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宪政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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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必要的关键措施是，在常规的政治活动面临政策选择时，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极力鼓吹自由立场。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博弈中推行政策主张的过程中的确“劣迹斑斑”。再强调一下，针对包容性结构存在着各种争论，在“宪法”允许范围内的争论有助于得出结论。

政治的细节性的法律政策（比如租金管制）的胜利，乃至那些在选举中获胜的人（比如撒切尔和里根），拥护的基本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都貌似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作为基本哲学基础理解相关政策，并传达给公众。古典自由主义者们在整整两个世纪的对灵魂的探究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进入了“休眠期”，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陷入低潮。我们所处的保姆式国家、家长制国家、重商主义国家和寻租国家处于政治哲学真空地带。

从古典自由主义角度来看，政治经济学家的任务并不是专门向公民揭示强制实施的价格与工资管制带来的损失超过了可能的收益。当然这样的专业解释绝对是他们力所能及、可以胜任的。但是应该对用途作清晰的区分：是对典型事例的分析，还是服务于正在进行的政治论战。

我并不主张政治经济学家局限于设计与解释包罗万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累积会给基本的宪法结构带来巨大的实质性变化。总体而言，政治的进展都是点点滴滴、循序渐进的。我的主张是在相关的争论中支持某一立场的观点时，应该从根本上遵从自由秩序原则，根据《自由宪章》而不是出于实用功利主义算计来表明观点。《自由宪章》是哈耶克代表作的题目，令人联想到哈耶克自己的做法。就我所知，哈耶克从不与美国、英国、奥地利或德国的论敌就具体政策事务展开讨论，而总是强调争论应该内在地与哲学立场保持一致。实际上，哈耶克从一开始就进行着宪法对话。

1947年创建朝圣山学社时，哈耶克就倡议回归到首要原则，刷新政治哲学的讨论，将保持、挽救和再造我们所说的古典自由主义灵魂。

我们这个时期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并没有削弱哈耶克主义的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公众和知识精英们对扩展市场秩序的运行原则有了更深的理解。哈耶克以及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挽救了思想”。但是抽象的一般哲学理解与政治改革实践之间依然存在鸿沟。即便没有对社会控制的相应看法，也必须让公众对“集体行动”界限知情。

如果我们允许政治学成为寻求共同开发机会的竞争联盟的“下院”，则潜在价值会受损，自由会丧失，会变得像指令性制度造就的社会那样僵化。说真的，谁会真正地支持这种“下院竞争的政治学”呢？梦想在哪里？或许古典自由主义灵魂的复苏已经不能指望在21世纪能够实现。但是我们这些已经瞥见“光辉之城”的人有道德义务继续努力，使亚当·斯密、詹姆斯·麦迪逊和哈耶克（以及里根）的梦想变为现实。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