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前往神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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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待了三周，这比预计的时间要长，为此我将面临两个问题。世界虽然大，但鞋子行业却很小，如果鬼冢公司听到我在他们“附近”却没有顺便去公司一趟的风声，肯定会察觉我在做什么。他们不需要太费力气就可以找出或是明白我在寻找他们的代替者。所以我需要前往神户一趟，在鬼冢的办公室露一面，但把行程再延长一周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佩妮和我从未分开如此长的时间。我打电话给她，让她飞到日本跟我一起完成最后一段旅程。
佩妮一口答应，她从来没有来过亚洲，而这可能是我们倒闭、破产前的最后一次机会，也可能是她最后一次使用那套粉色行李箱的机会。多特太太将照顾我们的马修。
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航程相当长，而且佩妮并不喜欢飞机。在我前往东京的机场接她的时候，我知道她肯定不太舒服。不过，我却忘了羽田机场的可怕，那里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和行李，我连移动身体都特别费劲，更别提找到佩妮了。突然，她出现在海关的玻璃移门前，试图往前挤，穿过人群，但人太多了，而且两边都是武装警察，她被困在其中。
门缓缓滑开，人群一股脑地往前冲，而佩妮正好跌入我的怀里。我从没见过她如此疲惫，即便是在生完马修之后也没有。我问她飞机有没有爆胎，需要她换一个。这是一个玩笑，跟北见有关，你们还记得吗？她没有笑，表示飞机在距离东京还有两小时航程的时候遭遇强对流，当时就像过山车一样。
她那天穿着她最好的石灰绿西装，而下飞机的时候衣服已经变得皱巴巴、脏兮兮的了，她整个人也跟霜打的茄子一样无精打采。她需要泡个热水澡，好好休息一番，还需要干净的衣服。我对她说自己在帝国酒店里预订了一间套房，这家酒店是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
半小时之后，我们抵达酒店，她说她要去趟洗手间，而我则去办理入住手续。我急忙走到前台，拿到房间钥匙，然后就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等她。
10分钟。
15分钟。
我走到女士洗手间门口，敲着门。
“佩妮？”
“我要冻僵了。”她说。
“什么？”
“我在洗手间的地板上……我要冻僵了。”
我走进去，发现她侧躺在冰冷的瓷砖上，而其他女士纷纷上前向她表示关切之情。她的恐慌症发作了，腿严重抽筋。长时间的飞行、机场的混乱、数月以来来自北见的压力……她承受得太多了。我放平语调，安慰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慢慢地放松肌肉。我扶她起身，领着她上楼，然后要求酒店派一名女按摩师过来。
望着她躺在床上，前额放着一块冰冷的毛巾，我有些担心，但也怀有一丝感激。这几周甚至几个月以来，我都处于焦虑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佩妮会让我特别激动。看在马修的份上，我们俩其中之一必须坚持下去。这次，必须是我。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鬼冢，跟他们说我和妻子来到了日本。“那不妨来公司参观一下。”他们说。不到一小时后，我们就踏上前往神户的火车。
每个人都出来与我们见面，包括北见和藤本，还有鬼冢先生。他们问我们为什么会来日本，我完全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在度假。“非常好，非常好。”鬼冢先生说，他对着佩妮大惊小怪。大家随后坐下来，一起参加匆忙安排的茶会。在小声交谈中，在大声欢笑和愉悦中，我甚至一时半会儿忘记我们已处在战争的边缘。
鬼冢先生甚至指派一辆车和一名司机送我和佩妮在神户四处转悠，我并没有拒绝。当晚北见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我不情愿地答应了。
藤本的作陪让晚餐变得更加复杂。我环顾整个桌子，心想：我的妻子、我的敌人、我的间谍居然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这就是生活。虽然大家语调都是友好、热情的，但却可以体会到每次发言背后复杂的内涵，就像是松散的电线在黑暗中嗡嗡作响、火花四溅。我耐心地等待着北见向我摊牌，迫使我给出他们收购蓝带体育公司的答复。但奇怪的是，他完全没有。
大概在晚上9点左右，他表示自己要回家了。藤本说他还要跟我们一起再小酌一杯。北见刚离开，藤本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关于收购蓝带体育公司的计划都告诉了我们。虽然比我从北见的手提箱里窥探到的信息多不了多少，但可以跟同盟坐在一起还是会让人心情愉悦，所以我们又多喝了几杯，笑谈各种事情。最后藤本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尖叫道：“噢，不！已经11点多，赶不上火车了！”
“啊，没问题，”我说，“今晚你可以跟我们一起住。”
“我们房间的榻榻米床垫很大，”佩妮说，“你可以睡在那里。”
藤本接受了我们的邀请，连连鞠躬表示感谢，然后再次感谢我为他买的自行车。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在一间小屋子里，假装三个人睡在一起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清晨的时候，我听见藤本起床、咳嗽，接着就是舒展身体。他走到卫生间，接水刷牙，然后穿着昨晚的衣服轻轻地出了门。我躺下继续睡觉，但没过一会儿，等到佩妮去卫生间回到床上的时候，她在……笑？我翻过身。不，她在哭。她看起来就像是在另一次恐慌症发作的边缘。“他用了……”她沙哑着嗓子说。“什么？”我说。她把头埋在枕头里：“他用了……我的牙刷。”
鲍尔曼的华夫饼机实验
一回到俄勒冈，我就邀请鲍尔曼前来波特兰与我和伍德尔见面，讨论一下业务状况。
这次似乎与往常的任何会议没有不同。
在会议某个时候，在交谈中，伍德尔和我指出训练鞋的外底在过去50年里都没有任何改变，形状一直是波浪或交叉凹槽。Cortez和Boston在缓冲和尼龙面料上有所突破，在支撑方面有所改良，但自从经济大萧条以来，外底尚未进行任何一次创新。鲍尔曼点头称是，他做着笔记，不过却并不是很感兴趣。
我记得，在我们谈完议程上的所有新业务后，鲍尔曼告诉我们，一个有钱的校友给俄勒冈大学捐了100万美元，指定建造全球最好的新跑道。他的语气越来越激动，描绘着自己将用那笔意外之财打造的跑道——聚氨酯跑道，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将使用的跑道相同，鲍尔曼也随时准备出任此次奥运会美国田径队的总教练。
他非常高兴。不过，他表示还不够满意。他的运动员将无法充分享受这条全新跑道的好处，因为他们的鞋子不太适合这种场地。
在返回尤金的两小时路途中，鲍尔曼在思考伍德尔和我所说的话，思考新跑道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就在他的脑海中慢慢酝酿、凝结。
之后的那个周日，鲍尔曼在与妻子享用早餐的时候，目光就紧盯着她的华夫饼机移动。他注意到华夫饼机的网格形状，与他心中所想的某种形状不谋而合，那是他数月甚至数年都在寻找、试探的形状。于是，他就问妻子可否把华夫饼机借给他用。
他的车库里有一缸安装赛道剩下的聚氨酯。他带着华夫饼机走到车库，填入聚氨酯，再进行加热，华夫饼机随即就完全报废了。聚氨酯把华夫饼机封堵了起来，因为鲍尔曼没有添加任何化学防粘剂，也不知道任何化学防粘剂。
如果是其他人，可能即刻就放弃尝试了，但鲍尔曼可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他买来另一个华夫饼机，填入石膏，随着石膏变硬，华夫饼机的钳口也被轻松打开。他把实验产生的模具带到俄勒冈橡胶公司，然后付钱让他们用液体橡胶制作出一个模具。
但还是以失败告终。橡胶模具太硬、太脆，随即就裂开了。
但鲍尔曼觉得自己离成功更进了一步。
他完全放弃采用华夫饼机，而是找了一块不锈钢，在上面凿出孔洞，打造出华夫饼机一样的表面，然后再次带到橡胶公司。利用不锈钢板制作的模具具有韧性，可以使用，鲍尔曼如今就有了两个脚掌大的硬橡胶块。回家之后，他就把它们缝在一双跑鞋的鞋底，把这双鞋送给了自己的一个运动员，这名运动员穿上之后跑得跟兔子一样快。
鲍尔曼激动地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的实验，他想要我把他最新的华夫底的跑鞋样品寄给我的一家新工厂。当然没问题，我即刻就把样品寄给日本橡胶。
回想起过去数十年间，他在自己的工作间辛勤工作，鲍尔曼太太也在一旁认真地帮忙，我就会感动不已。他就是门洛帕克（Menlo Park）的爱迪生，佛罗伦萨的达·芬奇，沃登克里弗（Wardenclyffe）的特斯拉（Nikola Tesla），仿若受到神的启发一般。我好奇他是否知道或掌握任何线索，清楚自己是运动鞋界的代达罗斯（Daedalus），清楚自己在创造历史，在推起整个行业的改革，在改变几代运动员跑、停、跳的方式。我好奇他是否在那一刻会构想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之后所发生的一切。
我知道我是没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