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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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介绍的是讨论会总的情况。具体来说, 这次学术讨论会前后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商品、价值问题有比较突出的研究进展。
第一, 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 有的同志提出, 社会主义经济既是计划经济, 又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存在不能只由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两种形式来解释, 而主要是由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 包括各个生产者集体之间, 在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还有经济利害关系决定的。因此, 社会主义企业, 不管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 它们既是公有制的一个生产单位, 同时也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41] 有的文章还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经济表述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42] 这些观点, 对研究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 是很重要的。
第二, 全民所有制内部交换的生产资料在实质上也是商品。还在20世纪50年代, 仲津（于光远) 等同志就提出, 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交换的生产资料也是商品。[43] 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但当时多数经济学论著都持相反的意见, 即认为这部分产品不是商品。我国的物资管理体制, 也是按照这些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公式设计的。但是, 20多年的实践证明, 这种认识和物资管理体制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本性和发展要求的。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 对它实行计划调拨和配给制, 造成一方面物资严重积压, 另一方面物资严重不足, 经济效果很低等弊病。应当从理论上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在实践上逐步创造条件把生产资料的流通逐步转移到商业轨道上来,用各种经济杠杆来调节和保持供需平衡, 并督促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增加品种, 提高质量, 降低消耗, 改善技术服务。
不少同志从分析全民所有制内部关系的特点来论证生产资料仍然是商品。
有的说, 国营企业交换生产资料时, 不能说根本不发生所有权的转移, 因为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是归各企业长期占有、使用和经营管理的, 而且这种所有权与占有、使用、经营管理权的一定程度的分离, 又是同各企业的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所有权终究要归结为经济利益。既然企业间买卖生产资料与各自的经济利益相联系, 那么, 生产资料的买卖就实际上发生一定意义的所有权转移, 从而这类生产资料还是商品。
有的说,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是分为利益有差别的不同的个人和集体的, 这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劳动本质差别已经消灭, 实行按需分配, 从而个人和集体之间已经不存在经济利益上矛盾的“全民”是有差别的, 它是“不完全的全民所有制”, 它们互相交换自己产品的时候, 还必须用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调节它们之间的经济利益, 所以还是商品。[44]
有的说,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以全民所有制为主的包括有部分集体所有的公有制, 或者说包含有部分地方所有制和企业所有制的全民所有制。这样的所有制形式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存在的, 它决定着全民所有制内部生产的产品是商品, 它们之间的交换是商品交换。
把商品生产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从过去那种由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来研究, 转入全民所有制内部关系来研究, 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第三, 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仍然起调节作用。过去在斯大林著作的影响下, 一般都否认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起调节作用,把有计划发展规律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前一时期有许多文章, 强调有计划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都包含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这是两者都对社会主义经济（包括生产和流通) 起调节作用的共同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经济几次遭到破坏, 都是既违背有计划发展规律又违背价值规律的结果。从实践来看, 一些过分强调集中统一计划领导、不重视价值规律调节的国家, 都碰到带有共同性的问题, 即重要比例关系失调, 产品品种少, 质量差, 消耗大, 效率低, 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今后, 应在经济管理中首先尊重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同时, 重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都应把有计划规律的调节作用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统一起来, 结合起来。这样, 就从理论上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相互排斥论。[45]
孙冶方还进一步认为, 千规律,万规律, 价值规律第一条。说：“对整个社会主义生产来说, 起决定作用的毕竟是时间节约意义上的那个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46] 此前, 孙冶方还提出, 要以“价值”为红线, 来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47]
第四,对社会主义经济应当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既然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 有计划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共同起调节作用, 因而应当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计划调节说明社会能够自觉地按比例地安排社会生产, 市场调节则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同时, 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互相渗透的, 计划调节离不开利用市场机制, 市场调节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 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有的同志指出,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究竟以什么为主的问题, 这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 并与我们的改革按照什么样的模式来考虑有关。如果强调集中, 那就自然以计划调节为主, 在这个前提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反之, 就要更广泛运用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选择哪种途径要慎重, 要很好地研究。许多同志认为, 集中过多和分散过多都不行。应当从我们自己的情况出发, 走出中国式的道路来。[48]
第五, 应当给企业（公司) 以相对独立商品生产者必须具备的一切职能和权限, 使企业在人财物、供产销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这样, 就能使企业的经营成果同企业职工的物质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 使企业职工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改善本企业的经营管理, 使企业具有内在的经济动力。1980年年初, 蒋一苇进一步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 指出企业是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实体, 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49]
第六, 开展必要的竞争。竞争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个客观规律, 也是加强和改进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机制。竞争与竞赛的区别主要在于, 在竞争中, 那些长期甘居落后而使产品成本很高或不为社会需要的企业将被淘汰。社会主义经济在计划指导下, 开展一定程度的竞争, 可以成为一种外部的强制力量, 迫使企业和部门努力上进。
第七, 有的文章还进一步提出和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些是颇有远见的论断。[50]
第八, 为了适应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要逐步实行按生产价格定价。生产价格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提出来了, 但赞同者寥寥无几。现在主张按生产价格定价的人多了一些, 他们的论据,同“文化大革命”前比较, 也有以下的发展：（1) 从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使劳动者及劳动者集体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 来论证按生产价格定价是正确评价劳动成果的标准。（2) 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包括实行资金税, 基本建设投资逐步实行贷款制度, 流动资金逐步实行全额信贷制度等方面, 来说明产品要按生产价格定价。（3) 从社会主义经济还需要实行一定程度的竞争, 包括部门之间要比较投资效果和经济效果, 来论证按生产价格定价的客观必要性。[51]
有的文章提出, 要对现有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降低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价格, 都是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措施, 但最根本的, 还是要靠提高工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52]
这次学术会议的讨论表明, 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价值理论问题的研究, 要从实际出发, 而不能从本本出发。从实际出发, 理论就生动活泼, 就对实践起积极作用；从本本出发, 理论研究就死气沉沉, 并远远脱离实践。讨论中出现的一批论著, 能够把马列主义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概括出新理论, 而不囿于过时的原理和结论。正因为采取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才使理论研究具有创造精神, 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积极的作用。
这次学术会议的讨论表明, 在我们这样一个原来资本主义很不发展、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国家, 革命胜利以后, 发展商品生产,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 常常受到误解, 困难重重。有些人用小生产眼光来看待商品货币关系, 采取排斥、反对的态度。这往往助长自然经济观, 助长对待商品经济宁“左”毋右的态度。这就不利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次学术会议的讨论还表明, 认识真理的过程是复杂而曲折的。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 真理被多数人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在学术研究上真正贯彻“双百”方针, 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严格区别开来, 才能防止扼杀真理、打击坚持真理者的悲剧重演。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 在我国的论坛上就提出过实践是检验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方案、措施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的主张, 但是, 那时一些条条框框还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 这个问题不可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和重视。只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 在经历了国民经济两起两落的痛苦教训后, 我们才能深刻体会实践检验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央号召理论工作者研究和解决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的新问题, 这是在解决这一任务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提出来的。人们相信, 只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和百家争鸣的方针, 我们就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把社会主义商品、价值理论问题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 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商品、价值问题。因此, 商品、价值问题研究的任何新的进展, 都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价值问题的研究, 像任何科学问题的探索一样, 是一个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 人们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只能一步步地前进, 很难毕其功于一役。
（执笔人：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