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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匈奴立刻联合车师国，包围了戊己校尉。然后，龟兹也结好焉耆，攻杀了西域都护陈睦。而当时的龟兹王建乃匈奴拥立，所以他的举动毋庸置疑是得到了匈奴的指示。
明帝之后，十八岁的章帝即位，他随即召回了戊己校尉（当时戊己校尉关雄阵亡，戊己校尉耿恭被救回），并决定不再补缺西域都护一职。
班超等人陆续平定了鄯善、于阗、疏勒等西域南路诸国。当时的疏勒王兜题是龟兹所立的库车人，所以班超平定疏勒之后，即立疏勒先王之子忠为疏勒王。疏勒人都希望班超借机杀死兜题，但班超未允。
“杀之无益。让龟兹感受大汉威德方为上策。”班超心想，他深知平定西域不能只靠武力。
如前所述，汉章帝在处理西域问题上比较消极。也许是担心孤军深入，章帝急忙传召身在疏勒的班超班师回朝。
班超领命离开疏勒，疏勒的边防大将因此悲观自杀。他觉得“汉使弃我等而去，匈奴爪牙龟兹必然反扑”。
离开疏勒途经于阗时，众人紧紧抱住班超所乘之马的马腿。
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
听到这样的话，班超决定拂逆皇命。
就这样，班超一行急忙转回疏勒，此时的疏勒已经被龟兹占领，班超于是迅速肃清了疏勒国内的龟兹势力。之后的三十年，班超一直待在西域。
此时的匈奴国力日渐衰落。之前已经南北分裂的匈奴，又遇到了鲜卑和丁零等塞外部族的压迫，不得不退出西域。
匈奴既弱，一直伏于匈奴伞下的龟兹对外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龟兹臣服于东汉王朝。那一年，东汉再次设置西域都护，并任命班超担任此职，班超即决定将都护府设在龟兹。龟兹曾背叛过汉朝，并和焉耆一道杀死了前西域都护陈睦。班超将西域都护所在地设在龟兹，是为了便于东汉朝廷对这里进行管辖。三年后，班超集中了龟兹、鄯善等八国七千余兵力讨伐焉耆，以报当年杀死陈睦之仇。此战中有龟兹兵参与，不能不说是对当年战事的一种讽刺。后来，焉耆王被斩，其首级被送往洛阳。这是一场残酷的复仇之战，其间，斩杀五千余人，俘虏一万五千余众。至此，西域全境平定。三年后，甘英出使罗马。
血雨腥风的战争层出不穷，西域人民渴望的并不是因利害冲突导致的战争，而是贸易带给他们的利益。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从根本上希望和平，希望能够和家人一起过上稳定、充裕而美好的生活。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于是他们不得不寻求一些内在的精神支柱。
那么古代的西域人民都有什么样的信仰呢？这里公元3世纪以前的佛教遗址无迹可寻，虽然没有遗址，并不能断定那时佛教没有传来。据说公元1世纪中叶，即汉明帝时期，佛教已传到中原，那么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又如何能跨越西域这个地理间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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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梦金人，于是问群臣。群臣答曰：“西方有神，名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于是帝遂遣使者前往天竺求法。据《资治通鉴》记载，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明帝遣使印度叩问佛法大道。此外，该书还讲述了东汉皇族出身的楚王刘英酷爱佛法的故事。
北齐魏收所著《魏志·释老志》中，提及汉武帝时期霍去病讨伐匈奴时，曾得到一丈多高的金人。如果这个金人是佛像，那么公元前121年佛教即已传来。不过这应该不是佛像，很可能是匈奴祭天的神像，因为印度塑造佛像始于公元1世纪之后。
汉武帝时期，出使西域的张骞就听闻天竺有佛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的使节伊存那里接受口授《浮屠经》的故事，在《魏书》中有明确记载。
不管怎么说，班超率众长驱西域，西域各地战火绵延的时候，那里就已经有佛教存在了。也许在佛教之前，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就先入主了西域。这也可能是由于西域到伊朗之间交通更加便利的缘故吧。
战争持续得越久，当地人就越希望得到灵魂的救赎，所以一时间，众多信仰都应运而生。公元2世纪中期，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大力推行佛教。由于当时贵霜王朝的版图已经延伸到了喀什和和田一带，所以此时的西域也洋溢着深深的佛教气息。
东汉安帝永初元年，东汉王朝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虽然段禧在班超之后接任西域都护，并驻守龟兹，但毕竟远在千里，西域和洛阳之间极少联络。于是王公大臣奏曰：
西域去洛阳甚远，且反乱频繁。纵有屯田之法，亦难久持。
于是朝廷决定废除西域都护。此时，距班超离开西域尚不足五年。
汉朝退出了对西域的管控，匈奴自然闻风而动。虽然匈奴实力大不如前，但对弱小的西域国家来说，北匈奴依然是强大的敌人。
汉安帝延光二年，班超之子、西域长史班勇率军西出柳中（即吐鲁番盆地）。第二年，龟兹王白英率姑墨、温宿等国加入班勇大军，击退了匈奴。正如后世所说，东汉对西域的管控并不十分牢固，真可谓是三绝三通 [1] 。
东汉的势力并没有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匈奴更是力不如前。这种情形对西域而言却恰到好处。因为一来匈奴无法征收重税，二来汉使也往来较少，不会给西域带来沉重的接待负担。反之，如果东汉的力量完全从西域消失，匈奴就会借机卷土重来，不利于西域和平，甚至会导致西域产生弱肉强食的无政府状态。
西域各国并没有留下历史记录，这多少有些遗憾。如果他们有历史记录的话，很可能会将公元2世纪说成天赐良机。那时，东西贸易繁荣，入住洛阳的西域人何止千万。号称中国佛教首座寺院的洛阳白马寺，也许起初就是驻留洛阳的西域人常去朝拜的地方。
此外，柳中的屯田兵最初都是免于刑罚的罪人，但后来普通汉族百姓也加入了进来。中原战乱时，吐鲁番盆地会有更多的汉人迁移过来。
前面班超所立的龟兹王为白霸，后面参加班勇军队的龟兹王为白英。其实，龟兹王室大多都是白姓，或者是帛姓。这是因为龟兹当时使用的是接近于希腊语、拉丁语的吐火罗B系语，不可能和汉字沾边儿，所以“白”或“帛”正是汉字音译。
唐代的史料中也多有将龟兹王名写成汉字的用例。据近代学者冯承钧研究，唐史中的“苏伐勃驶”的龟兹语为“Suvαrnα puspα”，即“金花”的意思；“诃黎布失毕”的龟兹语为“Hαri puspa”，即“狮子之花”的意思。两个国王姓名中的“puspa”都为“花”之意，汉字音译过来即为“白”或“帛”。如今龟兹的白姓来源，也以冯承钧说最为有力。
据《坏目因缘经》所说，印度的阿育王将国土的一半分给王子法益，而龟兹和于阗正好被包含在内。阿育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73年～前232年 [2] ，适逢中国战国末期，几乎和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同时。阿育王所刻的摩崖文中尽列佛法弘扬之地，但却未见龟兹和于阗的一纸半字。
阿育王时期的摩崖文、火石柱文并未提及龟兹和于阗，所以龟兹是否包含在其统治之下，或者说那里是否曾有法师宣扬佛法尚无定论。不过阿育王曾派人直接或间接地到西域地区和希腊周边传扬佛教的可能性极大。
关于和田建国的传说，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讲道：西方阿育王将犯罪大臣流放在那里的同时，东方皇帝之子也因罪发配至此。后来，这两股势力展开斗争，东方获胜，但西方势力也因此安居下来。
作为东西文化的中心，流放、逃亡者曾经在西域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个故事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在西域各地中，吐鲁番盆地在接纳自东而来的移民中贡献最大。西汉时期，这里就是戊己校尉府所在地，汉族人曾在此长期屯田垦荒。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三国时期群雄并起，中原人民广受战火的荼毒。无奈之下，他们纷纷走上了西迁之路。公元3世纪初期，广袤而肥沃的吐鲁番盆地最终成为中原移民避祸乐居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