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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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古典文化的人,即希腊人与罗马人称为古典人。他们的记忆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在他们清醒的意识中,不存在所谓的过去与未来,只有纯粹的现在,这种意识在他们的生命中无处不在,其强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伟大的文学家歌德就非常着迷于古典文化的物品,尤其是雕塑品。
多立克式廊柱便是这种纯粹的现在的最伟大的象征,它表现出了对时间的否定。在希罗多德和索福克勒斯,以及忒密斯多克利或某位罗马执政官的眼里,过去是一种没有时间性、没有变化性的印象,在结构上它是极性的而非周期性的,这些元素构成了神话。而在新近的神话分析中,我们却认为历史肯定是周期性的、有目的的有机体。
古典历史的杰作,都是基于对当时政治状况的描述,而我们的历史名著无一例外论述的是遥远的过去。修昔底德只善于处理当下的事件,他并不具备透视若干世纪历史的才华。他对于处理波斯战争都感到为难,更别说希腊通史了。而埃及的历史,更在他能力之外。在波利比乌斯看来,第一次布匿战争都难以解释,而塔西佗连奥古斯都的统治都解释不了。修昔底德在他著作的扉页上写着在我诞生(约公元前400年)之前,世界上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他的历史感的缺乏由此可见一斑。
印度文化是一种全然非历史的文化,其决定意义就表现在婆罗门教的涅槃观念。印度没有纯粹的天文学或历法,也没有有意识记录的印度历史。印度人的世界意识是非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他们甚至认为,某位作者写出一本著作这个现象并不具有确定的时间。印度哲学就是印度的历史著作,多是无名氏所作,并不是由特定的人写出的著作,而是一些模糊的文本,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往里添加东西。而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像理智的个人主义、理智的演进和理智的时代等等观念根本不发生作用。
埃及人什么都不忘记的心灵则是历史的,他们对无限具有一种原始的热情。对于他们来说,过去和未来就是自己的全部世界,而现在则是过去和未来之间不可测量的一个小的临界点。木乃伊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象征。借助于木乃伊的形式,死者的身体得以永世长存,埃及人不承认尸体会快速腐朽,古典人则认为尸体会腐朽。埃及人为了铭刻他们的历史,采用了编年学的日期和图像。今天,我们依然可辨认出法老们的面目,他们象征着这种永生意志。在阿美尼赫特三世(约前1842前1797)金字塔的塔顶上,铭刻着:阿美尼赫特仰望着旭日之美景,阿美尼赫特的灵魂比猎户座还要高,它与下界同在。
德意志人最早发明了机械钟,从此,钟声回荡在西欧的上空,这象征着西欧人的历史世界感。此前的古典世界,很难想象会有这种景象出现。
我们再来说一下,近代的数学和物理学也不同于古典时代。古典数学只有事物量的概念,由此相应发展出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数学式的静力学。而我们确立了一种关于事物的生成变化、行为和功能观,动力学、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希腊人的物理学是静力学,而近代的物理学是动力学。在时间观念上,古典人未能意识到时间的功能和它的有限性,而我们则视时间为生命,将之精确到几千分之一秒。
我们西方人是有历史感的,我们是世界文化中的一个例外。或许西方文明逐渐灭亡之后,将再也不会有一种文化和一种人类能拥有如此强大的世界历史。
究竟什么是世界历史?此前人们给出了不同的解答。关于世界历史的一个通行的分析框架是: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它完全主宰了我们的历史思维,模糊了高级人类在整个历史中的真正地位。我们不但无法认识德意志罗马帝国时代以来的西欧文化的真正地位,而且无法判定它的相对的重要性,更不能预计它的方向。这一框架限制了历史的领域,也支配了历史的阶段。我要说,这个框架是不可信和毫无意义的。
上述流行的西欧历史框架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它意味着,那些伟大的文化全都绕着以我们为中心的轨道运行。在西方人看来,雅典、佛罗伦萨或巴黎要比洛阳或印度古都华氏城重要得多。倘若如此,那么中国的历史学家可以将十字军、文艺复兴、恺撒、腓特烈大帝等视为无关紧要的事件和人物。显然,以西方文化为中心建立的世界历史框架是不行的。因为从形态学的观点看,我们西方的18世纪与它之前的六十个世纪之间,很难说孰轻孰重。再者,把近代史限定在新近的短短几个世纪且完全局限在西欧,把前希腊文化也并入古代史中,而不加整理考订,然后把这两者对立,无疑同样是极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