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冲突和市场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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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前蕴含在市场文化中的共同体特征几乎丧失殆尽？我们至少能找到好几个原因，不仅仅因为哈耶克等现代古典自由主义者们的著述不够清楚明白。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是，20世纪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事实表明，公共或集体部门相对规模的增长确实有利于互利互惠交往规则的执行落实。

理论上而言，集体或政治部门可以看作一个复杂的交易过程。政治哲学的契约主义传统的交易模型中就包含了政治分析。人们同意组建集体机构——国家，作为保障商品和劳务社会化生产的制度手段，并包括保护财产与契约的法律本身。于是，这样的集体机构运行时，就类似于人们以税收换取公共产品和劳务的供给。

各种方式参与政治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自己进入了一个复杂的交易流程，互利互惠法则下的文化共同体扩展到了市场以外的集体部门。实际上，在这个模型中，市场与政治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不同。不过，几个世纪以来，契约论的反对者认为政治不是也不应该是复杂交易过程，应该与股份制企业参与者之间的交易不同。那些否定契约论解释的人，在实证与规范两个维度进行了辩驳。

首先，政治哲学的理想主义者的困境在于，国家或集体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至少在某些方面，代理人就应该追求真、善、美。如果人们的行为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则在理论上而言，所有个人的利益都升华为集体福利。“利他”成为行为的主要动机，其关注范围扩展至组织的政治边界。如果这样的行为在实践中不可行，则这一理想化构想就没有任何价值。如果一种政治秩序的行为要求是无法落实的，那么这样的政治秩序注定失败。但是权威人物也只能使行为回归到部落时代。如果国家及其代理人的使命是追求“共同利益”，又如何避免手握大权的人将自己的利益诠释为这一“利益”呢？人们根本不可能自由地追求自己个人、与共同利益相容的目标。基于这一理想模型的政治，不管多大程度上偏离了现实行为，都降低了共同体的价值，最终扩展的法治交易秩序文化将取而代之。

第二个政治模型的分析将得出类似的结论，这个模型与契约论的架构不同，通过对契约和理想的实证性描述，从政治是冲突而不是交易的前提出发推导出结论，则这场“博弈”是零和甚或为负和，这与典型的契约主义的正和截然不同。

在这种类型的政治中，人们追求更大的分配优势并以此论成败，这样的政治过程中有一些利益是建立在他人的损失基础上的，任何类似交换关系的共同利益不复存在，也不可能会有。如果人们秉持这样的理念，在任何层面、以任何角色投身政治中时，必须也有必要抛开任何模式或观念，不必在意是出于文化演进还是直接选择，不会要求人们遵循互利互惠的规则（Buchanan，1978）。如果我通过政治途径寻求分配优势，以你的损失为代价，你会愿意拱手相让吗？冲突的政治联系必然造就道德无序的行为环境。因而不必感到奇怪，近百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道德秩序失范的同时，集体政治部门的规模却迅速扩张。

小结

制定政策的意图在于，构建成员之间市场关系能满足共同体的诉求。通过政策采取针对性措施增进人们相互认同的程度，认同单一的文化规范（包括语言）便于相互理解，文化多元增大了相互理解的难度。这个一般结论毋庸置疑，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应该建立或限定某一特殊的文化环境。多元文化论才是破坏性因素，而不是在混合文化中优秀的子文化。

哈耶克主义的进化观点认为，人们在不同文化环境之间转换时不可能形成行为既定模式。如果这被实证有效（即便部分有效）的话，则无差别移民政策可能被误导，尤其是当移民团体自发地寻求文化认同时，还有可能拒绝移民。

“市场”并不是能够自动实现奇迹的机制，还需要必要的法律秩序的保障。市场作为互利互惠的文化是“公共产品”，所有成员都能受益，因而具有非凡的意义。违背基础伦理则是“公害”，所有成员都会遭受损失。退出选择能有效降低伦理规范依存度，当市场有效性降至一定程度，堪比非市场互动条件下的情形时，就可以选择退出。但是如果假定没有必要的伦理标准，则市场秩序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都犯了一个大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一套共同的伦理规范是必需的，无论是下意识还是无意识地遵循这些规范，都构建了某种真正的共同体。

哈耶克主义的“美好社会”扩展秩序是否能成为现实？身处这个秩序中的人能否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通过遵守互利互惠规则找到明显的“归属”感？罗尔斯（1993）强调的最低共识能否确保共同体内部的秩序？

只有当古典自由主义能够更清晰坚定地看好包含了统一的基本法律与伦理的自由市场时，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肯定的答复。规范的理想并不是没有章法的自由放任，而是必须包括互利互惠原则，这实际上更清晰地划定了归属于共同体的归属与共同体以外的界限。

哈耶克的继承者们应该对共同体主义思想兼容并蓄。如果公众对市场文化秩序都有明确的认同，则既可以保障个人自由，又能实现经济与共同体的繁荣。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