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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第10章 上帝、国家与市场[1]
书籍名:《
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 作者:
布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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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第10章 上帝、国家与市场[1],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我无法对中东欧各国在向后共产主义转轨进程中的成败个案妄加评论。现在我们就明白了,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套制度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另一套制度能在废墟中产生。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保护生命与财产安全、自觉履行合同的法制必须实行到位,市场及市场制度才能建立起来。
不过这就出现了一个困境,什么时候人们能懂得法制必须由国家机关发布并执行?人们在历经一个世纪的磨难后又如何能够信任国家?
首要的也是基本的一点就是态度与理念上的大转变,即对“国家应为公民谋福利”这个理念作再思考。许多人深刻地意识到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市场”制度在某些方面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表达就是,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在配置商品与服务方面效率欠佳,市场则在这个方面更有效率。因此,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助于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换言之,市场在配置“社会的”价值方面更有效率。
我认为对这一立场存在许多误解,转轨经济所遭遇的若干困难也大体与此有关。我时常提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书名应该是《自然自由的单纯体系》,因为《国富论》的书名开宗明义地关注价值总量产出,没有表达斯密的意图与目的。尽管关注了市场在配置商品和劳务中的高效率,国家或集体应该为集体以及集体成员谋福利依然是坚定不移的计划经济的基本信念。近一个世纪的经济安排的探索最终证明我们犯了一些错误,得出的经验教训非常深刻,没有必要对此作更多检测与验证了。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国家应该做的是落实执行法制,而不是为人们合法的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结果负责。正如最简化的交易模型所呈现的,基本博弈理论也已经揭示了,没有人能够对相互交往的结果做出选择。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无法决定结局,结局并不是哪个人能说了算的。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顺利地将“上帝会照顾你”(源自古老赞美诗)转换为“国家会照顾你”。在这里我想要表明的一个观点是,计划经济组织安排的这个举措能够给人以慰藉,但对经济毫无裨益。除非有一天增进了经济发展,否则社会主义的转型就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
我并不是特指社会主义体制国家不应该以可观察的特定结果为己任,西方福利民主国家也存在相同的情形,只是程度有别罢了。对立的政治联盟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在位者,一旦抓住破绽,无论大小,都会伺机提出难以实现的改革要求。在位的政治联盟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声称对一切结果负责,不管是全局的还是个别的,他们认为这样的说辞能取悦大家。
在此说这些内容要揭示的是,哲学家、实践家和公众都没有意识到政治的界限。可以说,各个时期的学者都创造了一个过度发挥国家作用的理想模型,超出了国家的能力范围。意识到国家并非无所不能,并不等于说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一切政治法律组织。我们都知道无政府状态的人类不是一种理想组织。政治法律组织必须发挥作用,政治应该承担起一定责任。但是这个作用必须局限于建立并执行法律法规,人们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开展业务和社会活动。而且,且不论有多大的差异,以博弈作类比非常有用,因为在博弈过程中无论是规则还是裁判员都无法决定游戏的最终结果。
认识到国家对经济结果作用的局限性,人们就必须为自己的福利水平负起责任。当然,每个人都会受到一系列的约束,从古到今,大部分约束都身不由己。但是实际上,每个人在约束范围内都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米尔顿和罗斯·弗里德曼合著的《自由选择》(1979)对此进行了哲学思考,而不是肤浅的解读。自由选择是指愿意对选择结果负责,也就是说,如果这些选择被证明是错的,不应该为此责怪他人(包括国家)。
在真正意义上,“纯粹的市场”本身并不能生产任何产品。是市场制度允许人们在法律规定和自然限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便于组织实施价值生产、创造与发现新机会(包括交易机会、再生产资本积累)。如果懂得了这个基本原则,那么任何观察到的价值生产的“失败”就都可以归咎于便利的法律、产权、契约制度的缺失,或者是由于人们不愿意在这些制度框架内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
可以说,要彻底抛开心理依赖确实不容易,即便经验证据表明国家不能像上帝那样无所不能,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浪漫想象以及个人对这个想象的认同,还是并将继续是21世纪重要特征。我们曾经、仍然试图重新发现前马克思主义、前黑格尔主义理念对政治、政治家和国家的乐观影响。我们当今的时代商业本位盛行,哪里能找到对此当头棒喝、震撼人们心灵的现代亚当·斯密呢?我们能否具备18世纪的耐心与审慎的品质,使改革能够持久地进行呢?现代国家能否如自然神论者的不再介入的上帝那样发挥作用呢?
在第6章中我提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灵魂在公众意识中已经有些模糊。本章中继续建议重新发现这一灵魂,摆脱对国家(现代干预主义上帝)的依赖,我们中许多人在若干方面还是很依赖国家。我们作为个人,应该对自己取得的个人的和集体的后果负责,不能埋怨任何人。面对这样的现实意味着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半的成功。
[1] 本章的早期版本曾于2001年以录像带的形式提交给朝圣山学社在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召开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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