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网络与新媒体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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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月20日，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的开端。从此，网络开始改变普罗大众的生活方式，并形塑着信息时代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这一年亦是网络与新媒体学的开始之年。作为新闻传播学中最年轻的一个分支，网络与新媒体学在过去25载中伴随着网络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产业的壮大而逐渐兴盛起来，成为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界中的显学。中国的网络与新媒体学从诞生之初便与技术紧密相扣，与产业交相辉映；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为中国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提供理论解读与思考分析，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学术贡献。网络与新媒体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因此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这个一级学科内部，网络与新媒体学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改革者”与“颠覆者”的角色。

第一节网络与新媒体学科发展历程

一概念界定

从1994年中国互联网诞生开始，“网络媒体”一词逐渐被广为接受。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媒体”一词被广泛应用在计算机及其他电子媒体，直至在互联网开始普及后与网络媒体产生极大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直接将新媒体与网络媒体等同。为了讨论的完整性，本章对这两个概念并不刻意区分。尽管新媒体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词汇，但其概念的界定却一直存在着争议。通常，引用较多的是彭兰的定义：新媒体主要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与平台”，以及相关从事新闻与其他信息服务的机构。[1]

二学科发展历程

国际上的新媒体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始于肖特（Short）、威廉姆斯（Williams）和克里斯蒂（Christie）的社会临场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的提出。[2]中国内地的新媒体研究因起步略晚而跨越了前网络时期，直接进入网络时代。1994年朱光烈教授针对信息高速公路提出的“泡沫论”通常被认为是国内新媒体研究的开端。在此之后的25年时间里，中国互联网作为世界互联网的一部分，经历了Web1.0时代的启蒙，千禧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Web2.0早期的狂欢，社交媒体的异军突起，以及近期的智能化革命。而中国的新媒体学则一直追随着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步伐，不断提出与拓展新媒体研究议题，逐渐发展出一个独立又交叉的学术领域。

专业学术组织与专门学术刊物的成立往往标志着一个研究领域独立学术身份的建立。就世界范围内的新媒体学而言，《计算机辅助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创刊于1995年，互联网研究者学会（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成立于2000年。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简称ICA）和国际媒体与传播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等综合国际性学会下都先后设有新媒体相关的分支。而在中国内地，新媒体学的确立稍晚于国际。在中国互联网走过第一个10年之际，两个学术会议“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和“新媒体与新思维论坛”均在2004年召开，并于2008年合并为“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成为中国网络传播学会的官方年会。与此同时，《中国网络传播研究》集刊于2007年创刊，成为国内新媒体学的首个专门学术刊物。这些会议与刊物的创立都标志着新媒体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

三学科建设

早在21世纪之初，新闻传播学者便确立了网络与新媒体学的学术地位，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和子学科。[3]国内高校纷纷成立网络传播专门机构从事相关研究。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南京大学的网络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的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新媒体研究所等。在学科发展早期，这些研究机构在组织学术研讨会，创办学术期刊，促进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高校均设置了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相关方向的专业和课程。目前，新媒体学领域已在中国新闻史学会（一级学会）下设立了中国网络史学会（二级学会），是该一级学会下设的22个二级学会中的一员。截至2019年4月，中国网络史学会拥有92个团体会员，主要由高校新闻院系组成，也包含一些互联网公司和互联网治理部门。[4]

目前，拥有新闻传播学学术或者专业学位授予点的院校，一般都开设网络与新媒体方向。而有些高校（例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甚至设置了“网络与新媒体”方向，与新闻学、传播学并列。这些学科设置的操作实则是对不少学者眼中的新媒体研究困境的一种突围尝试。正如谢新洲和李彬指出，新媒体研究具有多学科背景的特点，既有媒体自身的研究规律，也需要依仗多学科的知识体系，因此学科局限性的掣肘之下的传播学难以与新媒体发展的大势相融合。[5]而陈力丹、魏然等学者也认为，作为工业化社会大众传播产物的传播学架构已经无法解释信息革命化社会互联网传播带来的非线性、圈层、超链接等现象。[6][7]相信随着新媒体技术对传媒生态的持续推动，这些对新媒体学的反思会继续体现在学科建设的改革中。

四人才培养

新媒体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也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上。传统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着眼于大众媒体传播模式下的专业素质训练。面对新媒体的挑战，不同院校在课程设置上做出反应，却又各有侧重，共形成三种主要模式：一是以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为代表的“以传统新闻学训练为主，互联网信息传播和应用为辅”的模式；二是以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为代表的“以互联网应用和技能训练为主，传统新闻学训练为辅”的模式；三是以复旦大学为代表的“以传播学训练为主，以互联网信息传播和应用为辅”的模式。[8]从第四次学科评估结果来看，这三种模式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优劣之分。而面对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媒体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新媒体冲击，新闻传播课程设置可以进一步强化理论、方法、实践和交叉学科四个模块，突出数据技能、故事素养和交叉视野、数据新闻。[9]

第九章 网络与新媒体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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