。[2]

如果想对上述颂扬进行反驳的话，是很困难的。经济学家大幅加深了我们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理解，而这正是科学家的职责所在。如果否认经济学家所做的这些贡献，难道不觉得无礼甚至是无知吗？

经济学家的存在是必要的。即使人们同意这一点，也并不意味着要求他们一定要喜欢经济学家。就像对待殡葬行业的态度一样，人们可以不喜欢这一行业，但其存在确实必要。并不能确切地辨别经济学家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经济学家拥有的善良、勇敢、慷慨或者忠诚等美德并不比我们普通人多，当然也并不比普通人少。之所以他们希望别人多少给些褒扬，是因为他们稍稍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其实我们也同样会有这样的要求。经济学有一整套具备可操作性的、可供实证检验的理论体系，是社会科学中唯一一门得到合理发展的学科（瞧，我是怎么说过谦虚来着的）。由于长期徜徉于经济科学中，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与常人稍有不同，我觉得这些不同将会非常有趣。

[1] 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1970年，1959年再版，纽约：霍尔特、瑞因哈特和温斯顿），第91页。

[2] E.阿尔伯特、L.坎贝尔编《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硕士本杰明·乔伊特书信集》（纽约：E.P.达顿，1899年，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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