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段全球之旅都映着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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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动身抵达香港,走在疯狂、混乱的街道上,断臂断腿的乞丐、一身脏污跪求的老人,以及乞求施舍的孤儿让我觉得恐惧。老人们静默不语,而孩子们却在不停地哭喊:“嘿,有钱的大爷,嘿,有钱的大爷,嘿,有钱的大爷。”然后,他们就会哭着乞求或是击打着地面。即便我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们,他们也没有停止哭喊。 我走到城市边缘,登上太平山顶,远眺中国内地。在大学时代,我曾读过儒家作品中的一句话——移大山始于运小石,而当时的我却强烈地觉得自己永远都没有机会移走这座特殊的大山,永远都无法更近距离地了解那块当时还封闭的神奇土地,为此我莫名地觉得难过。然而,我的旅程远未结束。 我又去了菲律宾,这里的混乱和疯狂绝不亚于香港,而贫困却是香港的两倍。我缓慢地行走在大街上,就像是在噩梦之中一般,我横穿马尼拉,经过无尽的人群和无法想象的拥堵,走到麦克阿瑟曾一度入住顶楼的酒店。所有伟大的将军,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还是乔治·巴顿,都是我崇拜尊重的对象。我憎恶战争,但却推崇战士的精神。我憎恶刀剑相向,但却推崇武士精神。在历史留名的所有伟大战士中,我觉得麦克阿瑟是引人注目的。他戴着雷朋眼镜、叼着玉米芯烟斗——这个人浑身都透露出自信。他不仅是出色的战略家,在鼓舞人心方面也是一流的,而且在战后也继续担任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领导一职。我如何能够不尊重、不喜欢他呢? 当然,麦克阿瑟也有不完美之处,但他清楚这一点,他曾经说过:“打破常规者,人恒敬之。” 我想预订一晚麦克阿瑟之前所住的套房,但价格太高,我无法承受。 我发誓有一天我一定会回来的。 随后,我辗转去了曼谷,搭乘长长的撑篙舟穿过阴暗的沼泽,抵达了露天市场,那里仿佛是希罗尼穆斯·博施(Hieronymous Bosch)画作的泰国版本。我品尝了之前从未见过,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次尝试的鸟肉、水果和蔬菜。一路躲闪着黄包车、踏板车、突突车和大象,我抵达玉佛寺,这里有亚洲最神圣的雕像之一——一座整玉雕刻而成的巨大佛像,它拥有600多年的历史。站在佛像前,望着佛祖平和的面容,我问道:“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等了一会儿。 没有任何答案。 抑或,沉默就是我的答案。 之后我又前往越南,街上满是美国士兵,轰隆声不断,泄露出一丝恐惧的味道。每个人都清楚战争即将打响,而且可能相当恐怖,与以往截然不同。它可能与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战争相似,美国官员会宣布:我们必须摧毁村庄才能拯救村民。 在1962年圣诞节前夕,我在加尔各答租了一间屋子,大小就跟棺材差不多,没有床,也没有椅子,甚至没有足够的空间。屋子里只有一张在咝咝作响的孔洞上方悬挂着的吊床,而那个洞其实就是厕所。不过几小时,我就开始生病,也许是因为空气中传播的病毒,也可能是食物中毒。我整天都在想自己可能熬不过去了,觉得自己即将死掉。 但我却不知怎么的渐渐恢复,我强迫自己从吊床上下来,然后第二天颤颤巍巍地跟随着数千朝圣者和十几只圣猴一起走下瓦拉纳西寺庙陡峭的阶梯。这条阶梯直接通往热气腾腾的恒河。在河水漫过我的腰部时,我抬头望去,我看到了什么,是海市蜃楼吗?不,一场丧礼正在河中央举行,实际上是多场丧礼。我望着哀悼者涉水进入河流,将深爱的逝者放在高高的木质棺材上,然后点燃火堆。不过离此18米远的地方,有人在淡定地沐浴,还有人在喝着恒河水解渴。 《奥义书》有言:“引领我从虚幻走向现实。”所以我逃离虚幻,飞往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径直徒步攀登圣洁的喜马拉雅山。在下山途中,我在一个人满为患的旧城区停下,大块朵颐地吃完一碗相当少见的野牛肉。我注意到,旧城区的居民都穿着带有红色羊毛和绿色法兰绒的靴子,靴子前端是上翘的木头脚趾,如同跑步者站在雪橇上。突然间,我就开始注意每个人的鞋子。 我再次回到印度,新年前夜游荡在孟买的大街上,穿行在牛羊群中,逐渐体会到难以想象的头痛——各种嘈杂声、各种气味、各种颜色和各种目光。旅程的下一站是肯尼亚,大巴在长时间行进之后总算进入丛林深处。大鸵鸟试图推翻大巴,而比特犬那么大的鹳就在窗外盘旋飞行。每次司机在不知名的地方停下来接几个马塞士兵时,总有一两只狒狒也想要趁乱上车,司机和士兵就会拿着弯刀驱赶它们。在下车前,狒狒总会回头一望,露出一副自尊受伤的表情。抱歉,伙计,我心里这样想,就像是它们的确是在与我交流一样。 我抵达开罗之后就前往吉萨平原,在那里,我仰望着狮身人面像,我身边站着的是沙漠游牧民和用丝绸装饰的骆驼,所有人都眯着眼睛注视着人面像永远张开的双眼。头顶的烈日焦灼地炙烤着,同样的烈日炙烤过无数为金字塔付出汗水的建造者和后来的旅人。我想,他们之中没有一人被后世记住。《圣经》认为所有都是虚空,禅学认为所有都是现在,而沙漠却表示所有都是尘土。 随后,我动身前往耶路撒冷,参观亚伯拉罕献祭儿子以撒的地方,也就是穆罕默德开始天国之旅的地方。《古兰经》认为当地的石块也想要加入穆罕默德的队伍,追随他的脚步,但穆罕默德以脚制止,据说他的脚印直至今日仍然可以分辨出来。他是光着脚还是穿着鞋呢?我坐在昏暗的酒馆里吃着糟糕的午餐,周围都是满脸熏黑的苦力,每个人似乎都累得不行,慢慢地、心不在焉地咀嚼着,就像是僵尸一样。“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工作呢?”我暗自思忖。想想田园里的百合……它们不劳累,但也无任何用处。公元1世纪的拉比以利扎·本·阿扎利亚(Eleazar ben Azariah)就表示,我们的工作是人类最神圣的一部分。所有人都应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自豪,神都会提及工作,人类当然更需劳动。 我继续前行,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咖啡让我大为惊叹,而博斯普鲁斯(Bosphorus)附近蜿蜒曲折的道路又使我迷路找不到方向。我停下脚步描绘远处闪闪发光的尖塔,一路沿着托普卡帕宫(原为奥斯曼帝国苏丹的住所,现保存着穆罕默德的剑)的金色迷宫游览。13世纪的一名波斯诗人鲁米(Rumi)写过: 不要整晚都在睡觉,你最想要得到的即将来临。 体会阳光内在的温暖,你将会看见奇迹。 我随后去了罗马。数日里,我都“躲在”一家小餐馆,狼吞虎咽地吃着意面,盯着漂亮的女人和我从未见过的鞋子。恺撒时代的罗马人相信,右脚先穿鞋,左脚后穿鞋,会带来财富和好运。我探索过杂草丛生的尼禄卧室废墟,也游览过竞技场宏伟的大理石装饰及梵蒂冈宽敞的大厅和房间。总是在清晨时分出门的我本以为人会很多,决心一定要排在队伍最前面,但实际却是没有任何人排队。整个城市都长期处于寒流之中,而我只能孤身迎接寒冷。 即便是西斯廷教堂也同样如此。独自一人站在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下,我可以尽情地沉迷于个人的怀疑之中。我从旅游指南中了解到,米开朗基罗在绘制个人代表作的时候相当痛苦。他不仅需要忍受背疼和脖子痛的困扰,颜料也总是不停掉进他的头发和眼睛里。他跟朋友说,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完成作品。但我想,如果连米开朗基罗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那对于我们而言又有何希望存在呢? 我又去了佛罗伦萨,在那里花费数日寻找但丁的足迹,阅读但丁的作品,体会他愤怒和放逐的厌世情绪。他的厌世情绪是在作品完成前出现的,还是在之后呢?是这种情绪引发或影响了他的愤怒和放逐吗? 我站在大卫雕像面前,他眼中的愤怒让我吃惊,歌利亚永远都没有机会。 我搭乘火车一路前往米兰,与达·芬奇神交,思考他迷人的笔记,好奇他的特殊癖好。其中,我最关注的就是人类的双脚,他称之为“工程学的杰作,艺术上的珍品”。 我该与谁争论? 我在米兰停留的最后一晚去了斯卡拉歌剧院欣赏歌剧。我自豪地穿着自己的布鲁克斯兄弟牌西装,走在身着定制燕尾服的男士和佩戴珠宝、身穿长裙的女士之中。我们都在好奇中听完《图兰朵》。在卡拉夫唱到《今夜无人入睡》的“星星沉落下去,星星沉落下去!黎明时得胜利!得胜利!得胜利!”时,我的眼眶湿润起来,而在落幕时,我也不可抑制地起身鼓掌叫好! 我还去了威尼斯,在那里追随马可·波罗的脚步度过几日闲散时光,在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故居前驻足良久,想到他曾说过的“如果除了美丽别无长处,那么其实你已经得到上帝创造的最好之物”。 我的旅行时间所剩不多,家人也在召唤我归去。我匆忙赶往巴黎,深入先贤祠地下,轻轻地触摸卢梭和伏尔泰的墓穴。伏尔泰说过:“热爱真理,但应宽恕错误。”我住在一家破烂酒店的房间里,看见冬季的雨水在窗下的小巷里流淌,在巴黎圣母院里祈祷,迷失在卢浮宫的美妙中。我在莎士比亚书店里买了几本书,寻找乔伊斯和菲茨杰拉德的踪迹。随后,我慢慢地沿着塞纳河漫步,在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互相大声阅读《新约》的咖啡店停下,品尝一杯卡布奇诺。最后一天,我在爱丽舍宫闲逛,追寻自由之路,时刻想着巴顿将军,想着他那句“不要跟人们说如何做事,而是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让他们创造你所惊叹的结果”。 在所有伟大的将军中,巴顿将军是最注重鞋子的,他说过:士兵穿着鞋子只是个士兵,但穿着军靴就是个战士。 结束巴黎之旅后,我飞往慕尼黑,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Bürgerbräukeller),也就是希特勒鸣枪发动政变的地方喝了一杯冰啤。虽然计划参观达豪集中营,但在问路时人们总是会别过头表示不清楚。之后我又前往柏林,在查理检查站,身穿厚重大衣的苏联卫兵面无表情地检查了我的护照,搜身检查之后询问我在东柏林做什么生意。“没有任何生意。”我说。我担心他们会发现我曾就读于斯坦福,因为就在我抵达前,两个斯坦福的学生曾试图用大众车将一个青少年偷运出国,他们现在仍在监狱里。 卫兵挥手示意我可以通过,走了一小段路之后,我就在马克思-恩格斯广场的角落停下。我环顾四周,空无一物。没有树木,没有商店,更没有人迹。我想到在亚洲每个角落见识到的贫穷,而这里的贫困却完全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是故意为之的,完全可以避免。我看见三个孩子在街上玩耍,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是8岁。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我给他们拍了一张照。女孩头戴红色羊毛帽,身穿粉色大衣,对我露出笑容。我想自己肯定不会忘掉她,或是她的鞋子,因为那是用硬纸板做的。 之后,我去了维也纳,在那个举世闻名、咖啡香味弥漫的交叉路口,也就是斯大林、托洛茨基、铁托、希特勒、荣格和弗洛伊德都曾驻足过的地方,他们曾品尝同样的咖啡,思考如何拯救(或者结束)世界。我走过莫扎特曾走过的鹅卵石道路,在我所见过的最美石桥上横穿美丽的多瑙河,驻足于圣史蒂芬教堂高耸的尖塔前,这里也是贝多芬发现自己耳聋的地方,他抬头仰望,看见鸟儿叽叽喳喳地从钟楼飞过,而可怕的是……他根本没有听见钟声。 最后一站是伦敦。我迅速地游览了白金汉宫、演讲角(Speaker’s Corner)、哈罗德百货公司,甚至给自己宽限了一点时间参观下议院。闭上眼睛,想象着伟大的丘吉尔在发表演讲:“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赢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我迫切地渴望跳上巴士前往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参观莎士比亚的故居(伊丽莎白时代的女性会在每只鞋的鞋尖绑上一朵红色的丝绢玫瑰),但我已没有多余的时间。 最后一晚,我不停地回顾整个旅程,在自己的日志中记录要点,扪心自问,哪些才是最难忘的? 希腊,我想。毫无疑问,是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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