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万，对手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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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封不怎么起眼的信，普通的白色信封上面印着回寄的地址：美国海关，华盛顿（特区）。打开信件后，我的手开始抖了起来，里面是一张2500万美元的账单。
我仔细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是，联邦政府声称耐克从三年前开始欠缴关税，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一种古老的估定关税方法即所谓“美国市价”（American Selling Price）造成的。美国市价是什么东西？我把斯特拉瑟叫到办公室，将这封信塞到他手中。他读完之后就笑了。“这肯定不是真的。”他拽了拽胡子说道。我附和道：“我也这么觉得。”
我们反复传阅这封信，都认为肯定是弄错了。如果这是真的，如果我们真欠政府2500万美元，我们早破产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所有关于上市的讨论都只是在浪费大把的时间，甚至自1962年以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账单有付款期限吗？现在就是，截止时间就在现在。
斯特拉瑟回去打了几个电话，第二天又来找我，这一次他没有笑。“信里的事情可能是真的。”他说。
事情的起因非常阴险。我们在美国的竞争者匡威、科迪斯（Keds）及几个小工厂，换句话说，美国鞋业还仅存的企业，都在背后插了一脚。他们在华盛顿展开游说活动，企图减慢我们的发展势头；而他们的游说起作用了，甚至比他们希望的结果要好很多。他们设法让海关官员实施这个美国市价来阻挠我们。美国市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贸易保护时期，它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促使美国走出经济大萧条；不过，有人认为正是它加重了大萧条。
根据美国市价的相关规定，尼龙鞋的进口关税为该鞋子制作成本的20%，除非在美国国内有竞争对手也生产“类似的鞋”，这种情况下，关税税率将变为竞争对手产品市价的20%。因此，我们所有的竞争对手只要在美国国内生产很少的鞋，然后对外声称是“类似的”，并把价格定得很高、高得离谱，这样就会使我们的进口关税猛涨。
这只是他们玩的一个卑鄙小把戏，他们想办法让我们的进口关税上涨了40%，而且对以前的进口也有追溯效力。海关部门说，过去几年我们一共欠他们2500万美元的进口关税。不管是不是诡计，斯特拉瑟告诉我海关部门是不会开玩笑的。我们欠他们2500万美元，而且他们现在就想要。
我趴在桌子上。几年前，当我和鬼冢公司打官司的时候，我告诉自己，问题出在文化差异上。我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身上难免留有那时的烙印，所以和曾经的敌人产生争执，一点都不必惊讶。现在我则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与美利坚合众国、与我自己的政府进行斗争。
这是一个我从未想过的冲突，也是内心十分抵触的冲突，却又无法避免。失败就意味着灭亡。政府要求我们支付的2500万美元，差不多是我们预计的1977年一年的销售额。即使我们能够把一年的收益交给他们，我们也无法继续支付高了40%的进口关税。
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了。我叹了口气，告诉斯特拉瑟：“我们得拼尽一切进行战斗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危机对我的精神打击比其他危机都要大。我试着一遍遍告诉自己，我们曾克服过很多困难，这次危机肯定也能平安渡过的。
但是，这次危机与以前的感觉都不一样。
我想和佩妮聊聊这个，但是佩妮说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只是小声咕哝，看着某个地方发呆。
我又点点头。“这就是墙竖起来了！”佩妮说，她十分恼怒，又有点担心。我应该曾经对她说过，这是人们准备战斗时的反应，他们会竖起围墙，拉起吊桥，把护城河注满水。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竖起围墙。1977年，我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伴随自己的不是沉默就是对自己的愤怒。深夜，和斯特拉瑟、海斯、伍德尔或我父亲通完电话后，我看不到一点出路。我只能眼睁睁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打造的事业被搞垮。我会把怒气发泄到电话上，不再轻轻挂掉电话，而是把话筒使劲摔了又摔；一次比一次用力，直到摔得粉碎。有好几次，我甚至把电话都敲出油来了。
这么干了三四次后，我注意到电话公司的修理工一直盯着我。他换好电话后，又仔细确认了里面是否有按键声。收拾工具的时候，他非常温柔地对我说：“这样做……实在是……幼稚。”
我点点头。
“你应该像个成年人一样。”他说。
当一名电话维修工都觉得自己有必要教训你时，我告诉自己，也许你的行为可能真的需要改正。那一天，我对自己许下承诺，我发誓从那时起我要学会冥想，深思熟虑，每晚跑20公里，尽我所能使自己不要过分情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