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理论发展

《新中国管理学研究70年》第三节理论发展,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中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来源于中国古代财务管理思想和国外财务管理理论，国外财务管理理论则包括苏联财务管理理论和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两个方面。

一国外财务管理理论的引入

（一）苏联财务管理理论的引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校逐渐设立了会计系和财政系，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财务管理专业，财务管理仅仅是一门课程而已。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没有自己的财务管理教材，只能引进苏联的财务教材，我国财务理论的主要来源也是苏联的财务教材。

20世纪50年代，苏联创立了社会主义财务学这门学科。同一时期，我国聘请了苏联著名财务学家利·毕尔曼来中国传道授业，这门学科开始传入我国。利·毕尔曼专家使用的教材是他编写的《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这也是苏联教育部审定和推荐的这门学科的第一部教科书。这套书包括三册，分别是工业财务、农业财务和商业财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业财务这一册。不少利·毕尔曼专家的学生后来成为新中国财务界的中流砥柱，为建设新中国的财务学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50年代，我国对苏联的理论和方法照搬照做。到了60年代前期，我国已经把苏联的理论与方法和我国企业财务活动的实践经验慢慢结合，初步形成了我国的企业财务学体系，代表性著作是1964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邢宗江等三位同志所著的《工业企业财务》。苏联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深远，一直到1984年以后，我国出版的著作开始加入一些西方企业财务管理的方法，但是它们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依然是苏联50年代和我国60年代的格局。

应当予以肯定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企业财务学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财务实践经验升华到了理论高度，并且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企业财务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它也显现出许多缺点，包括内容陈旧，苏联的理论和方法以产品经济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为基础，不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相结合的经济体制的需要，而且它也没有深入分析鉴别西方企业财务管理的很多新观念、新方法、新经验。它也没有从理论上反映企业资金的产权关系、来源渠道、增值分配以及企业同各方面的财务关系是怎样从一元向多元发展的；理论浅显，苏联的理论和方法重实务，轻原理，没有深入探讨企业资金的实质和规律、资金管理的原理和原则，也没有将管理实务上升到本质论，未能形成特有的方法论；结构分散，总论与分论联系不够紧密，同时，也没有把各流动资金和各成本费用的“日常管理”提高到理论上归纳探讨；范围狭窄，苏联的理论和方法没有从宏观和中观的角度讲述企业财务，而仅仅是从微观的角度考虑（曹侠等，1989）。

因此，我国必须在苏联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扬长避短，吐故纳新，逐步建立和充实社会主义财务学的完整体系和科学内容。

（二）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引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从计划经济运行机制，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几个改革阶段后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普遍出现了商品、货币、资本、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市场经济的基本范畴，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劳动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也已经发展到和国际市场相联系的阶段，因此财务管理领域迫切需要引进西方的财务理论与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的财务学者解放思想，开始大胆引进西方的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对建设我国财务管理学科和加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财务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有杨树滋（1981）、任琦峰（1981）以及根据伯特兰·N.霍维茨在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讲课录音整理编辑出版的《高级财务》（1983）。杨树滋的《工业企业财务管理》一书介绍了西方财务关于现金流量、净现值等投资决策理论和本量利分析法、利润中心责任制控制方法等内容。任琦峰的《财务管理》一书系统讲述了资金的时间价值与风险价值理论以及应用方法。伯特兰·N.霍维茨教授的《高级财务》一书从分权管理、战略规划、转移价格、资本市场、通货膨胀等角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财务管理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建立了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围绕资本市场的筹资、投资、股利分配和国际财务管理活动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现代财务理论的指导，中国学者在引进介绍西方财务理论方面进行了更多的努力。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现代财务理论的有夏乐书（1990）、王化成（1993）、余绪缨（1995）和汤业国（1998）等。夏乐书的《国际财务管理》一书介绍了西方跨国公司国际筹资、投资、结算、外汇资金管理、营运资金管理与纳税管理方面的经典理论。王化成的《现代西方财务管理》一书详细介绍了西方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和现代财务管理方法体系，着重介绍了通货膨胀财务、国际财务和企业破产财务。余绪缨的《企业理财学》一书全面地介绍了以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资本结构理论、股利政策理论和资产评估理论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财务理论。汤业国的《中西方企业财务管理比较研究》一书，从中西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与理财环境等角度，对比分析了中西方财务理论和方法的异同。这些著作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西方财务理论的认知，对我国借鉴西方财务理论有用成果来发展中国财务理论也做出了贡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不断拓展，与此同时财务风险也不断增大，财务管理实践对财务管理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段时间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前沿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是沈艺峰和沈洪涛（2004）、陆正飞等（2004）与杨淑娥（2008）的著作。沈艺峰和沈洪涛的《公司财务理论主流》一书从新优序融资理论、信号模型、自由现金流量假设与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等方面讲述了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理论和方法。陆正飞等的《当代财务管理主流》一书，从筹资财务理论、内部财务理论、投资财务理论与实务、财务管理专门领域、当代财务管理的综合趋势五个方面详细探讨了我国财务管理怎么应用这些西方的财务理论。杨淑娥主编的《财务管理学研究》是研究生培养的参考书之一，从财务管理基本理论与方法，企业融资决策，公司投资决策，营运资金决策与管理，财务规划、控制与分析，企业财务专题研究六个方面，系统介绍了西方财务理论的基本观点与方法。

这些著作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分析得出的结论对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和加强上市公司财务管理做出了巨大贡献。接着，一大批学者开始翻译西方的主要财务管理教材与著作，这些书的陆续出版使得西方财务中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被中国的财务学者广泛吸收，是我国财务理论的又一主要来源。

二新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的探索和创新

（一）战略财务管理

战略财务管理早期被Carl M.Sandberg（1987）认为是基于企业战略角度对企业融资过程中财务的使用程度进行整体规划和管理的理论。经过在中国的发展，我国也对战略财务管理形成了更具体的概念。刘凤艳（2013）认为战略财务管理是企业战略在财务管理上的体现，是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和加强企业竞争优势，运用财务战略管理的分析工具，确认企业的竞争地位，对财务战略的决策与选择、实施与控制、计量与评价等活动进行全局性、长期性和创造性的谋划过程。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国形成了初步的战略财务管理理论。

1.战略财务管理内容的探索与创新

Fred R.David（1985）基于企业战略实施的角度分析了财务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筹集所需的资金、进行资本预算、编制预计财务报表、评估业务价值四个方面。经过进一步发展，李兴尧（2011）将西方战略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筹资管理、投资管理、分配管理及营运资金管理。

中国对于战略财务管理的研究内容大致与西方一致，但在西方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吴让波（2013）将其分为战略融资管理、战略投资管理、战略营运资本管理、战略财务风险管理与战略全面预算管理五个板块，相对于西方增加了财务风险与全面预算两个部分。

以企业发展战略目标为导向的全面预算管理要求以其战略目标为导向编制长期全面预算，根据未来发展目标，将全面预算层层分解为多个指标，通过分解预算来实现企业战略目标。在进行预算分析时要综合分析企业的经营收支、成本费用、资本性支出、资金等方面，使全面预算除了发挥财务上的作用，还有助于健全企业战略目标管理体系。

战略财务风险管理是企业围绕经营战略，在各个财务管理的环节执行风险管理，促使企业提升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的管理。企业应根据其发展战略与内外部结合评估企业整体可能面临的风险，建立风险管控、预警机制以及重大风险发生后的紧急预案，对相关风险进行实时监控，将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同时，战略风险管理相对于传统财务风险管理来说更注重培养风险管理文化与员工的风险意识，对企业经营每一个环节的风险进行控制。

此外，贺劲松（2010）还提出一些新型的、特殊化的内容，包括企业并购战略管理、公司控股战略管理、成本战略管理等，进一步拓展了战略财务管理的范围。

2.战略财务管理重点的探索与创新

西方国家更为重视企业战略层面的财务管理活动，尤其是资金获取方面的应用。Carl M.Sandberg（1987）等认为财务战略研究的核心是融资决策中的财务杠杆使用度，重点在于考虑经营战略、经营环境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筹集资金。而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认识与西方有所不同，王越（2006）认为战略财务管理的逻辑起点是企业的战略目标，而重点是对现在以及未来企业环境的分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环境分析与供应商、客户等微观环境的分析。相比而言，中国对战略财务管理的重点是基于企业整体的视角，更注重公司整体业务流程与环境的融合，而西方则将财务的其中一环作为研究重点。

3.战略财务管理实施过程的探索与创新

对战略财务管理实施过程的定位是中国战略财务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创新之处，许国艺（2006）提出，战略型财务管理并非仅指方案的形成，还包括实施与评价，在全面分析企业内部情况与外部环境，进行价值链分析、财务分析和全面评价企业财务状况的基础上结合战略目标制定财务战略，制定一系列政策确保财务战略得以贯彻执行，同时要加强对战略的控制，评价企业财务战略与环境的适应性、企业财务战略的有效性、企业财务战略与各利益关系方财务战略的协调性。

4.战略财务管理的研究主体

西方对战略财务管理的研究主要基于单个企业，而中国则将研究主体在单个主体的基础上加以拓展，延伸至企业集团以及国家的战略财务管理。石咏梅（2014）对企业集团实施财务战略管理的意义、主要内容进行分析，并提出改善管理的措施。黄随生（2017）以中广核集团为例，研究了其通过垂直管理和强化管控手段建立的特色战略财务管理体系，分析其如何实现从事后为主向事前为主、从核算为主向经营谋划为主、从现在为主向以未来为主的转变，为战略财务管理在其他企业中的应用提供启示。在国际战略财务管理方面，郭复初（2001）以国有资本为研究对象，对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国有资本优化配置、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等财务战略问题进行了研究。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对战略财务管理的研究在国外战略管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积极创新，拓宽了研究范围、研究视角，并形成了初步的战略财务管理理论。战略财务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案例也不断增加，对以后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我国财务管理起步较西方国家来说晚了一些，战略财务管理研究在其中占的比重又较小，因此在整体体系、研究成果等方面都不如西方国家丰富。并且，我国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于企业财务管理与战略的结合程度尚且不高，只有某些方面发挥了战略财务管理的作用，没有形成全面的战略财务管理理念，而西方国家的体系相比之下更为成熟。面对日新月异的经济环境，对战略财务管理的进一步研究十分重要，应尽快建立相应的战略财务组织体系、管理体系、监督与评价体系，帮助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贴合长期战略规划，实现长期目标。

（二）筹资管理

我国对筹资管理的理论探索虽然起步较晚，但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学者开展了对筹资理论的研究。研究主要分为两条支线：一方面是对西方筹资理论的介绍；另一方面是通过实证案例来验证西方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探索我国企业筹资管理的特点，提出我国特色的筹资管理理论。

1.企业融资行为的探索和创新

关于企业融资行为的研究，中国学者对“优序融资理论”（Myers and Majluf，1984）这一经典的筹资管理理论在中国上市公司的适用性意见不一。大多数学者认可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而非优序融资理论所提出的优先内部融资。陆正飞等（2003）通过对深交所500家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的问卷调查分析，得出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股权融资偏好，他们认为可能与中国资本市场上市管制的制度背景及公司治理中的上市公司业绩考核制度相关。林伟（2006）认为优序融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是有针对性的，对于大多数失去金融市场融资能力的上市公司来说，内源融资是其资金的主要来源，其次是金融机构借款，最后是股权再融资和债券市场融资。而对于在金融市场上表现良好的企业来说，由于公司决策者是以股价最大化为目标的，因此股权筹资是它们的首选。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中国市场与西方市场的差异。优序融资理论认为，高收益的公司由于有足够的内部融资资源而导致负债率低，而低收益的公司只能依靠外部融资，且不断积累负债。而这在中国市场上似乎行不通，有学者分析认为，这可能与中国上市资格属于稀缺资源的独特制度政策相关。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并不存在所谓的“股权融资偏好”。黄伟彬（2006）认为以往的研究未剔除IPO的影响且片面强调在外部融资中股本相对于长期债务的突出地位。李勇（2013）通过分析新上市公司在上市后资产负债率的变化趋势，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既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也不存在“最优资本结构”，而是在现行不够完善的金融体制下，呈现出“融资饥渴”“偏好融资”的特征。

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偏好并无一致的观点，但纵观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可我国上市公司呈现重股权轻债权的融资偏好。

2.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探索和创新

关于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西方文献中常常提及的因素有公司规模、有形资产比率、成长机会、获利能力（肖泽忠等，2008）。我国学者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影响因素主要有：（1）企业特征因素，如获利能力、企业规模、股票流动性等；（2）行业因素，如行业生命周期、行业集中度等；（3）宏观经济因素，如通货膨胀率、利率变动等；（4）制度因素，如国有产权、市场管制程度等。张铁钢等（2017）从信贷供给侧的角度研究得出，信贷波动、信贷期限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相关，具体来说，信贷波动、中长期信贷规模增长率与其正相关，而短期信贷规模与其存在负相关关系。邱永辉等（2017）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资产规模、资本的可得性、宏观经济形势及行业特征都会对公司的资本结构产生影响。董晓冬（2018）采用趋势分析法，强调了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的趋势呈一致性。

企业特征、行业、宏观经济三种因素可以说是对西方文献研究结果的验证和继承，而制度因素是学者将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融进理论研究中的一大成果，是对西方研究成果在中国市场上的发展。比如，李威（2012）、孙和福（2012）等认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益造成了其内源融资不足，过分依赖银行借款等外部融资的不合理的资本结构，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应重视改善资本结构来降低筹资风险。另外，从财务视角对人力资本进行理论分析也正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新课题。

除上述影响因素外，国内学者还将行为因素，如管理层心理特征融入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张爱民（2016）从高管特质的角度，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女性高管的风险规避特质导致公司更偏好内源筹资，减少债务筹资等外部融资偏好。魏哲海（2018）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债务融资，将心理学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与企业资本结构结合起来。王聪等（2017）将高新技术企业的智力资本引入资本结构动态模型，发现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利于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提高资本结构的合理性。

3.筹资风险管理的探索和创新

由于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较弱，大多数中小企业会选择民间融资、银行贷款等筹资方式。因此，在对筹资风险管理的研究成果中，国内学者更侧重对中小企业的筹资风险研究。杨薪燕等（2017）、邹雄智（2018）等众多学者表示，民间融资法律缺失、筹资成本高、中小企业自身经营能力低、筹资渠道不通畅等都是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筹资风险。

从更普适的研究成果来看，也有不少学者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企业面临的筹资风险。张晓萍（2012）提出如果筹资方式不合理，会给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来风险，主要表现在筹资成本过高、筹资规模不合理、债务期限配置不合理等方面。刘青等（2015）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可控性、管理层的管理不善、缺乏筹资预测、过度依赖股权筹资都有可能加剧筹资风险，企业应加强风险意识，进行有效的筹资预测，确定最优资本结构。

4.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探索和创新

内源筹资是企业筹资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对于企业的内源筹资的关注相对较少。万良勇（2008）通过研究发现，机会主义内部资本市场将导致上市公司的引致性外部融资需求，而这种过度融资需求最终将损害中小股东以及债权人的权益。邓路等（2009）发现，整体上市的企业集团能较好地利用内部资本市场来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资本配置，非整体上市的企业集团由于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股权结构，很难发挥好内部资本市场的效用。张超等（2019）结合目前企业集团建立自己的财务公司这一现象，发现企业集团的财务公司强化了内部资本市场从外部资本市场“抽血”的能力，财务公司和内部资本市场实际上起到的是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杨理强等（2019）在国内学者关于内部资本市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集团财务公司通过信贷来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对筹资管理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国外较成熟的理论基础上，更多地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国外理论在我国企业中的适用性，进而尝试改进理论使其更适合于指导我国企业的筹资管理。

（三）投资管理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发展史表明，以筹资管理为重心的时代先于以投资管理为重心的时代，因此，西方对投资管理理论的研究要稍晚于筹资管理理论的研究。而我国的研究是基于西方成熟的投资理论体系发展的，因此跟筹资管理理论一样，我国的投资管理理论研究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对西方理论的研究过程中，也有不少学者结合我国实践提出了我国投资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王化成（2000）认为，无形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是未来值得关注的方向。王化成等（2006）认为未来学者在投资管理理论研究中，应该明确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股权结构、控制权与投资行为选择的因果关系，借助于行为财务理论探析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1.投资动机的探索和创新

企业的投资动机与其投资决策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国际生产折中论中，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市场寻求动机、资源寻求动机、效率寻求动机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大多学者对国内投资的动机没有统一的意见，一般认为出于利润最大化或者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动机，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为市场寻求型。周经等（2017）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是基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的投资动机，以达到双方共赢。黎绍凯等（2018）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动机主要以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为主。但也有部分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史恩义等（2018）、祁春凌等（2013）发现我国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技术寻求动机，罗伟等（2013）认为是效率寻求型。另外，陈强远等（2018）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企业OFDI的新动机——获得境外企业的生产能力进而通过出口来服务中国市场。

由上述可见，我国学者对于投资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对于企业在国内投资的研究相对较少。贵燕丽等（2012）发现企业家群体成就动机是战略投资的动机。韩燕等（2017）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并不是出于跟风投资股票，但利用股票投资进行现金管理、平滑利润的动机得到验证。

2.投资决策的探索和创新

企业所选择的投资决策方法是否科学合理、所涉及的风险因素以及非财务因素都会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因素。蒋冠宏等（2017）发现，中国企业在选择OFDI进入策略时会考虑企业自身的优势，转移优势明显的企业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的进入策略，不可转移优势明显的企业偏好“绿地投资”[1]（Greenfield Investment）的进入策略。黎绍凯等（2018）、刘凯等（2018）认为，东道国的投资风险、资源禀赋、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等都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考虑的决策因素。戴金平等（2018）利用面板门限模型分析得出，汇率波动较小时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是有利的，反之会抑制OFDI。

另外，企业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往往也会考虑非财务因素。基于我国的政策制度，很多学者做出了许多创新性且有趣的实证研究。王盛（2018）认为房价上涨会导致企业减少人力资本投资。朱敏等（2019）通过计量分析得出，人才国际化有利于企业的OFDI，体现了智力资本对投资的正面效应。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很多学者开始关注环境投资领域。曹岚等（2014）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环境投资是受到政府、消费者的外部压力而做出的被动投资。郭根龙等（2018）发现，拥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会减少环境投资，而将环境保护纳入官员晋升考核标准后，拥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会增加环境投资。

3.投资效率的探索和创新

企业过度投资、投资不足都属于非效率投资，经研究发现产权性质、企业是否上市、管理层行为及特质，如学历高低、是否持股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在国内较丰富。范从来等（2002）利用上市公司1995—1999年336次并购事件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公司所处产业的性质（成长性、成熟性、衰退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不同类型并购的绩效。蒋冠宏等（2015）发现，企业的产权性质可能对OFDI的投资绩效并无重大影响，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可能不比其他类型的企业更高。王福胜等（2016）发现财务报告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

近些年来，对管理层行为及特质的研究属于国内学者们研究的热门主题，主要是因为这是与行为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融合研究。谭庆美（2015）的研究得出，任职年限长、学历水平高以及持有本企业股份的管理层，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过度投资；但是，外部大股东持股比重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越能有效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的行为。卢馨等（2017）通过研究上市公司高管团队背景，发现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平均任期与投资效率呈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激励、晋升激励对高管年龄和投资效率的关系以及高管学历水平和投资效率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对高管性别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效应。汪佩霞等（2019）提出，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可以改善非效率投资情况，在非国有企业中结果更为显著。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中国的资本市场逐渐发展完善，投资管理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我国学者在西方学者的理论基础上对我国企业投资行为进行研究，进而得出我国企业投资行为的特点，形成一些适用于中国市场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但是可能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是很充分，我国学术界对投资管理理论的声音并没有达成高度一致，且研究多集中在几个小领域，所以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当然，从长期来看，市场的发展和变革也必将催生出新的投资理论。

（四）营运资金管理

我国自1993年开始实行与国际接轨的会计制度，正式引入了“营运资金”的概念。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仅限于财务领域，专注于营运资金管理的概念、绩效指标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真正开始了对营运资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渠道关系与供应链管理、营运资金需求预测、营运资金管理风险、营运资金管理策略。

1.渠道关系和供应链管理的探索和创新

王竹泉等（2005）将供应链管理、渠道管理、客户关系等现代管理理念结合起来，创建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王竹泉等（2005）以营运资金的重新分类为切入点，即将营运资金分为经营活动营运资金与理财活动营运资金，将研究重心转移至渠道控制上，并建立了以客户为中心的分销渠道，为我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做出了新的贡献。罗福凯（2006）从价值链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价值链形成于营运资本在产业链上的流动，可以连接企业上下游与终端顾客，企业的高效率运作能使价值链畅通运行。公司品牌、营销策略、信息技术等无形资产在未来也将属于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内容。该理论一方面将营运资金管理拓宽至价值链管理，另一方面也因将品牌、技术等无形资产纳入管理体系使营运资金管理理论更为丰富。王竹泉等（2007）梳理了国内外营运资金管理研究，将经营活动营运资金进一步分为营销渠道、生产渠道、采购渠道的营运资金，从而构建了“以渠道管理为基础的营运资金绩效评价体系”，为供应链视角的营运资金管理研究奠定了基础。

2.营运资金需求预测的探索和创新

李光明（2012）研究探讨了实务中常用的营运资金预测办法及调整因素，即采用营运资金单项周转率和营运资金合并周转率的计算方式。朱珺（2012）则对传统的营运资金预测方法提出了质疑。以往的预测方法是对资金总量的预测，不能将企业的资金管理与具体的业务流程结合起来，不利于总体的资金调度与风险防范。因此，该研究提出了基于各个渠道对营运资金进行分别预测，进而对总量进行预测的方法，这有利于帮助企业管理人员了解流动资金的分布状况。柳艺（2013）也是基于渠道对营运资金进行了预测，但其区分了经营活动与短期投资活动，在财务分渠道预测模型的基础上，从业务角度进行了定性评估，提高了营运资金需求预测模型的准确性与实用性。刘玉平等（2014）对使用收益法预测企业价值中营运资金部分的计算方式提出了质疑，其认为应当对营运资金进行重新分类，并且加快我国的营运资金数据平台建设，才能更好地做出资金预测。

3.营运资金财务风险的探索和创新

张英（2007）分析了财务风险与收益的关系，提出应当权衡风险与收益，科学安排投融资战略，进而优化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徐晓玲（2011）从营运资金风险的内涵和类型着手，分析了营运资金管理风险的成因，进而提出了营运资金风险管理策略。营运资金风险包括流动性风险、存货风险、应收账款风险，相应地可以采取严格计划管理现金、加强对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的措施以降低风险。王贞洁等（2013）以一家纺织行业的公司为案例对营运资金的财务风险应对策略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低外向型的公司通过较强的供应商调控能力降低了营运资金占用的波动风险，通常会采取激进的营运资金管理策略；高外向型的公司抵御营运资金占用波动风险的能力较弱，通常采取较保守的营运资金管理策略。因此，企业应当根据供应链、融资策略、业务特征的组合合理控制财务风险。王竹泉等（2013）从营运资金需求保障的视角进行了财务风险的研究，构建了企业财务风险评估模型，丰富了企业财务风险评估理论。

4.营运资金管理策略的探索和创新

王新平等（2010）根据资金来源与资金使用的比例关系不同，将营运资金管理策略主要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激进型策略、中庸型策略、稳健型策略。通过对3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和方差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偏向中庸激进型的管理策略，其盈利能力与营运资金管理策略存在联系，但与传统理论研究相悖。朱大鹏（2015）将营运资金与利益相关者理论联系起来，界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有顾客、供应商、股东、债权人和员工，研究范围是资本投入、利益相关者分类、价值链，实现主要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共同参与营运资金管理。李鹏飞（2016）主要从投融资策略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营运资金管理策略本质上是投融资策略的组合，发现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策略受行业、产品状况、投融资约束、企业的发展战略选择的影响。雷振华等（2019）则从共生视角出发研究制造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策略，所谓共生视角本质上仍是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共同发展，根据共生要素将营运资金管理模式划分为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通过维护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共生关系，促进各主体持续发展。

（五）利润分配管理

我国关于企业利润分配管理的探索和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了，前期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利润分配的方式方法、影响因素等，证券市场建立之后研究重点则转向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

1.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探索和创新

从新中国成立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经济体制以计划经济为主。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在整个国家的生产生活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的企业利润分配管理也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管理，主要探讨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实现的利润该如何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这一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到国有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以及国家的宏观调控等问题（许金柜，2009）。

部分学者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制度演进过程，剖析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赖宝君（2014）认为，现行国企利润分配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利润上缴水平偏低、大量红利回流国企、国企红利分配的民生导向尚未确立等，认为应该扩大国有股本红利收缴范围且提高上缴比例，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红利分配模式，从而强化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刚性机制。吴晓红（2015）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每个时期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都有其历史特点。自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和目标明确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因此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也发展到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这意味着，原有的国家、国有企业与全体公民之间的三元利润分配格局将会被打破，完善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应成为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重要目标。胡梅玲（2018）基于社会分红的理论视角，构建了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框架，通过剖析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分配目标所面临的困境，建议应该进一步推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改革、加快社会保障全员覆盖并设立直接分红账户。

部分研究通过剖析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探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路径，并强调国家或国民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应当享有的投资收益权，该领域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宏观产权制度改革。刘春波等（2008）系统研究了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对于企业自身的影响，并从公平视角提出了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使用方向，如充实社保基金、用于公共事业开支、补充企业国家资本金等。徐文秀（2010）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体制变迁的影响因素，认为国企利润分配是中央政府主导和推动的，既具有强制性，又具有渐进性，国有企业和国家之间在利润分配的问题上呈现反复博弈的状态。储珊珊（2016）认为，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该不该分，而且也涉及如何分以及分给谁，并据此对当前时期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原则、管理模式等问题提出建议。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问题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李燕（2004）认为，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建立起国有企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能够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关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也进行了一些探讨。陈少晖等（2011）以钢铁行业为例，探讨了构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原则、体系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李燕等（2013）认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具有规范管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功能，应该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并着重探讨了国有企业利润如何由全民共享、如何实现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共享以及如何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戚聿东等（2015）认为，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分配制度经历了放权让利、分税制及分类上缴三个阶段的调整，然而，现行的分配制度仍然存在预算范围不完整、执行不规范等问题，因此通过创新分配制度，更好地协调国有资本收益在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分配，应成为现阶段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

2.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探索与创新

自中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学界对于企业利润分配的研究重点就开始向上市公司转移，并主要探讨了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在西方关于股利政策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开始引入西方经典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发放行为进行研究和探讨，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创新。

一些学者借鉴西方的税差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代理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进行的研究。（1）税差理论。王志强（2004）针对上市公司普遍采取低股利政策的现象，认为税差理论相对于其他理论的解释能力更强。李增福等（2010）以我国税收政策的改革作为研究背景，发现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促进了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行为。（2）信号传递理论。陈晓等（1998）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首次股票股利在公告日前后能够为股东带来超额收益，具有显著的信号传递效应。魏刚等（2001）的调查发现，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传递的信号是财务状况良好、现金流充沛，而支付股票股利传递的信号是管理层看好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张桂烨（2019）也得出了类似结论。（3）代理理论。国内学者对代理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两种类型的代理冲突。吕长江等（1999）的研究表明，代理成本削弱了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罗宏等（2008）发现，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业绩。许浩然等（2018）发现，强制分红政策整体上会引起负面市场反应，但在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里，市场反应较为正面。（4）生命周期理论。杨汉明（2008）、宋福铁等（2010）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受到了企业所处生命周期的影响。邢天才等（2018）指出，公司越成熟，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因而股利生命周期理论在中国成立。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验证西方经典理论，而是越来越多地立足本土情况，探索中国制度背景下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杨书怀（2016）的研究表明，2012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分红新政”取得了显著效果，上市公司向上的公允价值损益调整与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魏志华等（2017）研究了半强制分红政策对有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分红行为的影响，发现该政策显著提高了这类公司的现金分红。廖珂等（2018）认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于上市公司股利形式的选择具有影响，抑制了其发放现金股利的倾向。陈运森等（2019）利用沪港通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于现金股利水平的影响，发现资本市场开放提升了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潘攀等（2019）探讨了私募股权投资对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发现私募股权投资抑制了股利分配的行为。

（六）财务风险管理

我国财务风险的相关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了企业财务风险的研究，成为风险管理理论发展的契机。此后多年，财务风险管理始终是相关机构部门和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

1.财务风险影响因素的探索和创新

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因素复杂，我国学者不断拓宽了这方面的研究，从各个视角展开了深入探索。

公司治理因素对财务风险有一定影响。于富生等（2008）创造性地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以往中西方学者只着重研究治理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而忽视了治理因素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治理结构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其中，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财务风险越大；独董比例、高管持股、董事长总经理两权分离与财务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项研究对上市公司设置合理的治理架构、降低财务风险具有现实意义。彭中文等（2014）引入宏观调控政策，作为研究公司治理与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关系的调节变量。研究表明，宏观调控政策越严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次数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抑制能力就会越强。

企业研发投资程度与财务风险存在一定联系。不同于以往文献关注研发支出对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风险的影响，黄曼行等（2014）探讨了研发投资对企业自身财务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对于财务风险本身较高的企业，研发投资的增加会促使财务风险的提高，对低风险的企业，研发投资增加反而会使得财务风险降低。这项研究为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企业的合理研发投资进行了理论指导。

大型企业的集团化扩张会促进集团整体财务风险的提高。李焰等（2007）以复星集团为例，研究了集团化扩张对财务风险的影响。近年来，集团大股东利用资本市场制度的不完善，通过内部资本运作等手法侵占公司利益，造成财务风险上升。研究表明，集团层面的规模扩张能缓解企业融资压力，但是从长远来看会导致集团财务杠杆的上升，加大财务风险。此外，文章还将财务风险的研究延伸到了破产风险，分析了复星集团扩张没有影响到持续经营能力的原因，认为复星集团独到的扩张布局是化解破产风险、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项研究对企业管理财务风险、监管者控制社会整体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财务风险预警的探索和创新

财务风险预警模型的研究是国内财务风险管理理论探索的重要部分。阎达五和张友棠著的《财务预警系统管理研究》（2004）对财务风险的预警进行了系统论述。张鸣、张艳和程涛合著的《企业财务预警研究前沿》（2004）结合我国的财务实践，主要分析财务问题和构建财务模型，包括预警概念、机理、模型、方法等，探讨了财务预警领域的核心问题。

我国文献主要集中在对财务风险预警模型的研究上，通过修正自变量、引入新指标等方法对西方已有的预警模型进行了改进和创新，完善和丰富了财务风险预警的理论研究。

黄岩等（2001）基于我国资本市场，对国内工业类上市公司建立了财务失败预警模型，界定了研究对象的Z值范围。严良等（2019）则基于工业类企业与资源型企业性质的不同，针对资源类企业构建了DE-SVM财务预测模型，并检验得出该模型具有更好的准确性和预测效率，有利于资源类企业对财务风险进行识别。

张友棠等（2011）通过剖析行业环境风险对财务风险的作用机理，将行业宏观因素纳入财务预警风险控制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外部客观环境与企业财务风险之间的逻辑关联。并且，通过构建财务风险预警控制模型，将财务风险预警与财务风险控制有机结合起来。行业环境不确定性和组织调适惰性的耦合作用导致了企业财务风险的产生。

宋彪等（2015）在构建预警模型时引入了大数据指标，检验证明了基于大数据建立起来的预警模型，相比传统的基于非财务指标建立的模型更具有效性。研究采取了网络上与企业相关的正面情绪、中性指标以及负面情绪等大数据指标，通过数据处理量化引入财务风险预警模型，改善了非财务指标普适性不足、存在片面性误导的问题，为利用大数据技术解决财务风险预警难题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

3.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探索和创新

国内积累了一些对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研究的经验，而在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姚雁雁（2010）认为中小企业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筹资能力差、资金不足、财务分析能力差、投资失误率较高、营运资金管理水平低。在财务风险评价方面，黄蕴洁等（2009）建立了中小企业模糊层次分析模型，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评价提供了帮助。张金贵等（2014）基于2013年上市公司的样本，利用SPSS构建了基于Logit回归模型的中小企业信贷风险度量模型，为我国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国学者分析了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财务风险点，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构建模型的方式为中小企业设计了财务风险分析方法和预警控制体系，为我国中小企业防控财务风险、完善财务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4.大型集团财务风险管理的探索和创新

随着国内大型集团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组织层级的不断增多，财务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愈加突出。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集团财务风险进行了探索，为实务界提供了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参考。

张继德等（2012）利用规范研究方法，依据系统性、环境分析起点等原则，构建了目标层、管理层和基础层三个层面，管理目标、实施主体、程序方法、保障体系和管理基础五要素在内的新型集团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框架。这项研究突破了以往研究只局限于财务风险程序某一环节的探讨，而是站在了一定高度对企业财务风险管理进行了系统研究，是我国集团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理论研究的一大探索与创新。

吴战篪等（2013）构建了企业集团资金安全预警理论体系，涉及资金预测体系关键预警点监控、跟踪预警、持续优化等流程，实现了一套可以全过程、全方位动态监控集团企业资金安全风险的预警体系，解决了国内外传统财务风险预警只集中在复杂指标预警、研究范围单一局限、仅针对渐进性财务困境的缺陷与问题。

三财务管理理论的未来发展

我国财务管理研究从20世纪末开始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有一定的成果积累，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政策的变更完善，以及企业财务行为日渐复杂，我国财务管理理论仍需不断发展与完善，其未来发展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构建基于中国经济与政策特点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王化成等（2010）认为，财务管理环境是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财务管理中的一切理论问题都是由此展开的，并在此基础上层层深入，逐步形成合理的逻辑层次关系。财务管理理论只有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才能提高其实用性，发挥出它的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家政策不断完善，社会变革迅速，将会带来许多新问题，因此，在未来的财务管理理论发展中，无论是对国外引入理论的完善，还是国内新兴创新理论的出现，基于环境的研究将会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相应地，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政策等环境变化而产生的社会经济热点将会成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关注的地方。例如，王化成等（2006）认为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以集团的形式存续，而集团企业的财务管理中存在与普通企业不同的地方，例如控制权问题、内部资本市场问题等，对这些特殊情况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需要加强，以跟上实务的发展；李红霞和魏艳艳（2017）提出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许多企业纷纷转向“互联网+”的业务模式，而这种业务模式带来的新型财务管理以及财务管理信息化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企业面临的国际财务问题日益增多，企业的业务也日趋复杂，研究已发生的新兴业务对未来企业的提升具有启示作用。

（二）拓展、创新财务管理通用业务理论

王化成（2010）将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分为基础理论、通用业务理论、特殊业务理论和其他理论，其中通用业务是指可普遍适用于所有企业的财务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投资、筹资、营运资金、分配管理、盈余管理等。通用业务理论是企业许多财务决策的理论基础，过去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其中的诸如最优资本结构、营运资金周转、股利政策、盈余管理的监管手段和控制措施等重点、难点依旧需要我们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同时，在这高速发展的经济时代，过去的一些通用业务理论已经不能适应企业的经济业务。罗国萍（2014）认为，如今筹资来源与对象更为广泛与复杂，一些新型筹资工具争相涌现；投资项目趋向于多元化，不再局限于有形资产，还拓展到智力资本投资等。因此，投资、筹资、营运资金、盈余分配管理理论在未来还需基于中国经济、市场的变化不断拓展、革新。

（三）基于多学科视角的财务管理理论

在经济情况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用财务管理单科的知识来解决这一领域的问题已过于单薄，将财务管理与其他多种学科进行交叉融合将提供更多元、更完整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这会给一些财务问题的解决方法带来新的思路与启示。例如，将财务管理与战略管理融合，有助于财务资源的有效利用，进一步推动企业增强竞争优势，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王卫星（2016）提出将财务管理与微观经济学相结合将对资本经营的内容与方式带来创新思路，财务管理与宏观经济学相结合将有助于企业适应宏观经济政策与目标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等。除此以外，财务管理还可与管理学、会计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融合，其结果将拓宽财务管理领域，丰富财务管理内容，完善财务管理方法，促进财务管理学科发展，更好地指导财务管理实践。

（四）建立新型财务共享模式理论

王钊等（2016）认为，在大数据的背景下，以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为代表的新型财务管理手段将会被越来越多地利用，企业将搭建统一高效的财务共享平台，用此平台来汇集企业各部门、各业务板块的财务信息，并实行流程再造。在此模式下，财务部门将分为共享财务、业务财务、战略财务三块，并且不再如过去那么独立，而是实现与其他各职能部门的联动，企业部门之间联系更加紧密。财务人员将向三个板块分流，企业对人力资本将树立全新的观念，提高“以人为本”的意识，重视企业的财务人员。这一管理模式现在已在不少企业得到利用，因此对其实践成果的分析与改进途径的研究将会是财务管理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第三节 理论发展

第三节理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