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西蒙·库兹涅茨逝世后的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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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库兹涅茨离开我们已经25年多了。美国现在的人口规模与1985年相比扩大了1/3以上，经济总规模增加了一倍。因特网、电子邮件、笔记本等新的、重大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人们的交流、受教育和研究方式。对新技术的某些细节，库兹涅茨可能会感到有些惊讶，但是，各种新技术不断涌现完全是在库兹涅茨预料之中的。

库兹涅茨期待技术创新将会加速，部分是因为将会有更多的人去应对挑战；部分是因为，经济体内存在一种固有的承受和挑战以及各种层出不穷的极限的态势。库兹涅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亲增长的文化（Progrowth culture），而这种亲增长的文化并非唾手可得。不是每个国家都愿意用现在的闲暇来与未来较高的产出作交换。库兹涅茨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亲增长文化在高度发达的国家将会取代休闲文化，占据主导地位。

不管怎样，在二战后的岁月里，经济衰退通常是短暂、温和的，而经济复苏则强劲持久，于是，整个社会充满了乐观的气氛。二战后，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平均只有11个月，而经济复苏持续的平均时间则达到了5年之多。库兹涅茨去世的时候，经济正处在复苏势头额外强劲的时期，它持续了将近8年之久。

在随后的几个商业周期中，经济衰退同样是短暂、温和的，而经济复苏则强劲有力。直到布什执政当局的最后一年和奥巴马执政的头两年里，美国才陷入一轮严重的经济衰退。目前使用的反衰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未能重振美国经济。虽然政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从20%增加到了24%，但失业问题并没有得到显著的减少。经济衰退在2012年初得以终止，但经济复苏是脆弱的。官方的失业统计数字在8%左右徘徊；如果将那些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沮丧工人（Discouraged workers）加进来，总失业率应该在16%左右。

在二战后绝大多数的经济复苏中，GDP的增长率为6%左右。然而，在当前的政策框架下，经济增长步履维艰，增长幅度在1%~3%。或许，还需要一些时间我们才能得到数据，以便能够更加充分地评说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经济发展历程。

2012年3月，作为一家超党派的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1]宣称，美国经济状况在2012年上半年会持续改善（Conference Board，2012）。在同一个月份，克林顿执政时期的财政部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得出结论，认为减少政府干预会严重伤害经济复苏的努力（Summers，2012）。萨默思在奥巴马执政初期还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

但是，强调将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的政府干预政策是否足以抵消高失业率吗？该政策与民主党前几任总统如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以及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采取的政策大相径庭。这几位总统将重点放在了促进经济增长上，他们确信，水涨船高，收入的增加将使政府有财力开展再分配项目，如公共医疗服务。

在过去的25年期间，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亚洲的增长。库兹涅茨曾经意识到亚洲国家的发展会加速。但在当时，只有日本提供的数据可以追溯到19世纪，而且数据质量可靠。亚洲其他国家的长期数据几乎没有。即使是到了20世纪的第3个25年，对印度和韩国两个国家的学者来讲，要想从本国获得可靠的有关人口、收入和教育水平以及增长方面的数据依然是举步艰难。许多西方学者对这些国家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的可信度表示怀疑，认为它们是一种宣传而不是统计信息。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颇具影响的报告，题目是《东亚奇迹》。该报告主要讨论了日本和另外七个表现出色的亚洲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报告显示，这些国家在1965~1990年期间，发展速度快于世界其他地区（该报告在一个补充性的注释中，提到中国大陆也在经济奇迹圈内）。报告在结尾部分提出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政策，强调宏观经济稳定性、低通货膨胀率、具有竞争性的外汇汇率以及对教育的高水平投入。

如何解释现有的中国统计数据，存在很多技术问题。除此之外，有关中国发展速度还能维持多久的讨论也非常热烈。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要超出其在以往任何一段较长时期内所能达到的水平。在一系列的产品市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已变成一个主要因素。中国石油消费仅次于美国。最近几年，在全球石油消费的增长中，中国占了40%。中国还是世界上钢铁、水泥和铜的最大消费者。

按照人均收入衡量，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在1978~2002年期间，有69%）要归结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工业部门而言，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6.2%，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5.7%。中国经济增长的30%有可能来自于劳动参与率微弱的提高以及产业之间的人员流动。绝大多数劳动力依然在农业部门，所以，中国的增长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潜力。伴随着中国走向当代技术前沿领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也会随之转移到工业和服务行业。

资本投资——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能够为中国今后几十年带来快速的发展。受过大学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工人，其劳动生产率分别是那些最多只接受过九年教育的3.1倍和1.8倍，这凸显人力资本对增长的潜在作用。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也有了惊人的增长。1990~2007年期间，空调的拥有率年均增长15%，计算机年增长32%，手机年增长48%。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国。

中国和印度快速的经济扩张引发了分析家们对这两个经济大国作为全球政治力量而重新崛起的猜测。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最近推测，到2025年，被该委员会称之为的“多极化”将取代美国在政治上的主宰地位。该委员会预测，多极化“不大可能会产生一个单一的、拥有绝对权力和在法理上充当制度检查（overhaul）代言人的占据支配地位的民族国家”（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2008，81）。然而，我们现在已经处于多极世界，这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创建的。美国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已经受到来自欧洲、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限制。克林顿和布什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就是在基于这种认识下形成的。

关于美国今后在全球的影响力，我们自己的看法是，它取决于更多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它有赖于美国在未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美国劳动生产率依然保持在年增长2%~4%，那么，美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就可以延续到2025年以后，完全领先于它的竞争者。美国对全球的影响力还与美国是否愿意加大对科学研究和开发的投入以及是否愿意提高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口比重有关。对上面提到的两个条件，我们持乐观态度（we are optimistic on both these counts）。中国在过去的增长取决于他们对美国和其他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现有技术的适应能力。与中国不同，美国处在生产的前沿地带。因此，美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取决于我们研发新技术的速度。新技术研发是一个过程，它需要有充足的工程师去设计新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以及产生这些新体系赖以生存的新兴科学。像过去一样，每个产业部门都会对新技术做出反应，这是因为新技术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利润。

[1] the Conference Board，另译为美国经济评议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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