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新中国70年经济学研究的八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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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9年, 已7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由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 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 国家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年改革开放后被全世界公认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创造了“中国的奇迹”。2009年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当年汇率计算, 2018年人均GDP已达9700多美元。中国正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 预计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 中国经济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一方面,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和经验的大量积累, 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营养；另一方面, 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为中国经济学家施展才能提供了最广阔的舞台。中国经济学在现实需求的推动和良好环境的鼓励下, 在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实践中, 呈现出一派百花竞开的繁荣景象。
以下是根据笔者的研究和观察, 以及70年亲身参与一些经济学热点问题讨论的体会, 概括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主要是理论经济学的八大进展。
一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下, 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开辟和形成唯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成立, 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新中国成立以后, 怎样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样必须很好地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 才能成功。这一点, 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都是明确的, 并一贯坚持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有的探索是成功的, 有的探索是失败的。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检验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经过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我们终于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找到了一条符合客观规律和中国实际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经济理论体系。
先说失败的探索。这包括1958年开始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否定商品生产与等价交换的“一平二调”, 1958—1960年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利润挂帅、按劳分配和割资本主义尾巴, 以及新中国成立头30年一次又一次用阶级斗争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经济陷入困境等。
更多的是成功的探索。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是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 1959年毛泽东总结“一平二调”的错误后提出价值规律是“伟大的学校”, 20世纪50年代陈云、孙冶方、顾准、于光远等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市场调节作用的远见卓识, 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关于速度和比例、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资金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热烈讨论和探索。改革开放以后, 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 提出中国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三个有利于”的生产力标准、发展是硬道理和三步走发展战略等伟大构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1世纪头20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包括经济思想。与此同时, 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根本转变问题、通货膨胀问题、“三农”和农民工问题、收入分配关系问题、发展民营经济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问题、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具体道路问题、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问题、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问题,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问题等, 也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热烈的讨论和争鸣, 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论证和智力支持。通过以上成功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 繁荣和发展了中国经济科学。
为什么有些探索是成功的, 而有些探索是失败的? 经过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大家认识到, 根本的原因,在于你的探索是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切合中国的实际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最基本的国情, 是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 即不发达阶段。过去许多失败的探索, 都是因为不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 超越客观实际, 结果欲速则不达, 碰得头破血流, 只好回头是岸。而所有成功的探索, 则都能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 从中国国情出发, 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 脚踏实地解决实际问题。
举一个现在看来最简单的例子。新中国成立以后,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我国在所有制关系上就存在超越阶段的冒进问题, 在城市和农村都一再搞“一大二公”, 非公有制经济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 受到排斥, 稍有露头, 就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砍掉。其实, 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实现全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阶段。由于中国经济还比较落后, 城市和农村有许多劳动还是手工操作, 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所以, 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 需要包括个体、私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和发展, 以调动各方面力量, 尽快走出贫困落后状态。马克思有一段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 任务本身, 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 才会产生。”[1] 改革开放后, 先是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就逐步消除了前一段时间所有制结构上超越阶段做法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 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获得广泛共识, 邓小平起着关键作用。1980年4月, 邓小平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 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 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 不管你搞什么, 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2]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年8月, 邓小平又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就是处在初级阶段, 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 1992年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 邓小平又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 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 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决不能掉以轻心。”[4]
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传播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79年, 苏绍智、冯兰瑞率先发表文章, 坦言中国并未真正建成社会主义, 中国“还处在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5]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20世纪80年代初专门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6] 一书, 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这本书于1997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的专家论证委员会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2008年, 于光远回忆说：“1981年我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 主张要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写入文件, 以便更深刻地认识走过的弯路。当时有的同志不同意这样做, 还发生了争论。但最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还是写进了文件。”[7]
正是由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使大家对中国的最基本国情有了准确的把握, 并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出发, 我们党终于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而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 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982年9月1日,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 而中国最大、最基本的实际, 正是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可以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影响面最广的创新成果。
二 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研讨的第一大热点,其突出成果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界讨论最为热烈、争议最大、发表文章最多、成果最为突出的问题, 是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1956年10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一文后, 经济学界绵延几十年研讨的第一大热点。
说它是第一大热点, 有以下几个理由。
（1) 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次（1959年)和第二次（1979年)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 其主题都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问题, 实质是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
（2)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经济学家形成不同学派, 首先是以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不同观点来区分的。如孙冶方是价值规律的宽派、于光远和卓炯是商品生产的宽派、骆耕漠是商品和价值的窄派等。
（3) 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学家争论最多、最尖锐的是坚持市场取向或市场化改革还是反对市场取向或市场化改革, 这一争论可以说一直持续了整个改革开放期间。
（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研讨的最突出的成果, 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这一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 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宝库的主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经济学家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 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大阶段。
改革开放前可以概括为探索时期, 主要是从1956—1964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比较活跃, 不少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频频向主流的传统经济理论挑战, 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和主张。当时总的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中, 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和破坏很大, 一些经济学家挨批, 蒙受不白之冤, 严重影响理论探索,真知灼见受到压抑。尽管如此, 以下一些经济学家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
1956年, 孙冶方提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鲜明主张。[9]
1957年, 顾准认为, 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设想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即通过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生产。[10]
1959年, 于光远认为, 凡是加入交换（只要在交换中要比较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 依据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进行)的产品, 都是商品, 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几种交换关系,都是商品交换关系。[11]
1962年, 卓炯（于风村) 提出, 商品经济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 只要存在社会分工, 就存在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矛盾, 还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12]
1963年, 孙冶方提出, 千规律,万规律, 价值规律第一条。利润的多少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综合的指标。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是每个企业必须达到的水平, 超过平均资金利润率水平的就是先进企业, 达不到这水平的就是落后企业。[13]
需要指出, 这一时期, 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提出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如陈云在1956年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作为补充[14]；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只有利用它, 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 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15]
但好景不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 所有过去经济学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有益探索, 均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 受到无休止的口诛笔伐。与此同时,“左”的一套经济理论也在发展, 比如, 毛泽东1975年年初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 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 按劳分配, 货币交换, 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 工资制度也不平等, 有八级工资制, 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 林彪一类如上台, 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16]“文化大革命”后期流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就是从经济理论上阐发一套比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要片面的观点和政策主张的。总之, 在这一时期, 出现了经济理论的大倒退。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 即开始拨乱反正, 批判“四人帮”的一套“左”的理论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经济学界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 思想异常活跃, 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与讨论热烈展开, 涌现出大批有价值的成果, 并在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上得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确认。
改革开放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创建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逐步实现的。大体说来, 第一步是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第二步是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 第三步才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第一步, 改革开放初期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 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其标志性举措有以下几方面。
1978年12月,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会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 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 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由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 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 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 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 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 超额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 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 逐步做相应的提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我国在广大农村地区实行包产到户, 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尊重农民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放开小商品和一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利用外资, 建立经济特区；扩大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等等。这些改革开放的措施, 使国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 广大干部和群众都亲身体会到市场机制的神奇作用。
经济学界也迅速行动。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 1979年4月16—29日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了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 主题是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参加研讨会的有389人, 我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做大会发言, 会议共收到论文97篇, 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观点, 包括：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 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调节的作用。[17]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 竞争是其内在机制。[18] 企业是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主张逐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80年1月, 蒋一苇进一步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19] 对现有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需进行改革, 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20]
总之, 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 扩大市场调节作用, 按价值规律办事, 是1979年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的主调, 对中国启动市场化改革起着先导的作用。
第二步, 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 这是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决定性步骤。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我国经济学界就有一批人写文章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 价值规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但是,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持反对态度, 争论是蛮激烈的。比如, 1982年, 在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过程中, 参加起草工作的袁木等五人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针对近几年在经济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强调市场调节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主张提出批判。信中说：“在我国, 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作这样的概括, 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的关系, 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 主要是价值规律, 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 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21] 1982年8月, 胡乔木批转了这封信件。自那以后, 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出现了不少批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文章, 而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文章销声匿迹。但是, 真理的声音是压不下去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 冲垮了上述人为地制造的理论框框。1983年以后,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 以其更强烈的现实背景、更充分的理论论证, 重新登上中国的论坛, 吸引着千百万人的注意。1984年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多年的争论做了总结, 以党的决议的形式, 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使我们的研究和讨论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三步,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确立以后, 经济学家没有就此停步, 而是继续探索。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 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 中国的经济改革, 应明确是市场取向的改革, 市场化改革。内容包括：企业应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 建立和发展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 宏观经济管理要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 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1986年, 有的文章认为, 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模式, 主线是国家掌握市场（即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和市场参数调节供需, 实现对市场的“领导权”), 市场引导企业, 或者是“国家调控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22]1987年和1991年, 吴敬琏等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即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并对新体制的框架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23]
需要指出, 中国经济学家在探索市场化改革过程中, 也受到20世纪80年代东欧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波兰的兰格、布鲁斯, 匈牙利的科尔奈, 捷克的锡克等的观点, 特别是科尔奈1985年在“巴山轮”会议上推荐的ⅡB（有管理的市场协调) 模式影响很大。
1992年春,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 进一步阐发了他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 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4] 1991年10—1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了11 次专家座谈会, 为1992年党的十四大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纲领的提法进行酝酿。座谈会上, 一些专家建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并获得与会专家的普遍赞同。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 同时还对这一重要提法给出两点解释：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市场是有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25] 1992年9月, 党的十四大报告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标志着对经济改革理论的认识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的推进、改革经验的丰富, 而日益充实和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后, 有的经济学家对市场取向改革表示怀疑或否定, 主张从“市场取向”转为“计划取向”, 调子最高的是,“市场经济, 就是取消公有制, 这就是说, 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搞资本主义”。“市场化”就是“自由化”, 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26] 等。由于大部分经济学家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也由于1990—1991年邓小平几次讲话, 明确指出不要以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等, 这场理论争论不久就平息下去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而深化。1993年,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任务, 要求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明确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享有所有者权益, 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 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 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等。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建立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 深化政府、财税、金融、农村改革等任务。2013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 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 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等。
与此同时, 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发表了大量的论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逐步深入人心。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利用外资理论、市场决定理论、资本市场理论、市场价格理论、公共财政理论、金融创新理论、社会保障理论、效率与公平关系理论、法治市场经济理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三农”问题, 等等, 经济学界都有深入研究, 其中有些成果具有超前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和党的强力推动下,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步步深入。举其要者有：1994年分税制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1992年以后个体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 20世纪末开展的以明晰产权为中心的集体企业改革,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2年以来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2003年以来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并要求逐步做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先后整体上市,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制改革, 2006年取消农业税, 20世纪末开始的农村综合改革, 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特别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 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各级政府推进“放管服”改革, 商品和服务价格97%已经放开由市场调节, 利率市场化基本实现, 2018年正式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 等等。
应当清醒认识,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不够完善, 还有不少改革攻坚任务有待完成。举其要者至少有：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尚未很好实现, 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环境尚未很好地形成,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待健全, 垄断行业改革任务艰巨, 宏观调控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 收入分配关系远未理顺, 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健全,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亟待完善, 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有待提高, 市场经济法制体系有待完备, 等等。要加大改革力度, 力争到2020年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可以预期, 随着改革攻坚的深入开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将不断丰富和发展, 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并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得到划时代发展。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与探索,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 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 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根本缺陷, 在于把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计划或市场, 说成是区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标志, 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 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这种认识, 完全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也在制订各种经济发展计划, 调控宏观经济的运行。而实行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 则因贬低和排斥市场的作用, 窒息了经济的生机和活力, 以致在和平经济竞赛中败北。事实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 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借助市场, 才能重新活跃被指令性计划捆死了手脚的经济活动；只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 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当然, 市场也不是万能的, 需要有“看得见的手”如政府的宏观调控等, 来纠正市场的缺陷, 以保证经济的健康运行。
第二,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互适应相互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科技进步加速、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的今天, 只有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才能振兴中华, 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现代化, 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跻身世界民族之林, 以经济的辉煌业绩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与成熟, 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
第三, 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 也是以论述从计划主导型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及其规律性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迄今为止, 只有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的经验和规律性, 最具有典型意义。揭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规律性, 将为现代经济科学增添新的篇章, 从而丰富和发展现代经济科学。
第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是全新的理论体系, 既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为这一理论提供素材和养料, 也需要经济学家的艰辛探索和理论概括, 需要经济学家的理论勇气和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认识真理的过程是复杂而曲折的。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真理被大多数人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在学术研究上真正贯彻“双百”方针, 是经济学家们由衷的期盼。这也是防止扼杀真理、打击坚持真理者悲剧重演的重要保证。
三 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确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 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经济学界在探索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的同时, 对所有制理论进行了深入研讨, 并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
1.20世纪50年代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研究
中国1953—1956年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等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薛暮桥、苏星、林子力合著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 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当时经济学界着重阐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走的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独特道路, 主要是引导个体农业、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 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的方针, 并且在短短几年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文化大革命”后, 有些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对此,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 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 工作过粗, 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 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27]
2.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开放前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 经济论坛上的主流观点还是斯大林的教条, 即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高级形式, 集体所有制是低级形式,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 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形成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在这期间, 也提出了一些有创新价值的观点。
（1) 孙冶方1961年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 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是可以分离的, 认为在全民所有制之下,“经营管理权问题应该代替所有制的地位而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生产关系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财经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 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28] 苏绍智持有类似的观点。[29]
（2) 骆耕漠于1959年提出“大全民”中有“小全民”的独特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 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和产品, 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 还包含有局部全民所有的关系, 即在‘大全民’所有之中还有‘小全民’所有的关系”。“这种大小全民的交叉关系, 归根到底也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还不够高。这两点使代表全民的国家, 对于它的地方经济组织和各部门经济组织以及基层的企业单位, 还必须适当利用物质利益去推动它们努力管好生产, 好像国家必须适当利用‘按劳分配’原则（物质利益) 去推动人们努力劳动一样。”[30]
（3) 骆耕漠1957年提出集体所有制是“内公外私”的观点。他说：“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是社会主义经济, 但是毕竟是一伙人一伙人的公有, 它们并不是全民所有；——我认为甚至还可以这样说, 那一伙一伙的集体公有制经济是‘内公外私’的, 即它对内为公有, 对国家就比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企业和个人对国家还含有更多的‘私的残余’。”[31] 3.改革开放后至2019年
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学界在所有制理论方面有一系列重大突破。
首先,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 认为在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 必须允许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1997年,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早在1979年就针对当时全国城镇待业人员已达2000多万人, 影响社会安定的实际情况, 勇敢地提出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广开就业门路的重要建议。明确提出：“在目前, 留一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尾巴, 可能利多害少。”“我们现在还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绝种, 有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32] 他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倡导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点是：在公有制推进改革的同时, 体制外个体私营经济飞速发展, 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生长点和吸收就业的重要渠道, 使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到2017年年底, 中国私营企业达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已超过6500万户。民营经济税收已经超过全国的50%,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60%, 还提供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90%以上的企业数量。[33]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10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 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 不仅不能‘离场’, 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34]
改革开放后的实践证明, 允许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确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 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17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 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等等。这就为今后进一步完善所有制结构指明了方向。
其次, 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 认为股份制是公有制包括国有制能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实现形式。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就有经济学家提出, 随着改革的推进, 公有制将不只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目前出现许多形式”,“我们应该根据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变化来重新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 而不是用现成的理论去套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35]
有的经济学家还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多样性概念, 指出, 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公有制还不是“一刀切”和清一色, 而是一个多样性的复合结构, 是一个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 由集体所有制、联合所有制和其他公有制形式组成的, 公有化程度由高到低的多层次、多阶梯的占有关系体系。这种公有制的复杂性是与生产力的不平衡与多层次相适应的。应从社会主义商品性再生产的运动中来考察各种占有关系的组合、交错和互相渗透, 来进一步分析和揭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十分丰富的具体形态。[36]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 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开始发展股份制经济。这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其中, 大量的公有成分控股的股份制经济, 应看成公有制的一种形式。经济学家对此争议不大。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 各地还出现各种各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一般认为, 股份合作制经济具有不同程度的公有性, 其中以劳动者的劳动和资本联合为主的股份合作制, 是公有制的一种新形式。
1987年,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司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研究提出的中期（1988—1995年) 改革规划报告中, 几乎都提出了从当时的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的建议, 指出由于承包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中的先天性弱点, 因而企业改革必须朝产权关系重组的方向即股份制的方向发展。[37]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寻找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有重大突破。报告提出,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一种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 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 资本主义可以用, 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 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 具有明显的公有性, 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 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论述,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五大后, 有的文章列举改革开放以来除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外, 提出和实践公有制的新实现形式有：股份合作制、社团所有制、租赁、委托经营、地方社团所有制、公有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乡镇村组所有制等。[38]
2003年,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论断, 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 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 大大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2013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又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 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说明我们已找到了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正确途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立论更为充分、更为坚实了。
最后, 国有大中型企业要走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除农村外, 全国几乎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 城镇集体企业实际上是地方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 而是他们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物和算盘珠,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和经营, 利润全部或几乎全部上交,职工工资由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企业吃大锅饭, 职工捧铁饭碗, 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 严重束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企业没有多少活力, 经济效益不高。
1978年年底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国有企业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在这前后, 经济学界则从理论上论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应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是经济利益主体。除了蒋一苇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外, 有的经济学家提出“两权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理论、“承包制”理论等。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人们发现, 光是放权让利没有约束机制会导致短期行为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一些经济学家撰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实行的承包制不能解决政企不分问题, 不能使不同企业进行平等竞争, 并导致企业短期行为, 主张国有大中型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取代承包制。[39] 有的则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40] 1992年, 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11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并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 管理科学。从此,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的阶段。到2018年,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 全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达到94%。到2016年年底, 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68.9%。[41] 国有大中型企业已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已初步适应市场经济, 竞争力逐步提高；大量国有中小企业, 也已通过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经济继续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有相当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围绕着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了股份制理论、现代公司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国有资产管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现代产权理论、混合经济理论、垄断与竞争理论、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理论等。[42] 一系列企业理论创新成果, 有力地推动了国企改革的深化和国有企业治理水平的提高。
四 分配理论重大创新：按劳分配为主体, 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1.新中国成立头30年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按劳分配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学界研讨的一个热点。1959年第一次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 第一主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 另一主题就是按劳分配和计件工资问题。当时主流的观点是肯定按劳分配和计件工资, 肯定物质利益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 纠正1958年张春桥发表文章[43]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影响。从那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前, 经济学界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一是1962年, 沈志远提出按劳分配具有相对稳定性, 按劳分配、物质利益原则同“政治挂帅”不矛盾的观点, 指出,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内,“按劳分配制度势必经历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片面地强调政治挂帅而忽视群众的物质利益, 也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 本身就是‘政治挂帅’的一个重要方面。反之, 若不重视‘按劳分配’原则, 不重视群众的物质利益, 那个‘政治挂帅’就会落空。”[44]
二是王学文提出劳动力部分私有决定了要实行按劳分配的观点。他说：“在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之中, 带有部分的劳动（对象在生产物中的劳动)个人所有制的因素。这种所有制的存在, 是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及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残余的存在所决定的。既然有部分劳动个人所有制因素的存在, 社会为了承认这种所有者的所有权, 就要以全民所有的消费品与个人所有的劳动相交换。”[45]
三是顾准等提出劳动报酬与企业的经营成果相联系的观点。顾准认为,“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发生程度极为密切的联系”,“实行经济核算制, 就有可能利用价格与工资率, 调节劳动者的报酬”。[46] 1962年, 施修霖也提出应“按企业的综合经营效果提取奖金”。[47]
四是李云提出计件工资是按劳分配的好形式。他说, 计件工资“比起计时工资来, 计件工资有把按劳分配的原则表现得直接、简单、明了, 因而也为群众懂得的特点”,“计件工资最能体现同工同酬”,“按劳分配这个原则本身就意味着分配要根据劳动的结果, 那就不能责怪计件工资太按劳分配了”。[48]
五是乌家培提出实行按劳分配就要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他说：“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社会生产的发展, 是按劳分配规律的基本特点之一。按劳分配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直接决定了物质利益原则。”“对这个原则运用得越好越充分, 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也表现得越大越明显。”[49]
六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至1978年的两年间, 中国经济学界在理论上拨乱反正是从按劳分配问题着手进行的。从1977年4月至1978年11月的一年多时间里, 在于光远的主持和推动下, 我国经济学界举行了四次按劳分配问题理论讨论会。其中, 第一、第二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就是揭发批判“四人帮”极“左”的反动谬论, 肃清他们诋毁按劳分配的流毒和影响。其他两次会议除继续批判“四人帮”谬论外, 还对按劳分配的性质、对象、形式等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50]
2.改革开放以后关于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等问题的讨论
1979年改革开放后, 在分配理论方面取得的最大突破是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除了要实行按劳分配以外, 还要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最早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是谷书堂和蔡继明教授。他们于1988年就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的观点。[51] 当时有一些经济学家不赞成他们的观点, 展开过相当热烈的讨论。但不久,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 按生产要素分配逐步被党的文件确认。1997年,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002年,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重申了上述方针, 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 会不会违背劳动价值论? 这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问题。在1998年, 就有经济学家指出, 按要素分配并不违背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指商品价值由人的活劳动创造, 它涉及的是生产领域, 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如何分配, 它涉及的是分配领域, 根本不涉及价值是如何创造的。萨伊的要素参与分配理论是要素创造价值, 而我们所说的要素参与分配, 并不涉及要素创造价值, 而是指要素在形成财富中的作用。[52]
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 是有关分配问题讨论的另一个热点。
1993年, 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提出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此前1986年,年轻经济学家周为民、卢中原就提出了这一主张[53], 但未引起讨论热潮。1993年,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确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后, 一直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后, 一直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党的历次重要文件都重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这12年间, 可以说, 经济学界主流观点是认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先把蛋糕做大, 然后再考虑如何把做大的蛋糕合理地分配。进入21世纪后,由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 基尼系数已突破0.4的警戒线, 经济学界逐渐有人写文章主张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改为效率与公平并重。从党的文件看,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开始, 已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经济学家中则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认为仍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54]；另一种则认为应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改为效率与公平并重。[55] 本总论执笔人认为, 在改革初期, 为了在分配方面打破平均主义, 尽快把国民经济这块蛋糕做大, 提出和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对的, 必要的。进入21世纪以后, 由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居民收入分配政策需更加注重公平, 遏制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 应择机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转而实行效率与公平兼顾、大体同等重视的原则, 以利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56] 当然, 这个问题可以继续深入讨论。
除以上两个问题外, 经济学家们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特别是基尼系数问题、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是否适用于中国以及社会保障理论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出版了王春正主编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陈宗胜等《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发生两极分化了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等论著。
3.发展成果共享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理论。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走共同富裕道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此还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 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党的十七大提出上述要求, 缘于那时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储蓄与消费失衡, 储蓄率太高, 消费率太低。1978年, 中国储蓄率为38.6%, 到2008年, 储蓄率上升至50.8%, 比世界平均储蓄率23.9%高26.9个百分点。其中, 2002—2007年储蓄率从39.4%上升至49.9%。与此同时, 消费率大幅度下降, 1978年中国消费率为61.4%, 2007年下降为50.1%, 其中2002—2008年消费率连续下降, 平均每年下降2.1个百分点。消费率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下降造成的, 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4%, 下降至2006年的38%、2007年的36.7%。[57] 多年来中国内需不足, 主要就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居民消费率太低, 重要原因, 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据测算, 1992年, 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4%, 2004年下降到42.14%。随着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 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92年, 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5%左右, 2012年下降到占41.6%。[58]
党的十七大后, 居民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在2010年降至最低点35.6%, 此后逐年提高, 2011年提高到36.3%, 2012年提高到36.7%。
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的方针, 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15年,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把共享提升为新发展理念。在他主持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说：“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增强发展动力, 增进人民团结,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十八大以后, 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2013—2017年, 居民收入年均增长7.4%。2009年, 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大关, 为10977元, 而到2018年,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28228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13年为13220元,而到2018年, 已提高到19853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5年开始超过50%, 2018年为76.2%。2017年, 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 已经降到30%以下, 2018年为28.4%, 通信、教育、旅游、休闲、健身等新兴消费快速发展。我国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逐步缩小态势, 中等收入群体总规模已达到3亿多人, 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59]与此同时, 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 2013—2018年, 贫困人口减少8200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1.7%。
五 国民经济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互相结合, 逐步形成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理论
改革开放前, 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对外经济问题研究甚少, 几乎是空白地带。那时, 一般是重复斯大林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 即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市场。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中, 社会主义各国可以依靠相互间的互助合作, 实现经济的发展,“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尽管在具体做法上没有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教条, 但对外贸易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等对外经济关系很不发达, 处于半封闭状态。
1.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后, 在经济工作实践中, 最先实行的两大对外开放举措是：1979年7月, 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79年7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 1980年5月16日, 又决定将特区命名为“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特区经济发展以吸引外资为主, 产品主要外销, 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如企业所得税率为15%), 有更大的管理自主权。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 发挥着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此后, 中国对外开放由东到西, 由来料加工放开制造业到逐步放开服务业等, 发展为实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中, 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前, 有两件标志性事件。一个是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这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措,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国已大胆走进国际市场竞争的舞台。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中, 许多人忧心忡忡, 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许多产业会受到很大冲击, 弊大于利。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实践表明,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利大于弊, 原来的许多担心都没有出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中国的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一段时间增速有所加快。而且, 开放促进了改革,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一大批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以废止和修正。许多产业和企业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到2008年, 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5633亿美元, 比2001年的5097亿美元增长了4倍。2011年, 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进一步提高到3.6万亿美元。到2011年, 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另一个是从2005年以后,中国从着重“引进来”到重视“走出去”, 以便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优化资源配置。2005年, 我国主要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5%, 提高到50%左右, 资源“瓶颈”制约突出；同时, 不少产品生产能力过剩, 要到国际市场找出路, 从此更加重视“走出去”对外投资, 寻找资源和市场。到2010年,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已达2200亿美元。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1246亿美元, 2018年为1205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营业额2018年已达1690亿美元。2018年, 中国外汇储备已达30727亿美元, 占世界第一位, 完全有条件更好地“走出去”, 扩大对外投资。
在对外开放初期, 社会各界一直有争论。邓小平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1984年, 邓小平说：“我们在制定对内经济搞活这个方针的同时, 还提出对外经济开放。总结历史经验, 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60] 针对引进外资是否值得的争论, 邓小平于1992年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有的人认为, 多一分外资, 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 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 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 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 国家还要拿回税收, 工人还要拿回工资, 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 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 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 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61]
在我国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的鼓舞和邓小平一系列倡导对外开放政策的鼓励下, 我国经济学界积极展开对外开放理论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20世纪80年代初, 经济学界首先对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在对外贸易中的适用性进行探索。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发表的打头文章, 就是由袁文祺等撰写的《国际分工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一文[62], 该文从理论上论证了发展对外贸易包括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 可以取得比较利益, 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一些学者支持或持有类似上述观点。[63]
20世纪90年代后期, 经济学界进一步从比较优势研究转向竞争优势研究。有的文章认为, 单纯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 单纯依据资源禀赋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 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 就会跌入“比较利益陷阱”, 长期下去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比较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 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为适应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从以比较优势为导向转向以竞争优势为导向实为必然的选择。[64] 在这期间, 王建还提出了具有较大影响的“国际大循环”理论。他认为, 我国经济是发达的重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并存, 对内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 对外引进外资和发展制造业出口的战略, 都不能带动我国经济长期较快地发展。要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 必须走国际大循环的道路, 即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换取外汇, 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的资金和技术, 再用重工业发展后积累的资金返回来支持农业, 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 沟通农业和重工业的循环关系, 达到消除我国“二元结构”偏差的目标。[65] 这一观点, 对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于外资理论, 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突出成绩是大量引进外资,加速经济增长和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截至2016年年底, 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3544亿美元, 中国外商投资存量占全球的比重为5.07%[66]。2017年和2018年, 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201亿美元和1350亿美元。至2010年, 我国已连续26年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从2010年起至2018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每年均超千亿美元。截至2018年7月底, 中国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近2.1万亿美元, 外资企业为中国贡献了10%的城镇就业, 20%的财政收入和将近一半的进出口业绩。[67] 大规模引进外资, 吸引着经济学家研究的兴趣。
关于引进外资的积极作用, 从大量文献中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认为外资对促进就业增加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明显, 大大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三是没有实证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挤出”了有效益的国内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资本共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四是带进了全新的商业模式与管理模式。“总体上,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68]
有的论著还把利用外资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相联系。认为进入21世纪, 中国对外开放已进入新的阶段。中国要“综合考虑作为投资东道国和投资母国之间的利益均衡, 考虑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之间的利益均衡, 考虑保护国内市场和推动别国开放市场之间的利益均衡, 以更积极和主动的姿态参与多边谈判, 借助多边规则, 平衡各方利益”,“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69]
如何处理好引进外资与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 也是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问题, 核心是保护民族工业。有的文章指出, 国内市场保护, 最终是靠企业家, 不是靠行政力量。更重要的是, 一定要靠符合国际惯例的办法而不靠行政办法来保护民族工业。要使民族工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机组成部分, 而不是特殊的被保护者。要从开放角度和积极态度支持适当保护, 而不是从关门的消极的角度搞民族工业的保护。[70]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 经济学界的共识是, 采取逐步放开的方式, 先放开经常账户项目, 资本账户项目放开需慎重。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 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那时起, 人民币开始逐步升值。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看, 此前, 1 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 到2008年年底, 变为1 美元兑换6.83元人民币, 人民币升值21%。到2008年年底, 我国外汇储备达19460亿美元, 居世界第一位, 以后持续增加。2011年至2018年, 每年外汇储备均超3万亿美元。经济学界对于如何使庞大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 更好地发挥外汇储备的作用, 展开了热烈讨论,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对外开放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国策。有的文章对对外开放理论做出如下概括：摒弃封闭半封闭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由内向经济转向外向经济；探索开放过程中的“渐进式道路”,即通过发展经济特区开始进行空间推移的渐进式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 以开放促进体制改革和完善, 推动政府行为规范, 构造经济行政管理新体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积极引进外资, 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走出去”包括对外投资等。在对外开放理论推动下,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放推行了“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战略, 到了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 提出了要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 包括外贸体制改革, 外资、外企、外汇、涉外税收和法律法规等改革, 推进了全面外向型经济发展。1994年扩大对外开放后, 中国开始实施“出口导向”的外向型战略, 并取得了巨大的效益。这一战略转型把中国经济和体制带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中国的奇迹”越来越让世人瞩目。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已表明, 打破旧体制和形成新体制需要开放的推动, 没有开放的推动,旧体制的打破是困难的, 因为开放给了新体制以“增量”的回报,成为打破旧体制的连续的力量。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 是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率的、能在竞争中立足于世界的新经济体制, 因此也就需要一个开放的体制, 而不是一个封闭的体制, 它要吸收人类的先进文明, 并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 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也会在国际市场上（包括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 出现一种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竞争”情况, 出现外部冲击, 产生风险, 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因此在开放问题上以我为主是大国开放的重要战略, 这种战略能够降低国际化带来的风险。[71]
2.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的重大进展
党的十八大后, 对外开放理论随着我国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全方位对外开放而取得重大进展。
2013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首先是放宽投资准入, 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进一步放开一般服务业。
经过几年的努力, 备受广大投资者关注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于2018年12月25日正式对外公布, 标志着我国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单共列禁止和许可类事项151项,比试点版减少177项。2018年6月,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对外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两个清单各有定位、功能不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仅针对境外投资者, 属于外商投资管理范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是适用于境内外投资者的一致性管理措施, 是对各类市场主体市场准入管理的统一要求, 属于国民待遇的一部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72] 紧接着, 2019年3月15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2018年4月, 博鳌亚洲论坛释放出高水平、大力度开放的明确信号, 确定了放宽银行证券股比限制等的时间表。11月25日, 银保监会批准德国安联保险集团筹建安联（中国) 保险控股有限公司, 成为我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2018年, 关税总水平由9.8%降至7.5%。同时扩大金融、汽车等行业开放。
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这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2013年9月,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之后, 又相继在天津、福建、广东、辽宁、湖北等地设立了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区率先开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试点。自由贸易试验区投资负面清单已由2013年的190项减少至2017年的95项, 减少最多的是制造业, 从2013年的63项减少至14项。2018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宣布,“党中央决定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有学者提出, 把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造成开放新高地。认为,“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各项工作中, 关键是形成自由贸易港的制度安排。以自由贸易港制度安排打造全球最高水平开放形态, 不仅是简单对标、对接当前最高标准的开放制度, 而且是为未来推进开放包容共享的自由贸易制度变革做试验储备和压力测试。为此, 要坚持以开放为先、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为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现国家重大战略目标提供重要保障”。[73]
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到2018年, 已经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据商务部材料, 到2018年年初, 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已超600亿美元。[74]2017年, 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进出口总额1.1万亿美元, 2018年, 为1.3万亿美元。
2013年后,“一带一路”已成为对外开放理论研究的热点。有的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了开放国策、外交战略、结构调整、促进增长目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75] 有的学者认为,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产能合作可以选择工业园区模式, 首先基于比较优势甄选产能合作重点国家, 然后通过在这些国家设立工业园区, 在局部范围内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 并带动国内优势产业向阿拉伯国家转移。[76] 也有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面临一些潜在风险：一是相关投资收益率偏低；二是投资安全面临较大挑战；三是私人部门与境外主体出资有限, 从而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成为主要的出资者；四是可能妨碍而非加强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五是可能加深而非缓解沿线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抵制情绪；六是可能加剧与美国的对抗。[77]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实力增强, 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17.2%, 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015年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提出,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作用, 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挥作用, 共同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全面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变革和规则制定, 在全球性议题上, 主动提出新主张、新倡议和新行动方案, 增强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对上述问题发表了看法。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课题组认为,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重点要抓住三个战略平台：G20 机制、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针对不同的全球经济治理领域, 实施中国的参与战略。[78] 有的专家从成员代表性、决策有效性和机构协同性三个方面来衡量, 认为G20是一个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主张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应贯彻立足多边、融入区域的策略, 支持G20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维护WTO在管理全球贸易秩序中的权威性, 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改革, 推动亚太自贸区的谈判。[79]
六 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越来越受重视, 改革开放后着力研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这是邓小平的名言。我们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实行改革开放, 目的也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摆脱贫困和落后, 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 党中央就提出了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实现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的任务。我们不但要敢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还要善于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因此, 经济学界广泛研究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是理所当然的。
1.改革开放前的研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总的来说, 头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不小成绩。1953—1978年,年均GDP 增速达6.1%[80], 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发展不够快, 不尽如人意。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经常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干扰, 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丧失了一些发展机遇；二是脱离国情, 超越阶段, 盲目冒进, 特别是1958年起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 给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为了研究1958年起三年“大跃进”的教训, 北京经济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 在薛暮桥、于光远、孙冶方的共同主持下, 举行了多次关于速度与比例、社会主义再生产、农轻重关系、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问题座谈会, 京外经济学家也发表了不少相关文章,《经济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在这前后发表了大量研讨文章。
关于速度与比例关系问题, 薛暮桥、杨坚白等人说：“不是说在提高速度的时候, 可以不考虑客观的可能性, 可以不考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速度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而且必须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本的比例关系, 这样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81] 高速度必须以按比例“为必要条件”“为前提”,“唯有按比例, 才能取得全面、持久的高速度”。[82] 刘国光说：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在一定时期中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结合。“从速度和比例的种种不同的可能结合中, 选择最恰当的方案, 使国民经济不但能够在当前的计划时期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 而且能够为后续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创造良好的条件。”“尤其重要的是正确认识、掌握速度和比例间的数量关系：怎样的比例, 必然引起怎样的速度；怎样的速度, 又必然要求怎样的比例。”[83]
针对“大跃进”期间要求脱离客观实际的积极平衡和“跃进的平衡”, 有的论著指出, 积极平衡应是“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高度统一所产生的平衡。在客观可能的限度内, 通过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 来改善客观经济条件, 使它们适应起来”。[84]“从实际出发去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是积极平衡而不是消极平衡。如果离开客观可能性而片面地强调需要, 那就不可能组织新的平衡,反而会加剧不平衡。”[85]
计划工作要不要留有余地, 防止比例失调, 也是当时讨论的一个问题。有的文章提出,“留有余地是一个积极的方针”,“‘缺口’是留有余地的反面。我们要留有余地, 就不应当留下这种‘缺口’”。“计划订的必须积极”,“但也必须切实可靠, 决不可以无根据地把不可靠的‘潜力’放在计划之内”。“留有余地, 并不是消极的, 而是积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 而是必不可少的。”[86]
鉴于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的教训, 有的论著还讨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出发点问题。如有的论著明确主张综合平衡应按农、轻、重的次序进行。说“按照农、轻、重的次序进行综合平衡, 就是遵照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这个客观要求, 以农业为出发点, 以农业为中心, 环绕着农业再生产, 兼顾工业再生产, 来安排重工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全部计划, 并求得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87] 有的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生产的目的以及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矛盾的性质, 规定了必须以满足社会需要作为出发点来进行综合平衡”。[88]
关于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制约作用, 有的经济学家在肯定第一部类在扩大再生产的主导作用、决定作用的同时, 认为还必须看到第二部类在扩大再生产的制约作用。因为扩大再生产不但需要有更多的机器设备和原料, 同时也相应需要有更多的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89] 有的文章进一步认为, 把消费资料的作用只归结为制约作用, 不够确切。“因为它令人感到：似乎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 消费资料生产只居于被动地位, 甚至只起牵制作用。事实上, 制约作用不仅存在于消费资料生产方面, 同样地存在于生产资料生产方面；促进作用也不仅存在于生产资料生产方面, 同样地存在于消费资料生产方面。”[90]
针对“大跃进”中提出的所谓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不计工本,不讲经济效果带来的严重损失和惊人浪费, 经济学界特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问题的讨论, 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关于经济核算内容, 有的文章提出, 企业实行经济核算, 不只限于成本核算, 还包括资金核算。因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要消耗一定数量的劳动, 而且要占用一定数量的资金”。“从社会的角度看, 降低某种产品所必须占用的资金, 就意味着提高了资金运用的效果, 用同量的资金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 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劳动的经济效果。”[91] 有的文章则提出,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包括生产中和建设中的经济核算, 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核算,包括生产中的经济核算（主要是劳动成果和生产成本的核算)和建设中的经济核算（主要是投资效果的核算)。前者保证现有生产能力的合理利用, 发挥最大的经济效果；后者保证用尽可能少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 创造出尽可能多的新的生产能力”。[92]
经济核算中有没有一个最综合的或中心指标? 如有, 这个指标是什么? 这也是当时讨论的一个热点, 而且颇具超前性。早在1957年, 孙冶方在《从“总产值”谈起》一文中, 就提出所谓中心指标应该是企业管理的一个中心环节, 抓住了它便能带动其他指标, 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最集中的表现, 它的最大好处, 就在于它反映了生产的实际情况, 能推动企业管理。完成这个指标非但不妨碍其他指标的完成, 而且必然会带动其他指标的完成。[93] 沈经农也持相似观点, 认为中心的指标只能是一个, 而不是两个或更多, 否则就无所谓中心了。经济核算体系的中心指标, 就是利润指标。[94]
2.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及其讨论
改革开放以后, 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讨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92年, 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后,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逐步成为经济学界研讨的第一热点。2003年, 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 如何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 包括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等, 更是成为学界和政界的焦点。由于20世纪末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已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改革问题不像此前那么突出、紧迫, 因此有经济学家认为, 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改革经济学”已逐步演变为“发展经济学”, 研讨主题位置已经转换。[95] 这个论断是有一定根据的。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 1982年, 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 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 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 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 即由一九八○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年的两万八千亿元左右。”
1987年, 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 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 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 到本世纪末, 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 到下个世纪中叶,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 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 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提出,“制订‘十五’计划, 要把发展作为主题, 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 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 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
2002年,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任务。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 集中力量,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 国内生产总值到二○二○年力争比二○○○年翻两番, 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 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还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2003年,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科学发展观。《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 发展循环经济, 保护生态环境, 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七大报告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主要是,“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二○二○年比二○○○年翻两番”。
与此同时, 经济学界也广泛而积极地研究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
一是关于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从1981年2月开始, 北京部分理论工作者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经济发展战略座谈会, 直到1989年3月共举行了49次, 对中国“三步走”“翻两番”战略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翻两番”任务后,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写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一文[96], 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1982年11月23日, 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到北京医院探望孙冶方时, 说：“前几天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 我看过了。你对翻两番的意见是很好的, 对‘基数大, 速度低’的观点的批判是很有力的。中央开会讨论五年计划时, 陈云同志特别提到你的观点, 耀邦同志也很重视你的文章。”[97]
二是关于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在经济学界争论最大的是中国工业化在进入21世纪以后是否已进入必经的重工业化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等持肯定意见。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轨道向前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只有经过重工业化阶段, 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并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我国经济步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时期已成定论, 其主要特征便是我国正式进入‘重工业化阶段’。”“如果抓住了重工业化这一机遇, 中国经济就完全可以保持20年的高增长。”“当前经济既不是总体过热, 又不是局部过热, 也不是没有新特点的正常发展, 而是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以重工业重新大发展为主要特点的历史阶段。”[98]与上述观点不同, 吴敬琏多次撰文不赞同上述观点, 指出上述观点是根据“霍夫曼原理”得出的结论, 而德国的霍夫曼1931年根据20多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变化的经验数据概括出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品生产的增长快于消费品生产的增长的结论, 是在当时还没有把第三产业（服务业) 看作一个基本的产业做出的。在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以后, 霍夫曼原理关于资本品工业（或重工业) 将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预言没有实现, 因为增长最快的是服务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把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命名为现代经济增长, 他的基本结论是,和早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 特别是资本投入不同, 在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的产出高增长中, 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 绝大部分应归于生产率的高增长。据此, 吴敬琏认为, 中国必须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 将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经济作为今后的指导方针, 才有可能实现持续较快增长。在工业化的中后期, 由于对住宅、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需求增加,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会超过对服务业的需求。[99]
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陈佳贵、黄群慧2005年提出了有代表性观点, 认为, 经过20 多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后, 中国已经从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以实现由工业经济大国向工业经济强国转变、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为核心任务的新阶段。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要求选择新的战略。在技术进步战略方面, 应重视战略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加大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投入；在经济增长战略方面, 要切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发展重化工业也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产业发展战略方面, 三次产业要有新的战略使命和发展定位；在经济体制改革战略方面, 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100]
三是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中国经济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迅速起飞, 1978—2008年年均GDP增速达9.8%, 超过同期世界平均增速3%的两倍多, 被世人称为“中国的奇迹”。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在飞速发展中也碰上一系列不可持续的问题,因而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的任务。20世纪90年代, 鉴于当时主要靠资本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而不注重效率提高的外延式扩张的缺陷, 提出了要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21世纪初, 鉴于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难以为继, 提出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的增长方式, 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 显然, 要求转变的内容丰富多了。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之一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 进一步实现三个转变, 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拉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明, 我国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更显紧迫、重要。只有大力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并取得实效, 中国经济才有可能持续实现较快增长。这一点已得到经济学界广泛的认同。有的经济学家指出, 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 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是一项硬工夫、慢工夫, 需要有长远的打算和努力, 需要有改革的深化与之配合, 有时还会同短期的保增长相矛盾, 所以做起来有难度。必须从实现科学发展和又快又好发展出发, 不折不扣落实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三个转变的要求, 才能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均衡较快增长。[101]
四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许多实证研究成果的出版, 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引入, 包括发展经济学的“结构模型”“比较优势”“干中学”等理论的引入, 现代经济增长的研究范式开始流行。1994年, 林毅夫、蔡昉、李周发表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专著[102], 提出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 以后陆续出现“低价竞争模式”和“低价工业化增长模式”等。新的研究范式强调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持续性,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03]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和“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2003年起, 连续在《经济研究》发表十多篇文章, 认为, 一国从贫困走向富裕的路径存在着规律性东西。如以纵轴为人均GDP, 横轴为时间, 中间的曲线为产出线, 则大致呈S形。S形增长曲线又可细分为“马尔萨斯均衡”（贫困陷阱)、“工业革命理论”（经济赶超)、“卡尔多典型事实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理论)、“新经济分叉”（新增长理论) 等若干与相关理论对应的阶段；同时, 针对有些国家经济赶超失败的事实, 给出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阶段。[104]
五是关于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国要不要着力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 还是主要靠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实现城市化, 一直有争议。2007年, 党的十七大总结实践经验, 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 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 培育新的增长极。”有的经济学家曾对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有过系统解释, 提出, 要从片面追求数量扩大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提高, 逐步提升城镇化水平。一方面, 要继续积极推进城镇化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提高各种生产要素对城镇发展的支撑能力；另一方面, 要合理把握城市规模, 优化调整城镇结构, 着力提高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质量,持续稳定地发挥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105]
六是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前, 中国经济除“大跃进”期间出现极其严重的比例失调、黑市价格飞涨外,一般是比较稳定的, 其主要表现是物价基本稳定, 通货膨胀被隐蔽起来了。1979年改革开放后, 经济迅速起飞, 经济增速加快。1978—2008年,年均GDP增速达9.8%, 比1953—1978年年均增速6.1%加快3.7个百分点。在这期间, 也出现过急于求成的问题。有的人主张经济增长应尽量快些, 主张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支撑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在急于求成影响下, 1985年、1988年、1993—1994年、2007—2008年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党和政府不得不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 治理通货膨胀, 以恢复宏观经济的协调和稳定。在这过程中, 也不断有经济学家反对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支撑经济的短期高速增长, 认为这样做既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 也不利于改革的深化。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时, 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就认为, 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价格改革是不能“闯关”的,也是不能成功的。事实正是这样。1988年第四季度, 被迫宣布停止“闯关”, 改为实行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
198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也曾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与发展思路[106], 主张在稳定经济的基础上推进改革与发展。而要稳定经济, 就必须治理通货膨胀。到后来, 尽管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的认识还有分歧, 但多数人认为, 两位数的物价上涨率是应尽力避免的, CPI年上涨率控制在4%左右应认为是比较理想的, 属于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范畴。
实现经济稳定发展, 要求寻找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的均衡点。如果要使物价上涨率控制在两位数以内, 争取在4%左右, 经济增速就不能太高, 根据中国国情, 一般不宜超过两位数, 特别是不能连年超过两位数, 否则必然出现宏观经济失衡。2003—2007年, 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五年达到和超过两位数, 不仅带来2007—2008年的通货膨胀, 而且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造成消费和投资、内需与外需、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失衡。2008年第四季度起经济大幅回调, 虽然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有密切关系, 也是经济失衡被迫进行调整的结果。[107]
七是关于成功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在全球范围率先走出危机的对策和经验。2008年, 全球爆发了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年9月15日美国五大投行之一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前后, 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陷入经济衰退。美国从200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6个季度中, 有5个季度GDP环比下跌, 2009年第三季度GDP开始增长2.2%, 第四季度增长5.7%。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2009年全球经济缩水约2%, 国际贸易额缩水约10%。201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金融危机使银行减记账面价值为2.3万亿美元, 各银行已勾销1.5万亿美元, 还有8000亿美元有待勾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从2008年第四季度起进一步明显化, 当季GDP增速降到6.8%, 2009年第一季度进一步降到6.1%,跌入低谷。主要因素是出口下滑。2009年中国货物出口12017亿美元, 下降16%；进口10056亿美元, 下降11.2%；顺差1961亿美元, 比上年减少1020亿美元。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包括实行4万亿元的投资刺激计划, 使中国经济迅速企稳回升向好。经济学界也以此问题为中心进行研讨, 发表了大量文章,为国家出谋献策。经过各方面努力, 2009年, 中国经济实现了9.2%的增速,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为抢眼。2010年, GDP增速进一步达到10.4%, 已显偏热。
为什么中国经济还能保持正增长而不会陷入负增长和衰退（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即为衰退), 并率先走出危机? 经济学家的分析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 中国金融体系比较健全。1998年以后剥离不良资产, 充实资本金, 国有大银行相继整体上市, 消除了许多隐患。这次金融机构特别是几大银行购买的有毒资产不多,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顶多买了千把万美元, 没有受到多少损伤, 信贷关系照常运转。而发达国家大银行均购买了数以十亿百亿美元的有毒资产。
第二, 中央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2008年11月, 就提出“保增长, 扩内需”,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11月5日, 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项措施, 提出到2010年年底投资4万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出1.18万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除2008年已拿出1200亿元以外, 2009年中央财政已分几批安排了约5000亿元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 拉动内需。在中央投资带动下, 各地纷纷跟进加大投资力度, 有人粗算了一下, 全国各省市已达25万亿元。这些举措, 使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度提高。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30.1%。这是2009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第三,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促进居民增加收入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包括增加对农民种粮补贴, 购农机和汽车补贴, 家电下乡补贴, 增值税转型, 降低小排量汽车的车辆购置税, 降低房地产税和股市印花税, 增加医疗补贴, 提高最低生活补贴标准, 增加廉租房、限价房供应, 增加灾后重建基金, 等等。这些都直接拉动消费需求。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 比上年增长15.5%,实际增长16.9%, 比2008年的14.8%提高了两个多百分点。
从2009年下半年起, 全球经济在各国实行强刺激政策下缓慢复苏。2009年年底, 迪拜世界债务危机后, 欧洲一些国家如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也在一段时间内面临主权债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经济不可能像2008年以前那样, 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高增长, 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也不允许,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显刻不容缓, 从“快”字当头转变为“好”字当头成为增长可持续性的唯一选择。
八是中国经济需转型：从过分追求数量扩张转为注重质量效益。进入21世纪后, 中国经济增长加速。2003—2007年, 连续五年以两位数和两位数以上速度增长。2008年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 由于政府实行强投资刺激等一揽子计划, 2008年和2009年仍实现9.6%和9.2%的增长。2009年,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经济高速增长, 中国许多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首位。这说明, 中国经济在规模和数量扩张上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令世人瞩目。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工业大国。
与此同时, 也要看到, 由于经济基本上沿袭粗放扩张模式高速增长, 积累了不少不协调问题, 制约着中国经济的稳定、高效和可持续增长。这包括：储蓄与消费失衡或投资与消费失衡, 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降到50%以下, 其中居民消费2010年降到只占GDP的35.6%；内外需失衡, 过度依赖外需, 出口依存度太高, 2007年达36%, 比1998年的18%高一倍, 而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失衡, 资源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瓶颈”；区域、城乡发展失衡, 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且未能很好地扭转, 特别是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太低, 2010年,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3471元, 而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才4382元, 不及前者的1/3,表明经济发展的成果未能很好惠及全国人民。在上述几个失衡中, 关键是投资与消费失衡, 或储蓄与消费失衡。投资增速很高, 产能过剩, 国内消费不足, 只好靠扩大外需找出路, 出口依存度一路攀升。投资增速很高, 粗放扩张, 必然要付出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投资增速很高, 在于追求GDP的快速增长, 财政用于公共服务支出太少, 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和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力严重不足, 不能很好地缓解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和收入差距, 不能有效扭转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冲击使中国的失衡问题和粗放扩张问题突出起来,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经济转型, 即从追求数量扩张型转为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型, 使经济真正走上稳定、协调、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科学发展的轨道。
经济转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没有十年八年的努力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为顺利推进经济转型,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最重要的有三条。
第一, 适当放缓经济增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问题的根源都在于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增长。看来, 中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 就应对增速进行适当控制, 以便使工作着力点从追求数量规模扩张转为着力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如果还是惯性地盲目追求GDP的高速增长, 那么转型是很困难的。
第二, 致力于调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是很艰巨的任务, 要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降能降耗减排,而且要用慢工夫, 急不得, 甚至在一届政府任期内不一定能明显见效。所以, 一些政府部门一直对此没有多少兴趣, 这是一个大问题。调结构范围更广, 经济结构除产业结构外, 还包括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内外需结构、人与自然是否和谐等。其中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节能减排等, 是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致的。调结构最重要的是调整投资消费结构, 大力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努力抑制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不正常现象；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减排, 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城市化进程, 加快农民转为市民的进程, 这是今后扩大内需最为有效的选择；等等。
第三, 深化改革,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有许多途径。如推进科技创新,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大幅度增加研究与发展投入；完善法律法规, 健全法治环境；完善支持和鼓励各种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 停止执行一切逆向调节的政策；完善各项技术标准, 制定必要的准入标准；深化改革, 促进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深化改革,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是深化政府改革, 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追求GDP增速的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切实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保护环境职能, 切实改变目前政府介入经济过深的状况。二是价格改革, 加快推进资源产品价格改革, 使其能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 发挥价格杠杆推动资源节约、保护环境的作用, 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是财税改革, 尽快向公共财政转型。要扩大消费, 改善民生, 就必须尽快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鉴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炒风很盛, 要尽快实施物业税, 以抑制对房地产的过度和投机需求。四是金融改革。要吸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极力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业要很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促进资源配置优化。发展中小银行, 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继续完善和发展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等。五是深化垄断行业改革, 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 引入竞争机制, 这对于加快金融、电信、铁路、公用事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 增加服务业就业, 有重要作用。要大力增加就业, 而要增加就业, 主要靠发展第三产业。这就必须克服各种体制障碍, 打破各种“玻璃门”, 在可以放开市场的所有领域特别是服务领域放开市场, 引入竞争机制。六是推进各项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助于扩大消费的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 很难迈步, 因此, 必须制定中长期规划, 必须有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 才能使改革深入下去。需要指出的是, 有的经济学家, 已以中国经济转型为题, 写出专著, 并受到广泛关注。这里特别值得推荐的是由迟福林主编的《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108] 一书。
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持续稳定增长及由此引发的深入研讨2014年11月9日,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 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 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 居民收入占比上升, 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新常态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增速换挡, 从近两位数高速增长转换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而其实质则是经济转型主要是发展方式转变, 从注重数量扩张转为追求质量效益。
接着, 2015年年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 并明确2016年主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落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其中创新是第一位的。
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 成为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
第一, 如何认识新常态?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新常态不完全是速度换挡, 更主要是经济转型。经济转型主要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同时, 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要随着经济发展得到同步提升。有的专家提出, 应把提高生产率作为新常态发展主动力。认为,“在我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 生产率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几年我国生产率提高速度放缓, 是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普遍经历的规律性现象, 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达到新水平的表现。但这也提醒我们, 今后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 充分释放生产率提高潜力, 使生产率提高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动力”[109]。有的专家也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从表象上看是经济增长减速换挡, 但从本质上说是发展动力的转换和重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迫切要求将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切换到创新驱动上来。这里的创新驱动是广义和综合的, 核心就是提高生产效率, 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要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和重塑, 就要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效增长, 将提高效率和效益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讲, 新常态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 也是我国经济实现由大到强的过程。”[110]
第二,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此, 权威人士给出系统的说明。指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 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 从理论到实践探索的结晶。
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 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2013年, 中央认为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 明确了我们对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2014年, 中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 对此做了系统性理论论述, 既进一步深化了“怎么看”, 又为“怎么干”指明了方向。2015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既深化了“怎么看”和“怎么干”的认识, 又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理论思考到具体实践, 都做了全面阐述, 从顶层设计、政策措施直至重点任务, 都做出了全链条部署。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曾经在我国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现在再按照过去那种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来做, 不仅国内条件不支持, 国际条件也不支持, 是不可持续的。不抓紧转变, 总有一天会走进死胡同。这一点,一定要认识到位。要发挥我国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 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调整经济结构, 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发展, 这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经的阶段。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施“五大政策支柱”, 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战略上我们要着眼于打好持久战, 坚持稳中求进, 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我们要抓住关键点, 致力于打好歼灭战, 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完成好“五大重点任务”要全面深化改革。“五大重点任务”的具体内容非常多, 但病根都是体制问题。无论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提升有效供给还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解决的根本办法都是依靠改革创新。[111]
201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编著的《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书中指出, 当前, 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主要矛盾正在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 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不是周期性的, 而是结构性的, 面对的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 因而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政策实现经济反弹, 而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重塑经济发展动力, 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书中还对改革做什么和怎么做给出系统的说明。
第三, 关于新发展理念。有的专家认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充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 对关于发展的目的、方式、路径、着力点、衡量和共享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全面回应, 具体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其中, 创新发展着眼于培养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新动力；协调发展着眼于发展的健康性；绿色发展着眼于发展的永续性, 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开放发展着眼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实现内外发展联动；共享发展着眼于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目的”。[112] 有的论著也指出, 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 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结晶, 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 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113]
第四,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2017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任务。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从十九大到二十大, 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并提出, 从2020年到2035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 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 再奋斗15年,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步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 2018年1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现代化经济体系, 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并指出主要构建以下体系和体制。一是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 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贡献份额不断提高, 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二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 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三是要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四是要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 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陆海统筹整体优化, 培育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加强区域优势互补, 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五是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 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六是要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七是要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七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梁八柱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 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对如何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了深刻的论述。2015年11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强调,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6年7月8日, 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 又指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 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 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与探索, 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
到2018年为止, 我们还没有写出一本公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著作。这主要不是由于中国经济学家不努力, 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 现代化尚未实现, 经济体制还不够成熟、定型。但是,我们也不能只是等待而无所作为。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已经涌现和概括出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同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的, 我们现在就有条件认真研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四梁八柱, 并且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
2014年, 胡乃武教授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至少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的理论。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理论。五是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理论。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七是社会主义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九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发展理论。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理论。[114]
常修泽教授认为, 要以人的发展作为核心思想来贯穿经济学理论体系, 并建议“一个顶层, 三道横梁, 若干支柱”, 由此形成一个理论体系。一个顶层是以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作为顶层设计的基本导向, 或者叫核心。三道横梁是：在所有制关系上实行混合所有制,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市场经济, 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在于共同富裕。若干支柱即四个过程：一是生产过程, 写人的自主决策与创新。二是流通过程, 讲人与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及其模式创新。三是分配过程, 强调要素按贡献分配与人的心灵创造力的发挥。四是消费过程, 讲怎么样自由选择, 满足消费者的多方面的需求。[115]
胡家勇教授认为, 从经济学领域看, 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理论创新主要是提出了“四个重大理论”, 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核。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三是科学发展理论；四是对外开放理论。[116]
黄泰岩教授认为, 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四梁八柱”, 一是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发展阶段理论,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时代背景。二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理论,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制度基础。三是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运行体制和机制。四是创立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的全面、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理论,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发展道路。五是创立了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理论,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开放型经济体制和机制。[117]
2018年张卓元、胡家勇、万军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四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对改革开放后的理论创新列出如下十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主要支柱。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四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五是收入分配理论。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理论。七是对外开放理论。八是经济发展理论。九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十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可以预期, 随着研究和讨论的深入开展, 一方面, 将提出更多有价值的见解, 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梁八柱”。另一方面, 将逐步达成共识, 或使共识不断增加, 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打下越来越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以后, 有的经济学家提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发表了一些论著。如张占斌发表了《努力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文[118], 文章认为, 加深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需要重点把握三个维度：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是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改革与发展成就；三是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蔡昉、张晓晶的《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专著, 对这一重大课题做了系统的探索。全书共六章, 分别是总论, 认识论与方法论, 遵循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逻辑, 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常态,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八 经济学方法重大革新：注重创新, 紧密联系实际, 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有用成果, 重视实证研究和数量分析, 勇于提出各种对策建议, 各种评比和奖励活动逐步展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伴随着经济学研究的逐步深入, 经济学方法也有重大革新。举其要者有以下几点。
1.注重理论创新, 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创新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 直至改革开放前, 不少经济学论著受教条主义束缚, 比较热衷于对经典著作的注释, 或者规律排队, 或只做简单的政策宣传, 缺乏独立思考, 不愿标新立异, 创新精神不强。由于政治与学术界限很难划清, 新的观点一冒出来, 常常被扣上可怕的政治帽子进行批判, 实际上扼杀了人们的创新精神, 把真理的声音压下去了。这样, 百家争鸣的方针根本无法很好贯彻。对马寅初人口理论和孙冶方价值论的大批判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改革开放后, 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经济学家们大开眼界, 逐步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禁锢中解脱出来, 深入现实生活, 勇于探索, 大胆创新, 做出了一个又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不断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理论、对外开放理论、中国式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等, 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它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励理论创新并以身体力行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同经济学家的大胆探索并硕果累累相结合, 使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创新成果成为中国经济论坛的主流。
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也要勇于创新。21世纪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体现了这一点。2000年10月,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 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此后, 经济学界开展了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入研讨。主流的观点是, 马克思关于只有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论断是正确的, 至今没有过时。尽管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 但未获多少人认同。与此同时, 也要看到, 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崛起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逐渐增大, 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已达60%、70%以上, 所以, 应肯定大量的服务劳动, 包括商业劳动、客运、通信、咨询、金融服务等, 也应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这也说明,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也是要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
2004年以来, 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 已于2011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为刘树成、吴树青、纪宝成、李兴山、张宇和胡家勇。该书的任务就是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本书修订版将于2019年发行。
2.紧密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实际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 是经济理论研究逐步走出科学的殿堂, 广泛参与和紧密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农业人口原来占80%的发展中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既要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的课, 又要使广大民众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一方面, 这一伟大的实践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研究的支持和提供各种选择方案,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路子；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的实践, 又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材料和经验。特别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 是全世界经济学家都很有兴趣研究的重大课题。中国经济学家责无旁贷, 正在从多方面进行探索, 对大量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 寻找其客观规律性, 不断丰富经济科学宝库。
经济理论研究紧密联系实际的一个突出表现是, 改革开放后,不少经济学家成为党和政府决策的智囊, 一些经济学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发言人, 还有一些专家参与党和政府重要文件起草工作, 一些经济学家担任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顾问, 经济学家被人们誉为“时代的宠儿”。2013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此后,智库建设进入快车道, 并在国家经济决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在社会实践巨大需求的推动下, 各种应用经济学迅速发展, 一派繁荣景象。金融学, 财政学, 国民经济管理学, 国际贸易学, 区域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统计学, 数量和技术经济学, 国防经济学, 市场营销学等, 都有很大发展, 论著甚丰, 学者日众。各种经济管理学科, 包括工商管理（内含会计学、企业管理、旅游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 农村经济管理, 公共管理（内含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 等, 也成为研究和学习的热门, 吸引着越来越多有志于经济学研究与学习的人。
3.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有用成果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西方经济学, 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其他一些应用经济学等。它们以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西方经济学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是自然的永恒的, 这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另一方面,它们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从中概括出的原理和概念, 对我们认识和掌握市场经济活动的规律, 是有用的, 不可轻易否定。比如, 凯恩斯关于用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降低失业率等理论, 对我国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就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西方经济学关于用立法形式规范市场经济活动进行市场监管等也是适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中一系列金融创新理论也很值得我们借鉴。一些西方经济理论, 也被人们用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 其中有产业组织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制度效率理论、成本—效益分析理论、现代公司理论、厂商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西方经济学中稀缺性、机会成本、边际效用、均衡价格、全要素生产率、GDP和GNP、生产函数、消费倾向、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概念, 也是我们分析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当然, 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改革开放前, 几乎是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 否定西方经济学中包含现代文明的成果；现在则存在另一种倾向, 全盘肯定西方经济学,似乎用西方经济学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是非常片面的认识。封闭僵化不行, 改旗易帜也不行。正确的态度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为指导, 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有用成果, 认真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的规律性, 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 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
为了学习和借鉴, 改革开放后国内出版了大量西方经济学代表作, 除了过去翻译出版的斯密、李嘉图、凯恩斯、马歇尔等人的著作外, 还翻译出版了萨缪尔逊的《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进入21世纪后, 还翻译出版了多恩布什的《宏观经济学》、克鲁格曼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等。[119]
4.重视实证研究和数量分析
“文化大革命”前, 经济学论著一般只有大体规范的分析, 调研报告都不多。改革开放后实证研究开始流行起来。经济研究既要进行规范分析, 也要进行实证分析。过去, 我国经济学界论著不少是从概念到概念或政策注释, 不利于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性, 影响经济研究的创造性思维。实证分析主要对经济运动和经济过程进行客观的如实的描绘, 分析其中的机理, 而不对其做价值判断, 也不必提出必须如何、要求怎样等说教。实证分析特别是其中的案例分析, 类似于毛泽东倡导的“解剖麻雀”, 有助于经济研究从具体的典型入手, 掌握资料和信息, 以便于寻找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并通过多个案例的比较, 发现一些重复出现的共同的东西, 使经济理论研究不脱离实际、违背认识的规律。一个时期以来, 许多经济学博士论文, 都进行实证分析,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案例研究也不仅见之于实证分析的论著中, 还出版了专门的案例研究论著,对推动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经济理论研究离不开统计资料和数量分析。从概念到概念, 没有数据的文章, 很难成为经济科学论文、学术论文。“文化大革命”前, 我国经济学界比较注重对生产关系及其变革研究,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影响下意识形态味道很浓, 对数量分析不够重视。改革开放后, 经济学界不仅重视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问题研究, 而且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问题和具体政策等研究, 这就要求有充分的数据来分析问题和论证自己的观点或对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 对经济运行进行数量分析的文章越来越多, 运用数学模型分析经济问题的文章也越来越多, 像进出口依存度、能源消费系数、电力消费系数、投资率、储蓄率、消费率、投资消费出口贡献率、城市化率、CPI和PPI、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人口老龄化率, 等等, 几乎是经济学文章不可或缺的。这是一个好现象, 有助于打破人们对经济学是不是一门比较精密的科学的疑问。
5.勇于提出各种对策建议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如何又好又快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是经济学家的主要关注点和着力研究的课题。为了更好地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经济学家们都自觉地努力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可操作的对策建议或政策建议。党和政府也鼓励经济学家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智力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 各地区、各企业都处于竞争环境中, 地方政府和企业都经常要求经济学家为本地区、本企业如何提高竞争力、加快发展建言献策。因此, 经常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们进行各种咨询活动, 官方半官方经济咨询机构、各种各样的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 也为经济学家大胆提出各种对策建议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不仅地方和企业需要经济学家建言献策, 中央政府同样需要经济学家建言献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政府调节和宏观调控的经济, 如何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运行, 如何制定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也需要经济学家提出好的建议和对策。各种各类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和预测报告很受重视, 各种经济改革方案也可供政府和决策部门选择。进入21世纪, 经济咨询活动也不限于国内咨询机构和团体, 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有关机构、跨国公司驻华机构等, 也不断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比如, 2005年我国制定“十一五”规划时, 世界银行就主动提交了《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政策》（2004年12月)的系统报告；与此同时, 联合国驻华机构也提出《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联合国系统驻华机构对中国“十一五”规划的箴言》（2005年7月) 等,其中提供了许多可供我国借鉴的外国经验和数据。2011年12月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由林重庚和迈克尔·斯宾塞撰写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和建议》一书, 也是受有关部门委托完成的研究成果。该书从国际大视野出发, 运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 精心选择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可能遇到的重要问题加以研判,并提出富有远见的政策建议。该书由于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有重要参考价值, 被授予第十七届（2016年度)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现在看来, 国际组织和外国专家的参与, 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更好地用世界眼光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是大有好处的。
6.促进经济科学繁荣的各种评比和奖励活动逐步展开
一是1955年中国科学院评选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61 人,其中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有14 人, 他们是陶孟和、狄超白、郭大力、黄松龄、骆耕漠、马寅初、千家驹、钱俊瑞、沈志远、王学文、王亚南、许涤新、薛暮桥、于光远。这是最高学术荣誉称号。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评选出首批经济学研究方向13位学部委员和20位荣誉学部委员, 以后2010年、2014年、2018年各增选一次。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件规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 为终身荣誉”。一批高校也相继评出文科的资深教授或一级教授、特级教授等。
二是2009年, 为庆贺新中国成立60周年, 由吴太昌、张卓元、吴敬琏、厉以宁、刘伟主编, 黄达、林兆木、周叔莲等19位经济学家组成的论证及编辑委员会论证确认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4位经济学家, 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4位经济学家》共8册, 该书除刊登每位经济学家的学术贡献简介外, 还收集了他们的三四篇代表作。
三是1997—1998年, 为了回顾与总结新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程与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广东经济出版社联合发起开展了“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论证、遴选活动, 最终投票选出以下10 本著作, 并作为丛书于1998年9月由广东经济出版社结集重新出版。这10本著作是：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稿》,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于光远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 卓烔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蒋一苇的《论社会主义的企业模式》, 刘国光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 厉以宁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吴敬琏、刘吉瑞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2013年、2014年、2015年, 科学出版社分别出版《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三册, 第一分册收集48名学者, 第二分册收集56 名学者, 第三分册收集60 名学者。这套书总主编钱伟长, 经济学卷主编张卓元、厉以宁、吴敬琏。
四是开展了各种评奖活动。影响最大的当推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3年6月, 为纪念中国卓越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 鼓励和推出新人, 繁荣我国经济科学事业, 由薄一波、姚依林、宋平、谷牧、张劲夫、荣毅仁、薛暮桥、汪道涵、许涤新、于光远、徐雪寒等发起成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会（后改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从1984年起, 每两年评选一次,到2016年已评选十七届, 共评出著作55 部, 论文175 篇, 颁发奖金约500万元。目前一批活跃在经济研究和教学领域一线的骨干,是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或论文奖获得者；也有一批学者型经济官员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004年, 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中宏基金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学奖, 也颇有影响。共评出“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4 人, 他们分别是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和吴敬琏, 每人奖金30万元。但由于种种原因, 这一奖项没有继续下去。
2012年起, 吴玉章基金委员会每年评选2—3位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奖者, 截至2018年, 获奖的经济学家依次为邬沧萍、张卓元、黄达、卫兴华、厉以宁、吴易风。
此外, 还有由一些经济学家冠名的奖项, 如薛暮桥价格研究奖、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奖、许毅财经科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刘诗白经济学奖、董辅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 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执笔人：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