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心伦理

《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善心伦理,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如果发现有背离了人人生而平等前提假设的情况，就有必要对不同的伦理结构进行明晰的介绍。当人们意识到个体之间的若干方面存在差异时，该如何对待他人呢？一个“上等人”该如何对待一个“下等人”呢？“下等人”又该如何对待“上等人”呢？直白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确实让人颇为尴尬，尤其在美国文化环境中更是让人感到不适，因为美国的整个宪法、法律、政治和经济结构都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等级制前提下。

虽然如此，我在本章要讲的就是模糊的现代自由主义伦理，因为不同的伦理规范都在起作用，并且呈现了人人生而不同的前提逐渐替代人人生而平等前提的趋势。那么，如果一个人先验地就知道属于社会的哪个等级的话，又怎样去对待“下等人”呢？于是“慈善”、“善良”、“同情”和“利他”等就成为善心伦理规范里频频出现的字眼。

请注意这里所讨论的关系都不可能发生在市场交换中。之前也已经提到了，这样的关系是单向的，行为人出于“善心”单向地将自己的东西给予“下等人”，这些东西对于他自己而言是有价值的，因而认为也会让接受者获益。这是纯粹的“关爱”他人，不要求任何回报。

善心伦理建立在等级制假设前提上。这其实与“无知之幕”或“宪法时刻”无关，因为在选择基本制度时，必须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上，分歧是在这样的选择做出之后产生的，才在原则与制度上出现争论。“上等人”应该如何对待“下等人”？只有澄清了模糊之处，这样的问题才会有答案。

经验事实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绝不能视而不见，了解这些差异是解决相关伦理问题的关键，更何况也能促使公平原则体现在开明自利的伦理中，体现在现有的制度宪法中。

模糊的现代自由主义伦理

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用“从身份到契约”的进程来衡量自由秩序的进展，或许是因为确信古典自由主义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假设经实证是有效的。而且，别忘了无论有没有得到经验事实检验，西方社会的基本制度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上。回顾过往，柏拉图的等级制假设似乎不可能如此彻底地被其他规范替代。亚当·斯密对搬运工和哲学家进行了比较，对伦理规范注入了积极的内容。

不过后达尔文的科学研究逐渐证明了人类种内差异确实是“天生”的，“天生还是后天养成”的世纪之久的争论似乎以“天生说”胜出告一段落。人既非“一块白板”，也不是“生而平等”。当然，这些差异是多层面的，意识到差别的存在并不能简单地认为等级制是有道理的。柏拉图前提至今并没有在规范性方面让人们达成共识，因为如此纷繁复杂的差异是很难进行等级划分的。不过不得不承认，纯粹在规范性上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假设的难度越来越大。

那么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制度是可持续的吗？还是我们应该走回头路，从契约回到身份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义是盲目的，平权和平等选举权，平等自由的财产持有和处置权，言论自由权，宗教信仰自由，职业和交易的平等自由，诸如此类的制度会不会因为人们在一些层面的差异要求特权而废除呢？

我们的生活混合了制度和对这些制度进行评判的伦理。有着这样混合特征的福利国家，虽然基本宪法结构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前提上，但却实施着歧视性的制度，这个矛盾似乎胶着难解。约翰·罗尔斯确实为解决这个问题作过勇敢的尝试。不过，即便是在典型的罗尔斯主义情形下，解决的难点还是在人们所能感知甚至强调的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差异上。古典自由主义根基能经受得起多大的打击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