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19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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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以后，我曾经问过哥哥：你恨过蛐蛐儿吗?因为我知道曾经影响我哥哥生命历程的一场大病，病根就是因为“总理遗言”案关押在京城监狱时种下的。哥哥很久没有回答，目光穿过窗外飞向遥远的地方。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说：假如蛐蛐儿从一开始就告诉我真相，我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的，毕竟“总理遗言”中的许多想法和提法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和猜测过，更重要的是，要不是因为我，蛐蛐儿决不会这么深地卷入政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可是……所以我一点也不恨他，他比我更惨。
一旦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在公安人员看来，整个案子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当时，中央高层内部斗争激烈。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总理遗言”这样大的政治案件显然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而这样的政治背景必然应该产生在干部这个阶层，蛐蛐儿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符合上面追查的要求。我哥哥在上海被抓后，公安局的挖地三尺般的抄家让他们大有收获。他们在我姐姐房间的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胖。经调查，阿胖正和我姐在谈朋友，而阿胖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阿斗和阿斗身为省厅局领导的父亲；其在浙江大学当处长的母亲；蛐蛐儿前女友那位时任省委组织部处长的父亲。
涉案人员中有七个将被押送到北京。他们是我哥哥、父亲、姐姐，蛐蛐儿和他的父亲，阿斗和他的父亲。
5月下旬一个阴沉沉的日子，一辆接一辆紧拉着窗帘的吉普车悄无声息地从杭州火车站一处不被人注意的边门驶进了通往北京的火车站台，一列和普通火车没什么两样的火车已经静静地卧在铁轨上。与众不同的是，这列火车周围没有熙熙攘攘你挤我拥的乘客，而是一片肃杀和静谧。悄然驶进站台的每一辆吉普车的车门都正对着一节车厢的门，而每一节车厢的每一扇窗户都紧拉着窗帘。神秘和紧张挂在每一个乘警和列车员的脸上，他们显然事先接到了有关方面的通知，知道今天押解的是一批十分重要的犯人。
后来我姐姐告诉我，虽然并没有蒙上她的眼睛，但是从她被带出关押的房间到坐上吉普车，再到坐上火车，她始终不知道自己是被从哪里带到哪里，她的视线所及超不过一米以外。当她从吉普车上下来，还来不及朝两边望一下，一左一右两个身穿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就以最快的速度将她架上一节车厢，推进一个包厢。包厢里除了一个当兵的和她自己再没有第三个人。当她四下张望，试图寻找什么时，当兵的严肃地告诉她，一个包厢一个犯人，你不用寻找，你什么也找不到的。倔强的姐姐一再问当兵的要把自己押送到哪里去，当兵的冰冷的眼神和紧抿的嘴唇终于让姐姐放弃了打探，但从小聪慧过人的姐姐还是从当兵的那一口纯正的京片子中判断出：自己应该是被押往北京。
哥哥、姐姐、父亲的被抓让我的生活从此产生了彻底的变化。我们家那幢美丽的小楼四周昼夜布满了便衣警察。只要来我们家的人，很快就会遭到公安局的传讯。母亲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她让我给所有想得起来的人打电话，告诉他们家里出事了，叫他们千万不要到家里来，我们不想牵连更多无辜的人。几天后，家中的电话被掐断了。