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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西：东西方3000年》第27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看来这趟旅行可是要遭罪了。”老阿插了一句，他的语气中多少有点儿言过其实。
“没事，我有经验。前年我从酒泉到敦煌就是坐吉普车去的，两地之间也有四百多公里，而且途中都是不毛之地，如今只多出了百十公里而已。”我说。
“百十公里，你可不要想得那么简单，道路状况可大不相同呢！”老杨似乎要劝我知难而退。
从酒泉到敦煌走的是用沥青铺设的平坦的甘新公路，途中虽然要取道安敦公路，但这条路也不错。算来算去，一路上只有最后二十公里的小路尚未铺好而已。而我们即将要走的西域南路，确实与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什么样的路我都愿意体验一番。”此时的我自信满满。
此时，地委的热合莫夫副主任赶了过来。虽然我们都称他为“热副主任”，但他并不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年轻人，而是一名温良且时尚的老先生。自从他坐到长凳上加入攀谈的队伍，话题就发生了转变，因为他此来主要是为我们补充一下一会儿就要观赏的歌舞知识。
“您之前有没有在剧场看过新疆歌舞呢？”热副主任问我。
“四年前我曾在乌鲁木齐的人民剧院看过一次。”我回答道。
“是吗？要说音乐歌舞，我们这儿可是出类拔萃的，而今晚的歌舞团成员可都是当地人。歌舞团到喀什周边十一县巡回演出，既能给当地人民带来快乐，又能鼓舞他们的劳动热情。如今正好赶上到喀什市区表演，大家也可以借此一饱眼福了。”
热副主任并非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历史上，同属于南疆的龟兹（今库车）和于阗（今和田）乐舞驰名中外，而从热副主任的话语中，似乎透露出乌鲁木齐的歌舞团成员也以南疆人居多。所以客观来说，他的话绝非言过其实。
说到此，我也突然想起今年年初到日本演出的天津歌舞团成员中的维吾尔族名伶阿依德拉，她就是库车人。
不一会儿，艾拉夫开着车来接我们去电影院观看歌舞。院如其名，其实“喀什电影院”最初是为广大民众播放电影而建的。喀什市内的主要建筑物基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建的，唯独这座可容纳千人的大型电影院是为数不多的民国建筑，据说当时可以和行政长官公署相媲美，不过如今在高楼大厦的反衬下早已不那么起眼儿了。
我有幸忝列在最前排的中央位置，而且座椅前的小桌上还用保温杯泡好了热茶。茶水是那位在宾馆工作的维吾尔族姑娘给的，不想她也随行到此。
开演之前，一个四岁左右的小女孩跑过来喊我“bowa”，惹得热副主任开怀大笑。维吾尔语“bowa”是“爷爷”的意思，而那名小女孩正是热副主任的小孙女儿。在这种和谐融洽的氛围中，既可以一边品尝香茗，又可以欣赏乐舞，航班停飞和即将坐吉普车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烦恼此时早已飘到了九霄云外。
温馨喀什剧场，悠悠我心激荡。少年时代，我也常会在戏剧或电影开演之前难抑澎湃的心情，而今这种感觉已经多年未曾体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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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歌声飘荡、舞姿飞扬，既有独唱又有合唱，既有独舞又有众舞。此外，还有借鉴了短喜剧技巧的歌舞。有一个场面讲的是像是地主狗腿子的一帮人穿着带钉的长筒靴抢夺百姓的农作物，为了营造气势，他们踩着舞台“噔噔”作响，同时挥舞着皮鞭横行无忌。皮鞭之下，无辜百姓惨遭毒打，四下里四散奔逃。此时，那种昏暗阴沉、气势汹汹的氛围令人不由得心弦紧扣。
后来，光明终于来到，舞台也突然一下子亮了起来，有人抱着水稻、小麦、土豆、葡萄、西瓜等农作物，也有人将它们高高举起，脸上洋溢着无尽的喜悦，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其中有一对男女最为引人注目。男人的脸庞和胡须似曾相识，女人是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似乎也在哪里见过。
“啊！他们是……”
当我发出惊讶之声时，旁边的热副主任告诉我说：“那是土鲁森夫妇。”
没错！舞台上的那两位演员正是昨天还在给我们讲述自己如何“翻身做主”的土鲁森夫妇。看来，他们的经历已经被搬上舞台，成了一幅壮丽的叙事诗篇。
热副主任所言不虚，演员们的表演非常精彩，一向不好音乐的我俨然已经完全沉醉其中。虽然歌舞团成员基本都是维吾尔族，但也许是为了照顾我这个主宾的感情，主办方有意在台词中增加了部分汉语。
最后压轴的是女高音歌手娜鲁赫的独唱。她看起来三十岁上下，嘹亮的歌喉和纯真的情感流露赢得了阵阵掌声，“再来一个”的呼声不断。当连唱了三四首之后，她虽然说“这是最后一首了”，但台下依然掌声不停，而且颇有节奏，观众意犹未尽的心情完全体现在了这节奏整齐的掌声中。于是，娜鲁赫又站在了台前。
“那我就以这真正的最后一首感谢大家。”唱罢，她终于得以华丽退场。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喀什人不仅能歌善舞，而且十分热爱歌舞且极具欣赏能力。在他们面前，任何有瑕疵的歌舞都无法登上大雅之堂。对于舞台上的表演，台下的观众最为敏感，甚至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舞台上的演员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台下的反应，因此他们都会拿出自己的绝活尽情表演。虽说处在大陆性气候影响下的西域，夏季的早晚早已变得凉爽，但舞台上一直热气沸腾。因为坐在最前面，所以演员们脸上的如注汗水我看得清清楚楚，而他们穿着薄衣的身体，也已汗流浃背。
“汗透罗衣雨点花”，我忽然想起了唐代诗人刘禹锡《和乐天柘枝》中的诗句。
“柘枝”一词源于“Tashkent”的音译，即我们所熟知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这里曾位于大宛以西，也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提到的赭时国，其他史书中多称其为“石国”。当然，这里在古代也属于西域，其歌舞和音乐在唐代非常流行。
《乐书》有载：
柘枝舞童衣五色绣罗宽袍，胡帽银带。
这里所说的“胡帽”并非是普通的维吾尔族帽子，看起来和羽饰宽大的哈萨克帽十分相近，用以表演也颇能增加舞台气氛。
我虽然对柘枝舞不甚了解，然而诗句中“汗透罗衣”的表达却足以说明舞蹈动作的激越。
西域的舞曲经唐代中原地区传到日本，虽说有些在中国早已亡佚，但有不少雅乐却在东瀛得以幸存。另外，翻看《教坊记》等中国史料，就可以发现《兰陵王》《春莺啭》《苏莫者》等舞曲便残存其中。
《春莺啭》是高宗早晨听到莺叫声后，命乐工白明达写的曲子，并将这个曲子称为《春莺啭》。白明达是著名龟兹音乐家，所作乐曲带有部分龟兹风格。
《兰陵王》是以北齐神武帝之弟兰陵王长恭这一历史人物为原型而谱成的曲子。史曰：
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木为假面，临阵着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
不过《兰陵王》是否是西域乐曲，目前尚有争议。
《苏莫者》又名“苏莫遮”“苏摩遮”，属西域乐曲无疑。该曲原本是作为消灾祈福的活动曲目，从祈求冬天寒冷、天降大雪的“乞寒泼胡”游戏发展而来。《旧唐书》等史料认为这种习俗源于西域的康居。对此，长安西明寺的僧人慧琳认为“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
慧琳（公元737～820年）曾著《一切经音义》一书（全书一百卷），他俗姓裴，疏勒人，是唐代音声、训诂方面的大学问僧，所以当时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很有可能曾经往来西明寺向其求教。想到这里，忽然感到日本和喀什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据慧琳所说，西龟兹人头戴浑脱（黑色羊毛帽子），脸罩野兽或鬼神面具，向行人泼泥水，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这种游戏在7世纪末8世纪初唐中宗时期的长安城内大为流行，后来据说中书令张说以“失容斯甚”为由向皇帝求禁此戏，并获得允准。
我想，这种由泼泥游戏而改成的舞曲，其势必然铿锵有力。
喀什电影院舞台上维吾尔演员卖力地表演以致汗湿衣襟，其中自然受到了上述传统的影响而显得极具活力。如今，仍然有人头戴“浑脱”唱歌起舞，而他们身上的“浑脱”几乎和英国白金汉宫卫士头上的黑色羊毛帽子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