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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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了吉姆·戈尔曼去中国台湾先行调查一番。吉姆是一名非常重要的员工，对耐克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热爱。吉姆在许多个寄养家庭长大，加盟耐克让他体验到了从未感受过的家庭温暖；而且他是一名优秀运动员，具有极强的团队精神。例如，1972年我们与北见在贾卡会议室彻底摊牌后，是戈尔曼开车送北见去的飞机场。这显然是一件没人愿意干的倒霉差事，但他毫无怨言地完成了。戈尔曼从伍德尔那里接手了尤金市的店，这又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1972年奥运会选拔赛上，戈尔曼还穿着当时质量还不算好的耐克钉鞋，参加了各种田径比赛。在上面的每一个例子中，戈尔曼都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并且没有一句怨言。他似乎是试水中国台湾的绝佳人选。但首先我需要给他报一个有关亚洲的速成班，所以我安排了一次考察，只有我俩参加。
在出国的飞机上，戈尔曼就像一个学生或一块海绵一样。他仔细询问我的经历、意见和看过的资料，用笔记下我说的每个字。我感觉好像回到波特兰州立大学教书一样，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据说加强某一方面知识的最好办法就是和别人分享，所以我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有关日本、韩国、中国的东西分享给了戈尔曼，这样我们两个人都会受益。
我告诉戈尔曼，制鞋商全都放弃了日本。他们现在转移到了两个地方：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个地方都擅长生产廉价鞋，但是韩国选择建立几家大型工厂，而中国台湾则兴建了数百家小型工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台湾的原因：我们的需求很大，但是我们的购买量对于大工厂来说又太少。而在小工厂里，我们将会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说了算。
当然，最大的困难是挑出一些工厂来升级他们的质量水平。
当时，我们还面临着政局不稳定这个持续的威胁。我告诉戈尔曼，蒋介石刚刚去世，他在任25年后，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另外，还需要考虑两岸长期以来的关系。
在我们穿越太平洋的过程中，我的嘴巴一直没停过。戈尔曼在记各种各样笔记的同时，也会提出一些新问题；这会使我产生一些新见解，思考一些新事务。到达第一站台中市时，下飞机的那一刻我感到很欣慰。这个人非常热情、有活力，渴望开创一番事业。我很骄傲能成为他的导师。
不错的选择，我告诉自己。
但是，当我们到达旅馆后，戈尔曼有点失望。台中市的环境和气味都像是来自银河系的另一边。遍地都是冒着浓烟的工厂，几千人拥挤在巴掌大的空间里，这和我以前见过的景象截然不同。连我这个来过亚洲的人都有点惊讶，更别说可怜的戈尔曼了。他的眼中产生了初来乍到者的典型反应，就是视觉的异化和短路。佩妮去日本找我时就是这种眼神。
放轻松，我告诉他。找个时间去一家工厂待上一天，按照本导师的说法去做。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参观了24家工厂。大多数条件都很差，又黑又脏，工人弯着腰一脸茫然地走来走去。但是就在台中市之外一个被称为斗六的小镇，我们发现了一家有希望的工厂。这家工厂名叫丰泰，负责人是王秋雄，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虽然工厂面积不大，但是干净，有一股积极向上的氛围，王秋雄本人也很阳光，是一个住在工厂的鞋狗。我们发现工厂楼梯后面有个小房间禁止进入，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他说：“是我家，这是我和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住的地方。”
我想起了约翰逊，我决定让丰泰成为我们布局中国台湾的基石。
当我们没在考察工厂的时候，我们是在接受那些工厂主的宴请。他们请我们吃了各式各样的当地美食，其中有很多是煮的，还给我们倒上了一种叫茅台的东西，我当时认为这是一种迈泰鸡尾酒，不同的是没有加朗姆酒，而换成了鞋油。由于时差的关系，我和戈尔曼都失去了耐心。在被灌了两杯茅台酒之后，我们有些醉了。我们想要慢点喝，但是我们的东道主们却一直在举杯。
为耐克干杯！
为美国干杯！
考察台中市的最后一次会餐时，戈尔曼不停地跑去厕所，往脸上拍凉水。每当他离开桌子时，我会趁机把茅台倒进他的水杯中。每次他从厕所回来时，新的一轮祝酒又开始了，戈尔曼觉得这时候举起他的水杯应该没事了。
为朋友干杯！
喝了一大口掺了酒的水之后，戈尔曼看向我，惊慌不已。“我想我快要喝晕了。”他说道。
“多喝点水！”我说。
“尝起来有点怪。”
“不会的。”
虽然我把酒偷偷倒给了戈尔曼一些，但回到房间时还是有点头晕。我没法铺床，结果连床在哪儿都找不到，刷着牙就睡着了。
过了不久，我就醒了，想找出我另外的隐形眼镜。我找到了，但它们掉在了地上。
戈尔曼敲了敲门，然后走进来，他想问我第二天行程的一些问题，却看到我正趴在地上从一摊呕吐物上找我的隐形眼镜。
“菲尔，你还好吗？”
“听从你导师的指示。”我嘟囔道。
那天早上我们坐飞机去了台北，又参观了几家工厂。晚上我们在新生南路闲逛，这条街上有很多神殿、寺庙、教堂和清真寺，当地人把这条街称为天堂之路。我告诉戈尔曼“新生”就是“新的生命”的意思。当我们回到旅馆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电话。杰里·谢打电话“来表达他的敬意”。
一年前在一家鞋厂考察时我见过谢。他当时正为三菱公司和大人物乔纳斯·森特工作。他的专心致志和职业道德让我印象深刻，而且他还很年轻。和我遇到的其他鞋狗不同的是，他非常年轻，二十几岁，外表看上去年龄更小，像一个生长过快的孩子。
他说听说我们来了台湾，然后，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一样说道：“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
谢邀请我们去他办公室。这个邀请似乎说明他现在已经出来单干，而不再为三菱工作了。
我记下了谢的办公室地址，然后叫上了戈尔曼。酒店门房给我们画了张地图，不过事实证明这根本没什么用。谢的办公室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最糟糕的是，我和戈尔曼沿着一系列没有任何标记的小路不停地走，穿过了无数没有门牌号的小巷。你见到路标了吗？我甚至基本连街道都看不到。
我们迷路了很多次，但最终还是到达了目的地——一座用旧红砖砌成的矮胖建筑。进到里面，我发现楼梯破旧不堪、危险重重。我们走到三楼时，楼梯的扶手掉了下来，每一阶石头楼梯都有无数双鞋踩过留下的深深凹痕。
“进来！”我们敲门时谢在房间内喊道。谢坐在屋子的中间，整间屋子看起来像一个巨型老鼠笼，放眼看去到处都是鞋子以及成堆的鞋子部件：鞋底、鞋带和鞋舌。谢急忙站起来，清理出地方让我们坐下，给我们泡茶。在烧水的间隙，他开始给我们上课。“你知道世界上每个国家对于鞋子都有很多的传统和迷信吗？”他从架子上拿起一双鞋，放到我们眼前。“你知道吗？在中国，当一个男人要娶一个女人时，他们会把一双红鞋扔到房顶来保证新婚夜顺利进行。”阳光透过布满尘埃的窗户照射进来，借着这点微弱的光亮，谢旋转着手中的鞋。他告诉我们这只鞋是哪家工厂生产的，为什么他觉得质量不错，怎样才能更好。“你知道吗，在许多国家，当一个人开始踏上新的旅程时，朝他们扔鞋往往是祝愿好运的意思。”他抓起另外一双鞋，像哈姆雷特拿着约里克的头骨一样把它们展开。他确认了鞋子的出处，告诉我们为什么它们会制作得草率，为什么很快会支离破碎，然后轻蔑地将其扔到一边。他说，两双鞋子的差别百分之九十是因为工厂。不考虑设计、颜色和鞋子所有其他的方面，差别就在于工厂。
我仔细地听着，做着笔记，像飞机上的戈尔曼一样。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这就是一场表演，谢在演出，想要向我们自我推销。但他没有意识到，比起他对我们的渴望，我们更需要他。
谢终于进入了主题。他告诉我们只要一点费用，他可以帮我们联系当地最好的工厂。
这无疑很有助于充分挖掘本土的潜力。我们可以雇用当地人来帮我们开路，进行推介，帮助戈尔曼适应新环境。一个亚洲的詹彼得罗。我们对于每双鞋子的佣金进行了商讨，过程非常友好。最后我们握了握手。
成交了吗？成交。
我们又坐了下来，起草了一份建立中国台湾子公司的协议。我们应该称它为什么呢？鉴于两岸的紧张关系，我不想使用耐克这个名字，如果我们以后想要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话。虽然这只是个模糊的愿望，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梦想。最后我选择了雅典娜这个名字，带来胜利的希腊女神。雅典娜公司就这样诞生了。因此我保存了耐克商业版图上没有标记的、没有门牌号的天堂之路，或者说鞋狗心中的天堂。
一个有20亿只脚的地方。
我让戈尔曼先回去。我告诉他，离开亚洲之前，我需要在菲律宾马尼拉短暂停留一下。“有点私事。”我含糊地说。
我去马尼拉拜访了一家鞋厂，这是一家很棒的工厂。然后，为了完成一个旧循环，我当晚住在了麦克阿瑟将军入住过的套间。
打破常规者，人恒敬之。
也许吧。
也许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