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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6,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实际一点的例子是有的，其现实指导性要比许由的故事强得多：
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
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
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庄子·杂篇·让王》）
大意是说，孔子不理解颜回为什么家境贫寒却不肯出去做官，颜回回答说：“我在城外有五十亩田，够喝稀粥了；城里还有十亩田，够织丝麻了；以弹琴来消遣，以从您那里学来的道理自乐，我不愿意做官。”孔子很受触动：“你的觉悟太高了！我听说知足的人不受利益的牵累，自适的人受了损失而不忧虑，修养内心的人没有爵位而不自卑。我念叨这话很久了，今天在你身上见到了，这是我的收获呀！”
这个故事把颜回的背景交代得很现实，他是一个小有产业的人，城里城外一共有六十亩地，干饭虽然吃不饱，但稀粥管够，还有一点费用低廉的娱乐，于是乎逍遥自适。我们今天的普通读者完全可以有样学样，社会竞争虽然激烈，但要过上顿顿有稀粥的日子还算不难，再有一把口琴和两本书，就完美了。
但是，权贵们恐怕会说：“颜回本来就是个穷人，做到这样当然不难，可像我们这样过惯了有权有钱、随心所欲的日子的人，天天喝稀粥肯定受不了。我们虽然知道做人应该清心寡欲、知足常乐，但实在做不到。请问，有什么专门针对我们权贵人家的逍遥方案吗？”
很幸运，这个方案也是有的：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
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
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
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
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庄子·杂篇·让王》）
大意是说，公子牟是魏国的王子，身世显赫，但有心追求颜回那种境界。他向瞻子请教说：“我虽然隐居在偏远的地方，心里却总是惦记着宫廷里荣华富贵的生活，这可怎么办呢？”瞻子说：“你要重视生命，重视生命自然就会轻视荣华富贵。”公子牟说：“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把握不住自己那颗向往荣华富贵的心。”瞻子说：“向欲念妥协虽然不好，但勉为其难也不好，那等于受到了两重伤害，这样的人活不长，索性顺着欲望好了。”评语说：公子牟是大国的显贵，要过隐居岩穴的生活当然比平民百姓困难得多。他虽然不能臻于道的境界，好歹也算有这份心意了。
看来《庄子》这部书虽然满是过激之辞，但也有如此人性化的一面，对人性的弱点虽然无可奈何，但也给予了同情的理解。(5)只是由此一途很自然地会发展到纵欲主义，事实也正是这样。
不过另一方面，庄子显然也低估了那些有权有势有钱有名的人们，因为他们最有打折的本事，把一部被严重打了折的《庄子》当做自己在名利场上追逐奔跑的一件工具。庄子对于他们，就像刹车装置对于赛车手：一部赛车不仅需要强大的发动机和充足的汽油，同样需要灵敏的刹车装置，但刹车不是为了停下来，而是为了更快地跑到终点。
当然，有人会拿责任来做挡箭牌：位高权重，责任太大，虽然身居魏阙之下，心却向往江海之上。比如一国之君，就算完全被庄子说服，也不能甩手就走吧？
但其实庄子说过：“能。”国君之所以会说“不能”，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国家对自己很重要，那么，如果他不再觉得国家有多么重要了，岂不是就会回答“能”了么？
这样的事例庄子讲过一个，说魏文侯听得道高人田子方讲了一番话，完全被震住了，只觉得身体动不了，嘴也张不开，恍悟自己从前的识见只是糟粕，于是起了向道之心，最后叹了一句：“魏国真是我的包袱啊！”（《庄子·外篇·田子方》）
还有一则故事，是说韩国和魏国争夺土地，韩昭僖侯大感烦恼，子华子劝慰他说：“如果有这样一份契约，拿到它就可以得到天下，但左手去拿就会被砍掉左手，右手去拿就会被砍掉右手，您愿意去拿吗？”韩昭僖侯说：“我不愿意。”子华子说：“很好。既然自己的一只手都比天下重要，而一只手当然不如整个身体重要，一个韩国当然也不如整个天下重要，您又何必为小小一个韩国而愁坏了身体呢？”韩昭僖侯恍然大悟：“来劝我的人很多，只有您的话说到了点子上。”（《庄子·杂篇·让王》）
看来这段文字的作者（无论是不是庄子本人）没有真正受过穷。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用一只手来换取天下未必就不值得，子华子如果拿这套说辞去对那些卖肾、卖身的人讲，不知道会得到怎样的回答。但韩昭僖侯身为一国之君，觉悟也许比弱势群体更高吧。
但是，韩昭僖侯后来有没有放任韩国不管，魏文侯后来有没有扔下魏国这个包袱，庄子一概没讲，只是《庄子·外篇·山木》讲的另外一个故事值得我们参照：鲁侯虽然一心一意操劳国事，但还是免不了忧患，所以脸色不太好看。市南宜僚劝慰他说：“狐狸和豹子栖居山林，算得上沉静了，而且昼伏夜出，算得上警惕了，但还是会被猎人捉住，这都是因为它们长了一身美丽的皮毛呀。而鲁国不正是您的皮毛吗？您只有把这个‘皮毛’丢掉，洗净内心，去除物欲，遨游于无人之野，忧患也就没有了。南方有个建德之国，那里的人单纯质朴，少私寡欲，只知道耕作却不知道储藏，帮助别人而不求回报，不知道什么是礼义，随心所欲，合于天道，所以活得很快乐，死得很安稳。我建议您舍弃国君之位，远离俗务，与道偕行。”
鲁侯有点担心：“这山长水远的，我怎么去呢？”
市南宜僚说：“您不要倨傲，不要执著，自然就能去到了。”
鲁侯还是担心：“这么远的路，谁陪我呢？没有足够的粮食，怎么能到呢？”
市南宜僚说：“只要减少费用，节制欲念，就算没有粮食也饿不着您……”
市南宜僚，谆谆善诱，长篇大论地劝说鲁侯放弃国君之位而与道遨游，言辞一如既往地优美迷人，但鲁侯被说服了吗？不知道，庄子没有交代。读者肯定会想，连庄子自己都知道这种事情荒谬绝伦，所以才不好意思安排出国君出走的桥段。——不，永远不要低估庄子的想象力，我们来看看《庄子·外篇·田子方》的一段故事：
故事是说，楚王和凡国的国君会面，没过一会儿，楚王身边的人来报告说：“凡国亡国了！”一连报告了三次，但凡君一点都不上心，最后说道：“我的国家虽然灭亡了，但我不是还好好活着么。如果凡国的灭亡不足以丧失我的存在，那么楚国的存在也不足以保全它的存在。这样看来，凡国并不曾灭亡，楚国也并不曾存在。”
我们不得不感叹，凡君真是太心宽了！如果不在神仙世界而在现实世界里寻找逍遥的典型，恐怕莫过于此了吧。而或许令人欣慰的是，按照庄子和老子的观点，也只有这样爱自己的身体胜过爱自己的国家的人，才最适合去做国家的统治者。
读者应该会被凡君深深地感动一回吧，而且比之“乘云气，御飞龙”，这绝对是一个可以接近的境界。如果我们自己也想修炼到这个境界的话，一定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具体而简单有效的方法能让自己迅速达到凡君的境界呢？有的，《庄子》给出过这个方法：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庄子·外篇·秋水》）
这是《庄子》极著名的一段文字，大意是说，秋天河水上涨，河神因此而洋洋自得，以为天下之美都集于自己一身了，而当他看见了大海，这才知道自己的见识有多么短浅。于是海神给河神讲了一番道理，说别看我这海水无边无际的，但我一点也不会自满，因为我在天地之间就好像一块小石头在大山上一样。那么我们想想，四海在天地之间就像蚁穴在大泽里一样，而中国在四海之间就像米粒在粮仓里一样，人类在中国大地上不过是万物当中的一种，一个人在整个人类里也不过是无数分之一。这样看来，三王所争的，仁人所忧的，能人所苦的，不过如此而已。
的确，这样一想，人生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还有什么事情值得争夺、值得牵挂、值得烦恼呢？——古往今来有很多仁人志士、文人骚客都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但该争的还是去争，该牵挂的还是牵挂。当我们看到如此这般的现实，难免感慨《庄子》之于世人，不过是提供了几句漂亮的牢骚话而已。
可能会有意志坚定的人，认为做人应该知行合一，既然想开了，就要以许由为榜样，以公子牟为教训，毅然决然地舍弃荣华富贵，找一片山林去隐居。——如果我们真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用最热情洋溢的言辞来赞美他的勇气，然后，把《庄子·外篇·缮性》的这一段指给他看：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
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外篇·缮性》）
大意是说，上古之人生活在混沌之中，淡然而无所求。那个时候，阴阳和谐，鬼神不来骚扰人世，四季正常流转，万物不受伤害，生物不会夭折，人的智力无处可用，这就是所谓的“至一”，无所作为而顺应自然。
后来世道变坏了，到了燧人氏和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只能顺应民心而已，却无法返回至一之境。后来世道更坏，神农和黄帝治理天下，连顺应民心都做不到了，只能维持天下的安定罢了。等到唐尧和虞舜的时候，大兴教化，重视文饰和学问，曾经的淳朴便被彻底地破坏掉了，人的心眼也越来越多，迷乱的民众再也无法回到本初的自然状态了。在这样的世界里，得道高人就算不隐居在山林里，他的德行也好像被山林遮蔽了一样。
所以说，隐士并不是自己愿意去隐居的。古代所谓的隐士，并不是躲着不见人，并不是闭着嘴不表态，也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是“时命大谬”，没赶上好时候。如果遇到合适的时机而大行于天下，他们就会返回“一”的境界而不显露行迹；如果时机不合适，处处碰壁，就潜藏而等待，这就是存身之道。
“反一无迹”，听上去颇具诗意，这样的庄子很像是意象派诗人艾米·洛威尔在中国式小诗《落雪》里描绘的那样：“雪花围着我低语，我的木屐在身后的雪地留下印迹。但没人会走过这条路，追寻我的足印。当寺庙的钟声再次响起，它们将被遮掩，将会消逝。”
如果把诗境打碎，这样的场景未必值得羡慕，似乎还是“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更好一些。于是，可以与《缮性》这段文字参照的，是《秋水》里假托孔子的一段话，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得志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超卓；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得志的人，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低劣。
所以说《庄子》是乱世之书、过激之辞。隐居，只是不得已的选择；隐居，也是在等待机会。——庄子可以正言若反，统治者也可以反言正用：一个时代隐士多，就说明政府很糟糕；那么，为了证明这个政府不糟糕，就不能容忍这些人继续隐居。韩非子为此奠定过理论基础，说太公望受封齐国的时候，当地有狂矞、华士两兄弟，他们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凿井而饮，自给自足而无求于人。太公望无法容忍这种人的存在，派人把他们抓起来杀了。周公旦在鲁国听说了这事，责问太公望说：“狂矞、华士都是贤人，你才赴任就杀贤人，这像什么话！”太公望为自己做了许多辩护，大略是说，先王留下来的治国之道非爵禄则刑罚，但是像狂矞、华士这种人，爵禄刑罚对他们都没用，当君主的没法统治他们，留他们做什么呢，还怕他们乱法易教呢，还是杀了的好。（《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也幸好生在群雄竞逐的乱世，如果是生活在天下一统的暴政之下，想隐居怕也难了。西晋葛洪就生活在类似的情境之下，又有一再辞官的经验，于是假托附势公子和怀冰先生的对话，辩解说尧舜在位的时候有隐者许由，大禹在位的时候有隐者柏成子高，圣明的时代是有包容力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情自由地选择和发展。（《抱朴子外篇·嘉道》）况且把凡鸟的巢穴掀翻，凤凰也不会来了；把鱼鳖的池塘弄干，神龙也会跑走；杀害了一名士人，人才就不会来你这里了；太公望开了暴虐凶残之先河，是用治军的方法治理太平之世呀。（《抱朴子外篇·逸民》）
葛洪的话并没有说服所有人，历代统治者对隐士或多或少都不太满意，譬如明朝开国，朱元璋也是学过太公望的。所谓“古之清高，今之逋逃”（《抱朴子外篇·逸民》），这个罪名着实不轻。尤其在大一统的年代里，要想“鼷腹鹪枝，从吾所好”（袁宏道《善哉行》，化用《庄子·内篇·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的典故），往往并不那么容易。
不过，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追问一下，庄子不是说隐居只是不得已的选择吗，如果给庄子等来了时机，让他真的可以“大行于天下，返回‘至一’的境界而不显露行迹”，他具体会怎么做呢？
这就只能见仁见智了，甚至有人认为庄子会推行孔子之道，尊崇儒家六经，那些寓言、重言、巵言不过是在乱世之中不得已的伪装。（方以智《药地炮庄》引刘概语）
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大胆了，但也不是找不到同道，明初的宋濂就认为儒分七种，孔子为道德之儒，为万世之宗，庄子是旷达之儒，虽然对孔子望尘莫及，但好歹也算一儒。（《七儒解》）继续追溯下去，苏轼曾推测庄子是以道为表，以儒为里，其实是个帮孔子说话的人。（《庄子祠堂记》）韩愈则追溯庄子的师承，认为孔门弟子遍布四方，子夏的一支教出了田子方，田子方的一支就教出了庄子。（《送王埙秀才序》）
好吧，就算庄子真是儒家，就算他在时命大谬中等待时来运转，但我们肯定会问：究竟能等到这个好机会吗？就算庄子本人等不到，我们能等到吗？——这个问题对于庄子就等于是说：我们还能返回上古的那个“至一”之境吗？
遗憾的是，无论庄子对上古社会的描述是否羼杂了太多想象的修饰，但让社会倒回去，这绝非易事。王夫之在读《庄子》的时候感叹过一句话：天下既然已经有人了，又怎能使它没人呢；天下既然已经有很多人了，又怎能把人变少呢？（《庄子解》）
庄子“深根宁极而待”，在山野岩穴之间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时机。但是，如果我们足够细心的话，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欲哭无泪的问题：绕了一大圈，这不还是“有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