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1984年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莫干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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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9月3—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 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 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改革所处的关键时期, 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己发起、组织召开的这次学术讨论会, 标志着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群体的历史性崛起。这次会议不仅为此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某些重要的思路, 也对新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莫干山会议”一再被提起, 并被称作“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件大事之一”[100]。2018年11月, 即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前, 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播放了五集电视纪录片《论剑莫干山》, 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这里根据笔者掌握的历史资料和其他与会者的回忆并参考相关文献, 做一阐述[101]。
第一节 莫干山会议的背景、筹备及会议召开概况
一 会议的背景
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最初的几年, 改革的主战场在农村,城市只进行了企业层面局部的放权让利试验。随着改革的深化, 到1984年, 整个国家面临如何由农村改革和企业局部试点拓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课题。从当时的情况看, 农村改革已经有所起色, 但城市改革尚未起步, 而且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 整个改革举步维艰。此时此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都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共中央做出决定, 拟在1984年10月召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对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重要决策。
从理论上来说, 当时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 即到底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惯性运作, 还是另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路? 从实践上来说, 遇到的问题更多,比如, 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到底是什么? 如何在计划经济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把它改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如何推进价格改革, 使价格能提供正确的市场信号、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 如何实施政企分开, 打破行政区划, 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 特别是怎样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创办新的经济开发区, 并通过进一步开放来倒逼经济体制改革? 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做出明确的回答。为此, 拟作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之前, 需要社会各方面, 包括中青年经济学者为中央献计献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 积累了相当多的人才, 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开始崭露头角。此时, 大体有三支队伍引人注目。一是高等学校的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地方社会科学院中青年研究队伍；三是在京的中央和国家部委的相关研究机构, 以及挂靠在相关部委、具有民间“基因”的研究组织（如“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简称“农发组”)的中青年研究人员。除上述专业研究队伍外, 在民间还有大量的关心改革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在执着探索。
这些不同系统、不同方面的中青年经济学者, 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其中有不少亲身经历过农村生活的磨难), 对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有比较深刻的洞察, 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及人性遭受的压抑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他们思想解放、知识新颖、敢想敢说, 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青年经济学者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调整与改革若干阶段问题的看法》[102] 就是其中例证之一。类似有价值的成果, 在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内蒙古、陕西等地中青年经济学者中也有显露。所有这些都为召开莫干山会议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二 会议的酝酿和筹备
从笔者掌握的历史资料和亲身经历来看, 莫干山会议是由中青年经济学者民间发起、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相关人员参与和支持的一次“民办官助”的会议。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 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现有文献表明,“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酝酿及会议地点确定在“莫干山”, 是由当时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朱嘉明、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刘佑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黄江南、《经济学周报》张钢等多次酝酿、商议提出[103], 并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支持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 由中青年经济学者民间主办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 实有困难。于是采取由中央级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的会议模式。《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先后参与作为联合主办单位。其中《经济日报》发挥了较大作用。
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副总编辑丁望)发布了一条颇为引人注目的新闻, 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 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消息指出：“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 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以文选人”的模式。就是这条“英雄不问来路”的“以文选人”的消息, 对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中青年产生不小吸引力, 在全国各地引起反响。
从6月12日“征文”到8月15日, 短短两个月内, 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 多篇论文, 平均每天20 余篇。论文作者既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 也有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士, 反映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愿为改革大业贡献才智的使命感。
会议筹备组日常工作由北京的中青年学者承担。其中论文评审组任务繁重, 组长为王小鲁、周其仁, 副组长为朱嘉明、卢迈、宋廷明、高梁。由于来稿踊跃, 遂扩大阅稿队伍, 张少杰、蒋跃、夏小林、高善罡、贾康等先后参与审阅。选文章的宗旨是, 不讲学历, 不讲职务, 不讲职称, 不讲关系,“以文选人”。
经过两个月的认真审阅和选拔, 至8月中旬敲定会议名单。除通过论文入选的代表以外, 还有一部分是发起、组织、筹备会议的中青年学者和少数当时已经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 共计124 人。在这124 名代表中, 按系统来分, 高等学校占30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地方社会科学院占24 %；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占14 %；党政机关占16 %；企业界占10 %；此外, 还有新闻界占6 %。按地区分, 北京（包括中央在京单位) 占 42 %；上海占9%；天津占6%；除三大直辖市之外, 来自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代表较多, 如浙江10 人、广东8 人；此外, 西部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代表, 如陕西6 人, 新疆、西藏都有代表参加。除上述124 位代表外, 另确定中央有关部委代表和浙江特邀及列席代表。
会前, 筹备组成员向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报告了会议的准备情况（在这方面, 刘佑成做了大量工作), 获得支持。到8月底, 各项筹备工作准备就绪。
三 会议的召开概况
经过前期的准备, 1984年9月3日莫干山会议在莫干山450号正式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论文入选作者（及一部分筹备会议和受邀学者代表) 124 人、中央有关部委代表8 人, 浙江特邀及列席代表19人, 加上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新闻界代表、浙江有关方面负责人等, 共计18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 与会者中, 有部分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工作的相关人员。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中宣部理论局贾春峰、中央组织部青干局闫淮等（会议期间, 时任赵紫阳秘书的李湘鲁、时任张劲夫秘书的孔丹等也曾到会, 但会议名单中未出现), 这些与会人员虽以个人身份参加, 但鉴于其工作背景, 实际上对会议形成了有力支持。
为保证会议按既定目标顺利举行, 会议期间设有领导小组,由主办单位的领导组成, 包括《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及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社长冯兰瑞、总编辑王瑞荪,《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等。秘书处由张钢任秘书长, 刘佑成、徐景安、黄江南为副秘书长, 朱嘉明、周其仁、王小鲁等为主要成员。
会议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 分下列八个专题讨论：关于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关于国有企业“自负盈亏”问题；关于对外开放问题；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关于发挥中心城市功能问题；关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关于政府经济职能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理论问题（如商品经济、所有制问题等)。讨论中打破传统的会议模式, 在会上不宣读论文, 不作空泛议论, 而是紧紧围绕专题, 各抒己见, 会议还创造了“挂牌讨论”等新鲜形式, 洋溢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