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不要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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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任何人都起得早，在鸟儿鸣叫前，在太阳露脸前，我会喝杯咖啡，吃片吐司，穿上自己的短裤和运动衫，系紧绿色的跑鞋，然后悄悄地从后门“溜”出去。
在完成双腿、肌腱和后腰的拉伸后，一边沿着晨雾深处寒冷的道路艰难下行，一边不满地抱怨：为什么万事开头总是那么难？
路上没有车辆、人烟，甚至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世界于我而言只有空荡荡的孤寂，虽然树木似乎都在关注着我的行动。当然，这里是俄勒冈州，树木似乎总是“洞悉一切”，并且总是在你背后。
环顾四周，我的内心不禁在想，风景真美，平静、祥和、绿荫环绕。我为自己的家在俄勒冈而深感自豪，为自己出生于波特兰而深感荣幸，但仍有一丝遗憾残留在我心头。虽然风景秀丽，但俄勒冈却让有些人认为它从未发生过任何大事或永远不可能发生大事。如果俄勒冈有任何出名的地方，那就是我们为到达这里而开辟的古老道路。自此之后，一切都平静无波。
我最好的老师，也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就时常提到这条路，他会激动地强调，它代表了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的个性、命运，甚至是我们的基因。“懦夫从不启程，”他对我说，“弱者死于路中，只剩我们前行。”
是的，就是我们。我的老师坚定地认为沿途会找到先驱者某些罕见的精神品质，某些强烈的包容一切可能性的乐观心态混合了减弱的悲观情绪。作为俄勒冈州人，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种精神品质永垂不朽。
我会点头称是，表现出对他应有的尊重。我喜欢这个人，但有时从他那儿离开后却不禁会想：天哪，这不过是条脏兮兮的路而已。
在那个浓雾弥漫的清晨，那个具有重大意义的1962年的清晨，在多年背井离乡之后，我终于要开辟自己的道路——回到家乡。再次回到家乡让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哪怕是滴落的雨水也带着一种陌生感。与父母和双胞胎妹妹们再次生活在一起，重新睡在自己儿时的床上，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深夜躺在床上，我不由自主地盯着大学的课本、高中的奖杯和蓝丝带，心里想着：这是我吗？我还是我吗？
我飞快地沿着道路一路下行，呼出的气体在寒冷的晨雾中形成寒霜般圆形的雾圈，慢慢旋转消失。我用力地体会身体被唤醒的初体验，享受在大脑完全清醒前的美妙时刻——四肢和关节逐渐伸展开来，身体开始变得柔软。我的动作从僵硬变得流畅。
快点，我告诉自己，再快点。
我认为自己至少表面上是个成年人了。我本科毕业于一所好大学——俄勒冈大学，在顶级的商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在美国军队服役一年，驻扎于刘易斯堡（Fort Lewis）和尤斯蒂斯堡（Fort Eustis），未遭任何损伤。我的简历表明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已经退役的军人，是一个年满24周岁、完全成年的人……那么，我不禁好奇，为什么我仍觉得自己像个孩子呢？
更糟糕的是，与以往一样，我还是那个容易害羞、面色苍白、瘦得跟电线杆似的男孩。
原因可能是我从没经历过任何人生大事，至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诱惑和激情。我从没有吸过烟，从没有尝试过毒品。我连规则都不曾打破，更别提违法乱纪。20世纪60年代正是美国反叛精神盛行的时代，我可能是美国唯一没有任何叛逆之举的人。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会摆脱束缚，做出任何出人意料的举动。
甚至，我此前从没和女生交往过。
如果我开始考虑那些没做过的事情，那么理由也相当简单：那些是我认为最棒的事情。我已经发觉，要想准确地说出我是什么人、我是谁，或我可能变成什么人，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与所有朋友一样，我也想要成功，但与朋友不同的是，我不清楚成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金钱？可能吧。妻子，孩子，房子？当然，如果我足够幸运。这些都是我们自小被教育应该追求的目标，而在一定程度上我也会本能地想要追求它们。但内心更深处，我却在搜寻某些其他东西，具有更丰富寓意的东西。我痛苦地意识到我们的人生相当短暂，比我们了解的更短，就和晨跑一样短。我希望自己的一生更有意义，自己能有目标，有创造力，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重要的是，我要与众不同。
我希望在世界上留下个人存在的印记。
我希望获得胜利。
不，这么说不准确，人生不一定会赢，而我就是不想输。
就这样，一切顺其自然地出现了。在我年轻的心开始跳动，像鸟儿一样振翅翱翔，像树木一样郁郁葱葱时，所有的一切就呈现在我的眼前，那完全是我所期望的生活——尽情比赛（play）。
对，就是它，就是这个词。我始终怀疑幸福的秘密、美丽或真相的本质，或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有事情。球在半空时，双方拳击手感觉到一个回合结束的铃声即将敲响时，或是跑者靠近终点、观众集体站起来时，那些事情就处于某个我们所不清楚的地方。在决定胜负前最激动人心的半秒内，显然会产生一种愉悦感。我想要的就是那个，无论那到底是什么，我就想让那种感觉充实我的人生，填满我每天的生活。
我曾多次幻想自己成为伟大的小说家、记者或国家政要，但我的终级梦想却始终是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员。不幸的是，命运只让我成为一名不错的运动员，远未达到出色的程度。24岁的我最终屈服于这个事实。我会在俄勒冈的跑道上奔驰，会通过个人的努力赢得荣誉，但也仅限于此。现在，我开始轻快地每6分钟跑一英里。在冉冉升起的太阳照亮大地时，我问自己：是否有在无法成为运动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体会运动员感觉的方法？答案是时刻比赛而不工作呢，还是特别享受工作，让工作和比赛基本没有区别？
当时整个世界都笼罩在战争、痛苦和不幸的阴影之下，每日令人厌倦的工作使人筋疲力尽，还时常伴随不公的待遇。我想，可能唯一的答案就是找到某个似乎有价值、有趣又合适的梦想，即便惊人又荒谬也无所谓，然后以全身心投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运动员精神努力追寻。无论喜不喜欢，人生就是一场比赛。那些否认这个事实，简单地拒绝比赛的人就会被抛弃在一旁。这绝对不是我所希望的，更准确地说，这是我完全不想见到的。
到底是什么总是一如既往地让我产生疯狂想法？可能，仅仅是可能，我需要再三思考一下我的疯狂想法。可能我的疯狂想法会……奏效？
可能。
不，不，我要跑得更快，再快一点，就像在追赶某人一样，同时也要像被追赶一样。这个方法肯定会奏效。我对天发誓一定要让它奏效，使其他任何可能性都不存在。
我突然就笑了起来，几乎是放声大笑。我像以往一样大汗淋漓，优雅轻快地跑动着。我看见自己的疯狂想法在上方闪闪发光，完全不显得疯狂，甚至看起来都不像是个想法，而像是个归属之地，像一个人，或像某种在我行动前就早已存在，独立于我但也是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命力。它在静静地等候着我，却也在躲着我。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夸张、有点疯狂，但那的确是我当时的体会。
或者可能我当时并没有那种体会，可能我的记忆放大了那种灵机一动时的感受或将多个灵感浓缩成了一个。又或者可能的确有这么一个时刻，但那不过是跑者兴奋起来的感觉而已。我不清楚，也无法断定。关于那些逐渐归类到不同日子、月份和年份的太多内容已经消失，就像晨间消散的呼气雾圈一样。面孔、数字、决定，所有曾一度似乎紧迫、不可撤消的东西，都已经消失。
最终，留下的就是令人舒适的确定感，这点与始终留在原地的真相紧密相关。24岁的我的确有个疯狂想法，而且虽然可能和所有20多岁的年轻男女一样，对存在性焦虑的不安、对未来的恐惧、对自己的怀疑会让我心不在焉，但我还是认为世界就是由疯狂想法构成的。历史就是疯狂想法的长期发展。我最喜欢的事情——看书、运动、民主、自由企业，也都是从疯狂想法起步的。
就此而言，可能几乎没什么会和我最喜欢的跑步一样疯狂。跑步不仅痛苦、冒险，而且回报甚少，也完全没有保障。在绕着椭圆形跑道或道路跑步时，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目的地，至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完全证明个人努力的合理性。跑步这个动作本身就是目的地，不仅是因为没有终点线，也是因为你可以自己定义终点。不论你从跑步中获得何种愉悦或收获，你都必须将它们发掘出来。这完全取决于你如何设计它，如何接纳它。
每个跑者都清楚这一点。你不停地跑步，一段接着一段，却不太清楚为什么而跑。你告诉自己跑步是为了某个目标，追求某种刺激，但你跑步的真正原因却是停下来会让你感觉到对死亡的恐惧。
所以，就在1962年的那个早晨，我告诉自己：别管别人怎么说你的想法很疯狂……前进，不停就好。不要停下来，甚至在你达到目标前都不要想是不是要停下来，不要过多地关注“目标”到底在哪里。无论面临什么，都不要停下。
那就是我突然给自己提出的具有先见之明的切嘱，也是我从内心一直愿意践行的铁律。50多年后，我相信这是最好的建议，可能也是任何人都应该给自己的唯一建议。
1962
一个疯狂的想法
它们紧密地排列成V字——我在某本书上读到过，那些在阵列后面的大雁负责巡航，只需付出头雁八成的努力就够了。每个跑者都清楚这点，跑在前面的总是最辛苦，风险最大的。
在对父亲提起这个话题时，在鼓起勇气告诉他我的疯狂想法时，我确信那是在傍晚。那是与父亲在一起的最佳时间，因为他那时是相当放松的，吃饱喝足，舒服地躺在电视角落的躺椅上。我还可以把头往后靠，闭上眼睛听见电视里观众大笑的声音，听见他最喜欢的节目《马车队》（Wagon Train）和《皮鞭》（Rawhide）的主题曲。
他的最爱始终都是雷德·巴顿斯（Red Buttons）。每一集开头雷德都会唱：“吼吼，呵呵……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
我坐在他旁边的直背椅子上，无力地笑着等待下一个广告，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预演我的说辞，特别是开场白：“呃，爸爸，你还记得我在斯坦福时有过的疯狂想法吗？”
那是我最后的几门课之一，一门关于创业精神的讨论课。我写了一篇关于跑鞋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一开始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任务，后来却逐渐让我全力以赴地沉迷其中。作为一个跑者，我了解一些关于跑鞋的信息。作为一个商人，我清楚日本相机已经严重动摇了一度被德国产品主导的相机市场。因此，我在论文中辩称日本的跑鞋也可能达成同样的结果。这个想法激起了我的兴趣，鼓舞着我，吸引着我不断前进。它看上去似乎太过明显、简单，但又拥有无限潜力。
我花费数周的时间准备论文，“驻扎”在图书馆，专心寻找任何可以找到的关于进出口和开创公司的信息。最后，根据要求，我需要向同学正式演示我的论文，但大家的反应却相当索然无趣，没有一个人提问。我的满腔热情和无限紧张最后得到的只是疲惫的叹气和空洞的眼神。
教授认为我的疯狂想法的确具有价值，他给了我一个A，但也仅限于此，至少理应是仅限于此。不过，我从未真正停止思考这篇论文。之后在斯坦福读书期间，在每天早晨跑步时，甚至直到在电视角落与父亲谈及此事时，我都始终在想着去日本找一家制鞋公司，向他们推广我的疯狂想法，希望他们的反应会比我的同学更加主动积极，有意与来自“沉睡中”的俄勒冈的性格害羞、面色苍白、身材瘦削的孩子合作。
我也曾异想天开地打算自己绕行往返于日本，来一次异域之旅。我在想，除非我首先出发游览全球，否则如何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在参加大型跑步赛事前，你总是想要先在赛道上走一走。“一场全球背包之旅可能就是我要做的。”我自己推论道。那个时候根本没人谈论所谓的遗愿清单，但我觉得那个的确与我脑海中的想法相近。在我死之前，在我太老或是忙于日常琐事前，我想要游览地球上最美、最神奇的地方。
这个想法几乎是个神圣般的存在。当然，我想要品尝其他美食，听听其他语言，体会其他文化，但我真正渴求的是精神之间的联系。我想要体会中国人所谓的“道”，雅典人所谓的“理”，印度教徒所谓的“智”，佛教徒所谓的“法”，以及基督教徒所谓的“灵”。在出发开启个人的生活之旅前，我觉得自己首先需要理解人类更伟大的旅程；去探索最宏伟的寺庙、教堂和神殿，最圣洁的河流和山峰；去感受……上帝的存在？
是的，我告诉自己，没错。我更想了解的是上帝。
但首先，我需要父亲的批准。
而且，我还需要他的钱。
“行，你去吧，巴克。”
我已经在去年提过要进行一次大的旅行，而且父亲似乎也没有任何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忘掉了这件事。我显然要再次“推波助澜”，在原有的提议基础上加上这个疯狂想法，这个使人惊讶的顺道之旅——去日本，还要创办一家公司？这都是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事情。
他显然把这次旅行想得太远。
这次旅行也会耗费大量资金。我之前的军旅生涯，以及过去几个暑假的兼职工作让我有些储蓄。最重要的是我打算卖掉我的车——1960年的深红色名爵，配有赛车轮胎和双凸轮轴。这辆汽车与猫王在电影《蓝色夏威夷》（Blue Hawaii）中开的一样。所有的钱加在一起约有1500美元，这远远不够，我不得不跟父亲开口。他点着头，嘴里发着“嗯嗯，嗯嗯”的声音，把目光从电视转向我，然后在我和盘托出的时候又再次回望电视。
“还记得我们之间谈过的吗，爸爸？我说我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
“喜马拉雅山，金字塔。”
“死海，爸爸，死海。”
“好吧，哈哈，其实我也想去一趟日本，爸爸。还记得我那个疯狂想法吗？日本跑鞋？记得吗？那可能是个绝妙的想法，爸爸，绝妙的！”
我夸大其词地描述着自己的想法，强行进行“推销”，特别生硬，因为我相当讨厌推销，也因为这次特殊的推销几乎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父亲刚刚给俄勒冈大学支付了数百美元，又为我在斯坦福的学费花了几千块。他不过是《俄勒冈期刊》（Oregon Journal）的出版商，这份稳定工作的工资能满足基本舒适的生活需求，包括我们在波特兰最安静的郊区伊斯特摩轮（Eastmoreland）的克莱伯恩大街上宽敞明亮的大房子，但绝不是富豪。
同样，也是在1962年，地球变得更大。虽然人们开始通过飞机绕行地球，但实际上90%的美国公民仍然没有坐过飞机。普通男女通常都只在自家160公里半径范围内活动，所以哪怕是提起坐飞机进行全球旅行都会让任何一位父亲感到不安，特别是我的父亲，他公司的前任就死于一场空难。
撇开金钱和安全问题不谈，整个想法其实也是不切实际的。我知道27家新公司中可能有26家都会失败，我父亲也清楚这点，而冒这样大的风险完全是与他所坚持的一切相背离的。我父亲在不少方面都是一个传统的主教派教徒，一个耶稣的忠诚信仰者，但他也同样追求另一种秘密的神性——体面。宽敞的房子、漂亮的妻子、听话的孩子，父亲很享受这一切，但他真正在乎的是他的朋友和邻居知道他拥有这一切。他喜欢被崇拜。他喜欢每天在主流社会中大放异彩。因此，环球旅行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意义，这显然不适合一个广受尊敬之人的儿子去做。可能其他人的孩子会这么做，也可能只有嬉皮士和怪人才会这么做。
可能，我父亲追求体面的主要原因是对内心混乱的恐惧。我出于本能觉得是这样，因为他内心的混乱会时不时地爆发。有时，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前厅的电话会在深夜响起，我接起电话会听到一如既往的粗哑声音：“过来一趟。”
我穿上雨衣——似乎那些天的晚上雨总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一路下行驶往父亲所在的俱乐部。就像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卧室一样，我也记得那个俱乐部。它具有百年历史，有着覆盖整面墙的橡木书架和靠背带扶手的椅子，就像是英国乡村家庭的客厅。换句话说，它看上去相当体面。
我总会在同一张桌子旁找到父亲，扶着他慢慢从同一张椅子上起来。“你还好吧，爸爸？”“当然，我没事。”我就和往常一样领着他出门上车，再一路开回家，假装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他总是坐得笔直，就像帝王一般，我们会谈谈体育，因为这是我在感到压力的情况下分散自己注意力、安慰自己的唯一方法。
我父亲也喜欢体育。体育总是体面的。
因为这些及其他的一些原因，我本以为父亲会因我所说的勃然大怒，且快速地否决一切：“哈哈，疯狂想法，希望渺茫呐，巴克。”（我的教名是菲利普，但父亲总是叫我巴克。实际上，在我出生前他就叫我巴克。母亲跟我说，父亲会习惯性地轻拍着她的肚子，问：“小巴克今天怎么样？”）不过，在我说完后，父亲却从躺椅上起身笑盈盈地看着我。他说，他总是遗憾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多出去走走看看，而旅行可能是我学习生涯的最后一笔润色。他说了很多很多，但所有的一切都更多地强调旅行而不是疯狂想法，我没有纠正他。我也没有抱怨，因为他至少给了我祝福，还有钱。
“行，”他说，“行，你去吧，巴克。”
在对父亲表示感谢后，在他有机会改变主意前，我飞快地离开了那个角落。直到后来，我才有些愧疚地意识到，父亲没有经常旅行才是我想要旅行的深层原因，可能也是主要原因。这次旅行、这个疯狂想法是成为与他不同的人——某个不那么注重体面的人，唯一毋庸置疑的方法。
或者我可能不会不体面，但可能不会那么沉迷于体面。
其他家人也没有那么支持我。外祖母听到我的行程后，其中一项让她特别惊讶，“日本！”她哭喊道，“为什么，巴克，几年前那群日本人还想杀了我们呢！你忘了吗？珍珠港！日本人图谋占领整个世界！某些日本人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输！他们躲藏在暗处！他们可能会把你抓起来，巴克，挖掉你的眼珠子，他们肯定会这么干——挖掉你的眼珠子！”
我喜欢外祖母，大家都称她为哈特菲尔德奶奶。我理解她的担心和害怕。对于出生在俄勒冈州罗斯堡（Rosebury）的小农村，且终生都住在这里的她而言，日本可能太过遥远。我有很多夏天都跟她还有哈特菲尔德爷爷待在一起。几乎每晚，大家都会坐在门廊上，听着青蛙与落地式收音机竞比音高。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大家总是会从收音机收听关于战争的新闻。
那时的新闻总是坏消息。
长辈不停地告诫我们，日本人在2600年里从没输掉过一场战争，他们显然也不会输掉这一场。一场接一场的战役，我们尝遍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最终，在1942年，墨脱广播公司（Mutual Broadcasting）的加布里埃尔·希特（Gabriel Heatter）激动地颤抖着开始自己的夜间广播报道：“各位晚上好——今晚有个好消息！”美国人最终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批判者讽刺希特无耻的欢呼，批评他放弃了记者应有的客观公正，但公众却是如此憎恨日本，多数人都称希特为民间英雄。此后，他所有的广播开场方式都一样：“今晚有个好消息！”
这是我最早的记忆。哈特菲尔德奶奶和爷爷会坐在旁边，外祖父拿着刀削着苹果，给我一片苹果，然后自己吃一片，然后再给我一片，直到整个苹果慢慢地“消失”。希特的节目就要开始了。嘘……安静一点！我仍然可以想起大家嚼着苹果，盯着夜空，大家都太过于关注日本，我们甚至内心半期待着能看见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交叉攻击天狼星号战舰。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大概5岁左右，我问父亲：“爸爸，日本人会把我们打下来吗？”
虽然哈特菲尔德奶奶太过激动，让我无可奈何，但我还是安慰她不要担心，我会很好，甚至可以给她带回一件和服。
我的双胞胎妹妹们——珍妮（Jeanne）和乔安妮（Joanne），她们比我小4岁，似乎不太关心我要去哪里或要做什么。
我的母亲，据我回忆，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她很少这么做，但这次却不同寻常地保持了沉默，也就相当于是同意，甚至是自豪地同意我的举动。
我花了数周时间阅读、计划、准备我的旅程。我坚持长跑，在与头顶上飞过的大雁赛跑时默念着每个细节内容。它们紧密地排列成V字阵列——我在某本书上读到过，那些在阵列后面的大雁负责巡航，只需付出头雁八成的努力就够了。每个跑者都清楚这点，跑在前面的总是最辛苦，风险最大的。
早在与父亲“坦白”前，我就决定最好能找一个同行的人，而这个人就是我在斯坦福的同学卡特（Carter）。虽然在威廉贾威尔大学（William Jewell College）的时候一直是个篮球明星，但卡特并不是那种常见的运动员。他戴着厚厚的眼镜，喜欢读书，并且读的都是好书。他很容易沟通，又轻易不开口说话，这两点对朋友而言是同样重要的，而对旅程伙伴来说也是基本的要求。
但是卡特却当面“嘲笑”我的想法。当我列出想要去的地方——夏威夷、东京、香港、仰光、加尔各答、孟买、西贡、加德满都、开罗、伊斯坦布尔、雅典、约旦、耶路撒冷、内罗毕、罗马、巴黎、维也纳、西柏林、东柏林、慕尼黑、伦敦，他后跳一步，狂笑不止。我窘迫地低下头，开始道歉。然后，卡特还是笑个不停，他说：“这个主意太棒了，巴克！”
我抬起头，发现他并不是在嘲笑我，而是因为开心、兴奋才笑个不停。他觉得这个计划棒极了。“你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把这样一个行程安排在一起。”他说。因为勇气，他也想要加入。
几天后，他得到父母的同意和从他父亲那里借来的一笔钱。卡特从来不会手忙脚乱地浪费时间，一旦发现无人防守就抓住机会投篮——这就是卡特。我暗自决定，要在我们环游世界的时候多多向这样的人学习请教。
我们都带了一个行李箱和一个背包，彼此保证只带基本的必需品：几条牛仔裤、几件T恤、跑鞋、沙漠靴、太阳镜，外加一条土黄色军裤（suntans）——20世纪60年代对卡其色裤子的称呼。
我还带了一套优质的西装——绿色两粒扣的布鲁克斯兄弟牌西装，以防我的疯狂想法得以实现时没有得体的衣服可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