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资金贿赂,所以无缘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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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销售代表和平面设计师展现出我个人极大的乐观态度,但我不觉得自己本性就是个乐观主义者,当然也算不上是悲观主义者。我通常是在两者之间徘徊,但不会发展到某个极端。不过随着1969年的临近,我才惊觉自己望着天空,思考着未来可能会一帆风顺。一夜好眠之后,一顿丰盛的早餐之后,我都觉得有不少理由可以让我保持希望。除了表现强劲、日渐增长的销量数据之外,鬼冢公司也很快就提供了更多创新的新模型,包括Obori,一款以羽毛般轻盈的尼龙鞋面为特点的跑鞋;还有一款叫Marathon的跑鞋,采用另一款尼龙材料,线条流畅得就像是卡曼·吉亚跑车(Karmann Ghia)。这些鞋子本身就不愁卖不出去,我好几次跟伍德尔说要把它们挂在软木板墙上。
鲍尔曼也从墨西哥城归来,他之前都在那里做美国奥运会国家队的助理教练,也就是说他在美国超越其他国家赢取更多金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的合伙人更出名了,他就是个传奇。
我打电话联系鲍尔曼,急切地想了解他对奥运会的整体态度,特别是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和汤米·史密斯(Tommie Smith)的抗议,那一刻会被永久铭记。两人站在领奖台上,当美国国歌响起时,他们低下头,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拳头,以一种使人震惊的姿势,呼吁大家关注种族歧视、贫穷和人权问题。虽然两人的行为受到不少人的指责,但正如我所预料的,鲍尔曼完全支持他们。鲍尔曼支持所有跑步运动员。
卡洛斯和史密斯在抗议的时候都没有穿鞋,两人在众目睽睽下脱下彪马运动鞋,放在台上。我对鲍尔曼表示自己无法确定这件事对彪马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公开传播就真的是好的宣传呢?宣传和广告一样吗?它们是一样的吗?
鲍尔曼咯咯笑道,他也不确定。
他跟我提到彪马和阿迪达斯在整个奥运会期间的可耻行为。全球最大的两家运动鞋公司由两个互相鄙视的德国兄弟创办,它们就像是一对启斯东警察在奥运村里你追我赶,谋取所有运动员穿他们的鞋。巨额现金通常满满地装在跑鞋或是马尼拉纸信封里,用来贿赂运动员。彪马的一名销售代表甚至因此锒铛入狱(有谣言称是阿迪达斯设计陷害他),他跟一名短跑女选手结婚,鲍尔曼开玩笑称他只有跟她结婚才能保住她的代言。
更糟糕的是,事情并不是简单的贿赂而已。彪马走私大量的运动鞋进入墨西哥城,同时阿迪达斯聪明地成功逃过墨西哥严苛的进口关税。我从小道消息听说,他们是在名义上通过在瓜达拉哈拉[8]的一处工厂制造鞋子逃避关税的。
鲍尔曼和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的道德观遭遇侵犯,只是觉得被忽视了。蓝带体育公司没有资金来贿赂,所以无缘奥运会。
我们在奥运村只有一个小得可怜的展台,只有博克一人在忙活。我不清楚博克是不是只是在那里读漫画书,或是只是无法与强势入驻的阿迪达斯和彪马竞争,但不管怎样,他的展台销量为零,分文未获。无一人驻足停留在我们的展台。
实际上,还是有一人驻足的。比尔·图米(Bill Toomey),一名睿智的美国十项全能选手,他询问过某些鬼冢虎鞋子,以此向世界表明他是无法被收买的,但博克没有准备他的鞋码,也没有适合他参赛项目的运动鞋品类。
鲍尔曼表示,不少运动员在训练的时候都是使用鬼冢虎的。只不过没有任何人用它实际参加比赛而已。质量的原因不可忽视,鬼冢虎还不够好。不过,主要原因还是金钱,我们没有充足的资金来做宣传推广。
“我们不是一文不名,”我对鲍尔曼说,“我们只是钱不够多。”
他哼了一声:“不管怎样,能有钱合法地支付给运动员不是一件好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